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〇曹文乾
一个家如果没有了妈妈,就算不上完美。母亲离我们已有8个年头了。
2016年的5月2日,我永远也见不着她了,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在宜昌农村,是一位极为普通的人,有着淳朴和勤劳的秉性。母亲总是闲不住,不仅要做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儿,乡下人还要自给自足种粮食、蔬菜,来供给一家人的生活。我家的菜园里,一年四季总是葱绿的,我们的饭桌上,也时常有新鲜的蔬菜交替更换。
母亲很疼爱我们。每到腊月,母亲总是早早地给我打电话,叫我们一家大小都回老家过年,别老呆在学校。除夕前几日,我们回到老家,母亲很高兴,大家围坐火垄,谁进厨房做饭,谁负责洗菜,母亲安排自己拿锅铲炒菜,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到了过年那天,大家热热闹闹地在灶台前后,各负其责,忙个不停。不大一会儿功夫,菜都上桌了:蒸年糕、糖醋排骨、野鸡汤、肉圆子、辣椒炒腊肉……这都是我们的最爱。
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母亲也渐渐老去,她少了往日那种不服输的倔强。不过母亲庆幸的是有个恩爱体贴的丈夫——我的父亲。她的晚年生活有父亲的呵护与陪伴,应该是幸福的。
母亲最大的不足是性急,对任何一件芝麻小事总是耿耿于怀,难以释放,总是没完没了地唠叨。我想,她的这种性格与后来的疾病缠身,恐怕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关联的。以致于她沾了一身的病,常年离不开药罐子。
为了给母亲看病,父亲四处寻医,一位老中医建议她要提高自身免疫力,不妨吃点红薯试试。为了验证老中医的话,我查阅了相关资料。红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等10多种微量元素,不断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对皮肤有一定的滋养作用。
母亲夜晚守红薯。每年的九、十月间红薯便成熟了,收红薯是忙碌中最惬意的事。家乡满山遍野都是殷殷的红薯。每到这个时候,生产队里就要安排劳力,把社员们分散到每块地里开挖红薯,大家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大的、小的红薯一个劲地往筺里拣,拣满了,就倒在田中的地上。红薯挖好后,就要开始着手分红薯了。每一块土地因为土壤有肥沃与贫瘠之分,红薯的个儿大小也就不一样,所以每一块田里家家户户都分有红薯。生产队长、记工员按劳动工分的多少,对各家各户一一对照工分账本进行分红薯。在每一块地里都是过称称好了的红薯,每分好一堆儿红薯,生产队长就放一张字条,纸条上写有姓名及红薯的斤两。那一堆一堆红薯,就是一堆一堆粮食。
分到的红薯如粮食般珍贵,倘若不及时挑回家,别人就会偷走。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后面的山岗上一块坡地里,分有几百斤红薯,我们奈何不着搬不了家。可是,天黑了依然不见父亲的踪影,母亲急的直跺脚,只好找我们作伴,拿着手电筒守候在寒冷漆黑的山岗上。
小时候,我们放学回来,一放下书包,就跑到人家挖过的红薯地里找一遍,把遗漏的红薯或者还埋在土里的红薯捡回家,帮自己家里捡一些“粮食”回来。
母亲喜欢做红薯给我们吃。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红薯就成了我们乡下老百姓餐桌上的主食,我对红薯有着不一样的情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依稀记得我家挺穷,全家七口人,父亲在大队铁业社学打铁,母亲常年多疾。那年头靠工分分粮吃饭,因为我家缺劳力,一年到头仅分到两三百斤口粮,平日里阖家大小顿顿吃红薯。
孩提时,我爱贪玩,在外面玩饿了,跑进屋喊一声妈,母亲就会给我几个香喷喷的烧红薯。念中学时,生活很艰苦,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母亲总是早早地给我晒红薯片。那时候称之为“苕皮子”,让我在课间里饿了拿出来充充饥,我的学生时代都是靠吃红薯度过的。
为了我们的成长,母亲管教甚严。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与几个小伙伴在院子里玩游戏,我见小伙伴们玩一阵子后,就跑向别人的卷席上抓一把晾晒的湿“苕皮子”,有的小伙伴偷拿后逃也似的没了踪影。饥饿的我在一旁实在是经不住诱惑,也趁没人的时候抓了一把,偷偷地跑回家,我正得意忘形地吃着乐着,突然,“啪”的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岁里,母亲为了改善我们生活,把红薯做出了多种吃法。把红薯蒸熟了,当“馒头”一样,这叫蒸的吃,还可以烤着吃,放到锅里煮饭吃,把红薯蒸熟了切成片晒干了,可以炒着吃,把红薯打成面粉状,做成红薯饼吃。
小时候,我们喜欢把红薯放到火笼里,一边烤火取暖,一边用火烤红薯,烤熟了的红薯远远地就闻到一股清香,犹如现在街上的“烧烤”一般,又香又甜的红薯吃的时候别有一种滋味。那个时候,我们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过早”。冬天,山里娃对烤柴火情有独钟。我们兄妹五人围坐火笼,中间吊着个大鼎锅,母亲把一个个红薯洗净后,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放进吊锅里沸煮,待红薯煮熟后,我们每人盛上一碗,那时叫做“红汤苕”,那年头,喝汤苕竟也觉得甜津津的。轮到中午,母亲又变换着花样,用筷子在吊锅底层纵横摆成“井”字形,尔后将一个个大小一致的红薯置于筷子上,注入适量水后用火蒸,待红薯蒸得八九成熟后,我们每人用竹筷子戳上一个,相当于现在街上的馒头一样慢慢咀嚼,这便是当时有名的“蒸苕”。到了晚上,母亲变戏法似的先将红薯切成块片,然后又切成丝状,最后切成丁点儿,里面添上少量的大米混拌煮熬,且美其名曰:红薯稀饭。
最让我难忘的,是母亲的红薯饭。有一次周末,我从大老远的土门念书归来。母亲见我饿得黄皮剐瘦怪可怜的,她面带愧疚地说:“孩子呀,家里实在没米了。”母亲拿了个葫芦瓢在左邻右舍转悠了一圈儿,空手而归。
那日晚上,母亲睡得极晚,待第二天早上吃饭时,我才见碗里盛的是喷香喷香的红薯米饭。原来,母亲昨晚到生产队找保管员,通过开“后门”借来25公斤谷子后,又连夜冲碾。我从母亲那只布满皱纹的手中接过盛有红薯的米饭,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手中的碗就像有千斤重,怎么也端不起来。
我总算享用了一顿用红薯煮的米饭,这次,我才吃出了这红薯饭的味儿来,也品尝到了那深远而崇高的母爱。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用不着餐餐吃红薯,但我时常忆起心头那殷殷的红薯来。
(作者简介曹文乾,教师、湖北宜昌市作家协会会员、市散文学会会员。闲暇时光,喜好码温暖的汉字,喜欢用键盘耕耘贫瘠,用文字编织人生,徜徉隽永的文字世界,心游弋在文字里,醉在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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