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王安石
清漓
苏轼和王安石的恩怨是宋史中颇为人所关注的内容，但两人的人格都无可怀疑，对彼此的才学更是倾慕有加。
王安石，自律，专注，还有能力，人活着就该把自己的价值体现的淋漓。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说他的。可以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就全力以赴发展事业，假如事业处于平淡期的话，那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像苏东坡一样。苏东坡政治敏感性不高，正如朝云所说一肚子不合时宜。
王安石或许生活上无趣，但是他专注于搞事业，才会变法；苏东坡会生活，对生活特别讲究，才会意趣横生。
一个艺术家，一个政治家，两种境遇，两种人生境界。我怎么觉得正因他俩出现在同一时代，才更加衬托出彼此不同，有点相爱相杀、成就对方的意味。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苏轼总是反对声喊得最响的那个，按理说也是王安石最头疼和痛恨的那个。作为主持变法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应当是残酷又清醒的，将变法路上的阻碍都清除掉，变法才有可能成功。
苏轼可能有点恃才傲物，豪放无边，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之后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卷入“乌台诗案”，他的诗词被有心人收集起来构陷，苏轼被抓起来经受百般折磨，差点性命不保时，王安石却站出来向宋神宗求情，痛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纵然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合，彼此看不顺眼，可王安石从未“公报私仇”，仍旧珍视他的才华，明白苏轼确有才能。事实证明，王安石没有看错，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官，每到一处，他总能用自己的力量造福百姓，促进当地发展，也总能深得民心。
在对苏轼的态度上，看到王安石并不仅仅是个政治家，而且还是个有品性、有风骨的人。
王安石和苏轼虽然彼此互不买账，可仍不耽误，他们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官！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上书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富国强兵，进行全面改革，而反对者谤议不断。熙宁七年（1074）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朝中舆论王安石变法乱天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于是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次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再次被罢相后，心灰意冷，放弃了改革，退居钟山。
此时，王安石的孤独心态和艰难处境与傲雪凌霜的梅花有着共通的地方，因此写下了：“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元丰七年，王安石闲居金陵，苏轼从黄州流放归来去看望他。王安石野服骑驴到江边迎接，并叫苏轼不要拘礼“岂为我辈所设”，两人一笑泯恩仇。
苏王的这次会晤，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唯有苏轼的这首诗告诉了人们可能的结果。
次荆公韵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高风亮洁的人，为人坦坦荡荡，虽政治观点不和，但从没对彼此下过黑手，都值得尊重和敬仰。也同样在历史的天空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朝堂上的政敌，人生中的知己。两人同样是诗坛豪杰，就像王安石，你只看到他工作狂，你有没读过他的小院回廊春寂寂，为谁零落为谁开？像东坡，遇事不悲观，不气馁，在逆境中依然活出最好的姿态。一切只是生命的体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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