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三次教诲
刘海清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母亲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但是，在母亲那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她是文化水平很高的，那个年龄的村妇极少有读过书的，可是母亲出生于大户人家，读过五六年的私塾。所以，母亲的说话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至少我的感觉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母亲特别爱看戏，知道很多故事，我很少的时候，她就经常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杨家将力保大宋江山、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故事。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到县一中当了一名语文老师。母亲慢声慢语却又是很严肃地跟我说：“你要好好地工作啊，别让国家白白地培养你一回！”母亲的话让我心里一动。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工作的！”母亲说这些话是有来由的，我是1979年上的大学，那时农村还没有脱离贫困，我大学期间的学费、伙食费都是国家买单的。
我在一中工作了四年，刚刚参加工作，万事开头难，我可是如履薄冰，不敢有半点松懈。教了两届高三毕业班，1986年，我所教的高三毕业班语文高考平均分获得全市第二名。
1985年暑假，我结婚了，妻子在另一个县当老师，结婚即分居，我们两地相隔三百华里。各自教学任务都相当重，极少见面，联系只能靠写信。
1987年，因为工作需要，我调到了县教研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不当语文老师了，却管起了全县的中学语文老师，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既新鲜，又刺激，当然了也是个挑战。
这年，我二十八岁，已经褪去了稚气和年少轻狂，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母亲的话又萦绕在我心头，我到新岗位了，那就放手一搏吧！
三年后，妻子从另一个县调到我们县，我们安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家。
教研员的工作主要是到各个学校听课，检查，开展教研活动，举行各种竞赛，上传下达各种信息，同时也带有行政意味，还要配合其他科室的工作。
我所在的县地处燕山深处，也是个国家级贫困县。县域广大，山势高峻，交通极其不便，工作条件也是异常艰苦。我在教研室工作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段。现在，我离开这个岗位已经23年了，还常常回想起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所经历的人和事，特别是那些难忘的事。说来也奇怪，连做梦都是那个时候的事。
那时交通不便，班车很少，路况极差。我到一所偏远的学校，要颠簸三四个小时。数九寒天，早晨四点就起来赶车。经常住在乡下。我遭遇一次车祸。那是一个春天，早春的微风仍然难以抵挡住山野间的寒气，农人们已经开始种地了。我下乡返回途中，班车沿着盘山公路开到半山腰，司机突然打盹，车子猛然偏出道路，往外侧冲去，人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几秒钟时间，车子突然卡在了路边隆起的小山包上，45度角倾斜着，往下一看，是个斜坡，足有七八十米长，坡底下是一片平地，三个村民正在种地。人们这时才慌乱起来，有的喊叫，有的大哭，我倒是很镇定，我高声喊，大家不要怕，没事的，从里侧车门出去，我是最后一个出去的，这时我看到司机面如白纸，冷汗直流，腿都软了。几个女乘客蹲在路边，大口呕吐。我们庆幸逃过一劫，否则，车子翻下山坡，我们连同三个村民，后果难以想像。我至今还奇怪，当时是生死关头，命悬一线，我出奇地一点都没有害怕。过后，我的害怕劲不知不觉就来了，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很长一段时间，夜里老是做恶梦，有三年时间，我一坐上班车就恐惧得无法克制。
1990年12月底，我在离县城一百多里的一个中学检查，天下起了大雪，连下三天三夜，大雪没过膝盖，远处的山头就像一个个白馒头。回县城没有班车，我们一行三个人被困住。等了一周，积雪没有融化，我们急得火冒钻天。校长雇了一辆马车，要把我们送到县城。我是小组长，坚决否定，那样太麻烦。与校长一番争执，决定把我们送到离县城五十多里路的一条县级公路上，我们走回去。送到后，我们开始步行，路上积雪已被踏平。我们翻山越岭，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我们走到一座叫做王杖子岭的顶上，往西面看，红日斜挂，橘红色的晚霞映红半边天幕，群山巍峨，绵延无尽，大小高低的山峰在晚霞的映照下，似一簇簇红色的巨浪。好一幅苍山落照图！那壮观的景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到了岭下，我们在老乡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才到了县城。
有一次，我在一座距离县城很远且班车极少的相当贫困的乡镇中学检查，已经出来三天了。快吃午饭的时候，总校长赶来，说我妻子把电话打到总校，我上幼儿园的儿子从滑梯上摔了下来，受了伤，让我赶回，没什么大事。我当即就要走。校长说别急，吃完饭再走，回县里已经没有班车了，必须往西翻过两座山岭，到另一个乡等待外县来的过路车，大约四点半到。我草草吃了点饭就赶路，路越走越高，人家越来越远，我第一次走，道路不熟。看到路边一个六十上下的男人在干活，我想问问路，谁知此人直勾勾地看着我，啊啊地说着什么，手里比划着，原来是个哑巴。我们这里的说法，出门问路问到哑巴身上，是相当不吉利的。我苦笑了一声，继续赶路。晚上七点多到家，儿子额头上缠着绷带，破了一个口子，伤势不重。我连吓带累，急火上攻，发起高烧，连夜住院。
我一次下乡整整一周，周末兴冲冲地回家。到门口看见妻子正在泼水，我说我回来了，妻子冷冷地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一句话没说。这是怎么了？我进屋才看到，我们住的两间房子，中间的隔壁墙塌了半边，满屋砖块，泥土，砸坏了大衣柜等家具。妻子没好声气地说，你走后就塌了，你再不回来就可能把我们娘俩砸死了！什么也指不上你！
我在教研室工作的十年，所吃的苦，受的累，遭的罪，一时无法诉说，真有些不堪回首的感觉。尤其是遇到几起突发性的、意料不到的事，让人措手不及，甚至有几分危险。比如，我在长途车上被地痞推搡，在下乡途中的班车上被醉汉刁难。我在城市公交车上被偷，好在损失不大。我在城市广场，被人用假金戒指企图行骗。我在火车站，被小商贩强卖。我在宾馆住宿，半夜被失足女纠缠不休，我最后说我是警察，你再不出去，我把你铐起来。我也曾几次想换工作，到一个无关紧要的科室，喝喝茶，看看报，舒舒服服，拿着薪水。但是，每一次，当我想起母亲对我的殷切的教诲，我立即打消了离开的想法。感谢母亲，让我咬紧牙关挺过了这十年。
1999年，我和妻子在一起生活了九年之后，妻子调往省会，12岁的儿子随母南迁。从此，我又开始了漫长的不知何时结束的分居生活，天长路远，云山阻隔，相距整整一千二百华里。我因为弟兄一人，照顾父母，留在老家，当时母亲已经身患脑血栓，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一天，母亲坐在板凳上，佝偻着腰，用不太清晰的话语跟我说：“你到这个岁数了，还夫妻分居了，不要因为我们，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家庭，都怪我们，拖累了你。“母亲似乎有些话还要说，硬是打住了。我有些吃惊，母亲怎么说起了这个？知儿莫如母，母亲是理解我的，有些话她没有细说，深说，母亲的话里明显有着担忧，妻子和儿子毕竟远走高飞。让我倍感不解的是，母亲这个时候还把我的工作挂在嘴上，不忘告诫我要好好工作。她这样的农村老妪。老眼昏花，弯腰驼背，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哪来的这种境界？啊，啊，是我错了，我看错了母亲，低估了母亲，与母亲比起来，我倒显得有几分低俗呢。这到底是我的母亲啊！流逝的岁月和老病的身躯，并没有改变我的母亲！
我很快离开了教研室，带着评中学特级教师的美好理想去了一所中专，按说，从教育“衙门“机关出去的人，应该名正言顺地担任一官半职，我没有考虑这些，一头扎在教学第一线，担任两个班的课。我每周12节课，还要看三个早晚自习。学校管理非常紧，有严格的考勤办法和请销假制度。我只能五一、十一两个长假，寒暑假去省会，一年就四次与家人团聚。
我的讲桌前不断变换着新鲜的面孔，时光就这样悄悄流逝，这一干不知不觉就是多年。
近年来，许多同事看我年龄大了，劝我别再教课了，找个轻松的岗位待着吧，我婉拒了。一个与我关系很要好的同事，同时也是个作家，好心好意跟我说：“刘老兄，很多比你小好几岁的人都不教课了，你可以去阅览室、图书室做做管理，一来没有压力，一来可以满足你读书的愿望。”我说，很多同事都这么劝我，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真的不想离开课堂。我永远忘不了我刚参加工作时母亲教诲我的话，我不好好工作，就觉得有悖于母亲，对不起母亲。同事大笑：“真书生也！“
2012年8月，母亲脑血栓并发肺性脑病，心力衰竭，身为医生的二姐每天来家里给母亲输液，持续十几天不见好转反而一日不如一日。二姐跟父亲和我说，母亲怕是大限已到，让我们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母亲已经不能起床，饮食靠喂。母亲本来就瘦小的身躯好像又萎缩了一圈，母亲盖着被子，躺在那里，满头花白的头发就像一团乱麻，满是皱纹的脸黄中透黑，整个人显得没有一点生气。我看一眼，就难受得吃不下饭。母亲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神志有时不大清楚。一次，母亲很明白的样子，神态也安详，她把我叫到身边，看到两鬓斑白的我，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异样的神采。她跟我说，她知道自己阳寿已尽，但不怕死。她死后最担心的就是我，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也快到老年了，家庭还处于分散状态，她要我多往省会跑跑，不要心疼路费。她又说，我工作上不能松，我是国家的人，就得为国家尽力。越是到最后越是要干好工作，将来退休了也不后悔。说着，伸出枯树枝般的手，哆哆嗦嗦地从褥子边拿出五百块钱给我。我接过钱，跑到后院，差点哭出声来。我真想爬到南山顶上，哭得山摇动，树点头，云颤抖。我可怜的母亲啊，她自己已到临终，她生命的钟摆每时每刻都会停止，还这样惦记我，嘱托我，教诲我！
2012年9月12日，草木依然葳蕤，天空依然朗洁，但仍让人感到秋风的阵阵凉意，这一天，母亲去世。我请了一周假，安葬了母亲，我擦干眼泪，带着疲惫至极的身躯，继续上课。
2017年，我患上了一种顽症——末梢神经炎，两只脚底麻木，双腿膝盖以下像两个铁箍箍着一样，两条腿感觉就像两根木棍一样僵硬，一度走路、上下楼都很困难。我遍请中西名医看病，经过长时间的系统治疗，外加针灸按摩，才得以缓解，但此病目前尚无根治办法，且极其顽固，时好时坏，并不稳定。
即使这样，我步履蹒跚着依然给学生们上课。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我很难站立着坚持下来，有时候，实在坚持不了了，就扶着讲桌站一会，或到空位上坐几分钟。上完课后，我满头大汗，眼冒金星。书记校长我们是几十年的同事，多次让我请假休息，我硬是没有答应。我因为三次外出看病，有请假条，按考勤制度规定，年终还被扣掉了三百多块钱绩效工资。有时候，我也想，我何必这样自己与自己较劲呢?身体状况既然这样，不任课也完全在理。可是，不任课，我去哪里？拿我这个比较迂腐的书生来说，不教书其实就等于什么也不能干了。我一旦无事可干，工作为零，不就违背了母亲对我的期望吗？母亲去世才几年，我还没有从丧母的悲痛中完全走出来，就辜负了她老人家的愿望，我跟自己能说得过去吗？
学校很大，有三百名教师，自然了，有很多事，免不掉众说纷纭，众口铄金。同事们，特别是彼此缺乏了解和交流的同事，对我有两个不解，一个是我临近退休，依然在任课；一个是我天天读书，总往阅览室跑，一摞一摞地抱着书刊。这个习惯确实如此。我本身是省作协会员，业余一直坚持创作，经常有文章发表在各级报刊，我平生只爱读书写作。我校教工阅览室和学生阅览室在一起，负责管理的是八位清一色中年女老师，她们对我是格外的尊重。但是，时间一长，我明显感觉到她们看我的眼光似乎总是怪怪的，我并没在意这些。一次，我与一位沾点亲戚的管理员说起这事，她说：“姐夫，我们都不大理解你，这么大岁数了，老婆也不在身边，天天看书学习，究竟有啥用？你这个岁数的人，都在享受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姐夫你何必太苦了自己，太对不起自己了？”我哈哈一笑，说了一句：“我就是这个命！”其实呢，她们哪里知道，我的工作和生活的背后，与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020年春节刚过，我再有一年就退休了，按学校的规定，离退休剩一年的老师，可以不上班了。加之疫情笼罩，我被困在家中，每天看书，写作，累了就去爬山。没有了工作，我倒很不适应，感觉心灵缺了依傍，情感缺了归属，力量缺了倾泄。我有些心神不宁，浑身上下，很不自在。
2020年7月，我应聘到县实验高中，负责宣传工作，主编一报一刊一号（公众号），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又焕发了青春，年轻了二十岁。虽然没有任课，但是每天与老师和学生打交道，依然与语文教学密不可分。实验高中刚刚成立，宣传工作还处于空白。每天组稿，看稿，采写，编辑，校对，操作，外联……忙得不可开交。
早晨，清新而硕大的朝日被大山的巨手缓缓托出，第一缕曙光瞬间洒遍山峦林壑，我骑着山地车快速驶向十几里外的新校区。傍晚，柔美而沉静的夕阳用她温润的嘴唇亲吻西山之巅的时候，我揣着一天的收获和满身的疲惫，踏上回家的大路。
我为教育事业工作了三十八年，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业绩，也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做到了问心无愧，当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回首往事，心中没有遗憾。
究其原因，一个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也好，一个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读书人的道义也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的良知也好，一个深受国恩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感恩也好，这些固然都包括在内。然而，三十多年里，母亲的三次让我刻骨铭心的教诲，它们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是我几十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念源泉，是我几十年不断坚守的精神动力，是我几十年面对艰难困苦的意志支撑。
刘海清，河北省秦皇岛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河北作家》《河北文学》《当代人》《秦皇岛日报》《南方散文》等报刊，入选《当代华语作家文选》、《当代作家散文卷》，文学评论在《名作欣赏》《阅读与写作》《中国教育报》《中学语文》等6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曾获2021年、2022年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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