父亲的“背影”

　　父亲的“背影”

　　方鸿儒

　　笔者出席上海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列席证”（图片一）

　　父母在老北站送儿赴北大荒（图片二）

　　父亲是浙东慈溪观海卫前方村人（相传该支方为方孝孺后人），性格耿直而硬气。

　　家中兄妹七人，我是长子。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便对我寄予厚望，叮嘱我要“成为方家门的第一个大学生”。

　　小小年纪，我便把父亲的嘱咐铭记在心。事实上，我也很争气，读书很勤奋。从小学直到1966年高中毕业，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但性格犹如父亲，倔强而独立，尤好出风头。

　　1966年6月文革伊始，我写下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而成为全校“老造反”，并在组建学校校革会时因为我虽出身资产，但能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被区革会批准为校革会委员。

　　而父亲在文革期间因为在解放前伯父经营的兴记驳船公司有两只驳船，解放后一手拿定息，一手拿工会会员证而从港七煤炭装卸区物资科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每天和煤炭装卸工在运送煤炭的皮带机旁清扫煤屑。

　　经过两年“停课闹革命”后，时值1968年初，根据上级精神，我们被安排到上港一区劳动锻炼。

　　那年4月，我有幸列席“上海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见图片一）而神兜兜地坐在主席台上，并作为红卫兵代表发言。而父亲却在港区码头身心疲惫地扫煤屑。荒诞岁月，父与子俩貌似“红与黑”。

　　有一天做中班途径港七码头（港七、港一码头相连），正巧看到父亲脖子上围着一条已被煤屑染得黑乎乎的毛巾，在输送煤炭的皮带机旁低头扫煤屑。父亲抬头看到我，目光中流露出满是疲惫与忧伤的眼神。我与父亲四目相对，竟连一声“阿爸”都没叫而擦肩而过！

　　1968年夏毕业分配，我写下血书，主动要求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而成了知青连带队副连长。

　　那年8月1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挥别家乡，告别父母，奔赴北大荒。

　　盛夏季节，天气炎热，父母衣着简单朴素，父亲穿着老头衫，母亲身着方领衫。那天父母已早早等候在站台上。我在与前来送行的师友话别留影后，便抓紧列车即将启动前的间隙时间，在站台较空旷的地方，与父母合影留念（见图片二）。

　　那年头正值“文革”期间，家中经济状况十分拮据。全靠父亲每月68元微薄薪水支撑着全家九口人的生计，经常寅吃卯粮，艰苦度日。

　　但父亲顾念着儿子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怕我口干舌燥，还是在列车起动前匆匆去站台栅栏外买了两斤橘子让我带上。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普通站台虽然距离道轨高仅半米左右，但对父亲来说攀上爬下依然是艰难的。

　　我坐在车厢里，只见人到中年瘦骨嶙峋的父亲先是小心翼翼地用手支撑着，双脚慢慢跨下站台，再迈过轨道，艰难地爬上对面站台，在栅栏外的小贩处卖了橘子，再爬下攀上……

　　父亲卖回橘子后，匆匆和母亲一起上了车厢，反复叮嘱我路上要照顾好自己。但当年正热血沸腾，豪情满怀的我却只知挥舞红旗，招呼战友而并未体会父母的牵挂与担忧。

　　为表示自己不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而与父亲“划清阶级界限”，在北大荒的日子里，一封家书只问候母亲，令父亲十分痛苦。

　　一年后，在劳动期间父亲还出了工伤（锁骨骨折）。收到母亲的来信后，我立马跟荒友们借了四十元钱寄回家中，聊补我对父亲的愧悔。

　　直到1972年春节，当我拖着满身疲惫的身子，理想的头撞在了冰山上，回家探亲，进门叫声“阿爸”，我才算将曾经失落的良心拣回，将愧悔补偿。

　　那年当我要回黑龙江时，父亲还特向单位工会借了50元互助金，为我买了去大连的“长锦”号客轮三等舱船票——生活再苦，他也不想让儿子吃苦。但自己却穿着补了又补的“老头衫”独自在十六铺码头送我上船。

　　想到父亲自小对我寄予的期望，而我对父亲又是那么地忤逆不孝：想到父亲因为家中经常揭不开锅，总是长吁短叹；想到父亲因为年轻时得过大叶性肺炎又干繁重的体力活而夜间不断咳嗽：想到父亲为了我的远赴北大荒准备行装将母亲的一枚钻戒作价80元当掉了……

　　想到这一切，当汽笛拉响，船缓缓离岸，我站在船头，望着父亲穿着老头衫，人刚到中年却因操劳过度而弓着的“背影”，我还是止不住流下了辛酸的泪。

　　父亲并不回头，只是踽踽地渐行渐远而步出码头大门。但父亲写满人生沧桑，贮满父爱的“背影”，从此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成为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