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小脚
历史总是不断被人抛在后面，曾经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渐渐被人忘却，不过作为我们曾经经过的岁月，好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记得解放初期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周围还有好多包小脚的老人，她们大多出生于前一个世纪，随着大清帝国的没落而逐渐消失，庆幸的是到我母亲那一代就已经不用包小脚了。感谢时代的进步，让我的母亲能够带领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感谢时代的进步，让现代的女生有机会考虑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和爱好；感谢时代的进步，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考虑是自由自在的散步，还是花前月下。现在走进任何大街小巷看到的，都一定让人更加舒展、洒脱，为我们今天的时代增添风采。
封建礼教害人不浅，受害最深的当然就是女同胞了，包小脚是一件很残忍的事，那个时候女孩很小就要开始裹脚，刚刚学会走路就得开始约束脚的生长，待其长大再包就晚了。如果女孩长大一点再包就需要长辈用裹脚布把脚指折断包裹在脚板下面，还必须常常消毒、裹紧，这样脚就长不那么大了，当然错过了最佳时期脚的大小也会成问题，只有从幼年开始才有可能小至“三寸”。那个时候女人最小的小脚被称“三寸金莲”，是用来形容小脚之美、是用来形容女人之美。那个时候人们到结婚过门之时，长辈和宾客往往要先看新娘子的小脚，以小为美，大脚女人往往嫁不出去或者降低身价，让周围的人耻笑，其实这应该是一种邪恶、莫名其妙的审美观。那个时代，女人以小脚为美，男人要束辫。
其实“三寸金莲”只比马蹄稍微长一点，想一想这样得忍受多大的痛苦和折磨？我的外婆就有一双小脚，那个时候每一次看她剪脚指甲、修脚都很困难，她必须用剪刀和其他的一些工具才能完成，常常鲜血直流，还得回过头向我们微微一笑，怕我们害怕，叫我们别看。回想那些场景都是对封建理教的控诉。其实小脚并不好看，首先是行走不方便，站立不稳。封建礼教宣扬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大多数女子不能去学堂读书，终生在家侍奉丈夫和公婆，实际上限制了妇女的生存权。
我的外婆按照现在的审美观点年轻时应该是非常漂亮，如果不包小脚应该是落落大方，行动自由，就是因为小脚行动很不方便，像挑水、跑步、跳舞都是不可能的。为了给家中分担家务，我很小就学会了挑水，挑水的地方不远，开始桶里只能够装一半，压得肩膀很痛。我小时候很依恋外婆，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穷，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围绕在外婆的身边，就是孩提时代无尽的乐趣。回忆我的童年，总是离不开她，镶嵌在脑海中的是看她一针一线给我们缝制布鞋，还有衣裤上面一圈一圈精致的补巴。外婆很爱干净，家里每天都是那样整整洁洁。
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洗衣机，每家都是一个大盆，一块搓衣板，一根木棍就是人们的洗衣工具。那个时候小件衣物在搓衣板上打肥皂用手搓，稍微大一点的干脆就拿到河边或者水井边的石头上，浇上水用木棍反复锤打，而大件物品则需要首先烧一大锅肥皂水，放在大盆里泡一泡，然后人脱鞋进去用脚踩，再用清水反复几次。我们家也是这样，因为外婆脚小站立不稳，只有我们在家的时候才会这样安排。这个时候外婆就用她那个湖南长沙口音给我们吆嚯，我们兄弟几个轮流进去，好像在和外婆做这样的游戏！
我的外婆名字叫陈国华，平常穿着比较讲究，即使在家每一颗扣子也都要扣得整整齐齐，像电视里面那些大户人家的理事。夏天她喜欢穿一件湖南人喜欢的“香元纱”衣服，轻薄凉快，手中总是摇着“蒲扇”给我们驱赶蚊子。外婆喝茶要放一点茶叶、姜片、几颗炒熟的黄豆，几杯下去后连茶叶一起吃下去。高兴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炒一种湖南味的胡椒饭，在饭里面放一点猪油，酱油，稍微焙干有一点锅巴就行，最后再洒上胡椒粉，虽然没有放鸡蛋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外婆有时候也会生气，她会在竹扫把上面抽出一根细长的竹条，打在我们的腿上，留下一道又一道清晰的红色印迹，几天以后才会散去。她的理论是这样不会伤骨头，每一次在腿上都会留下清晰的记录，让你记下难忘！
外婆对人热心正直，受人尊敬，“官”至街道居委会委员，掌管居委会印章。邻里们都常常会找她帮忙，这个时候外婆就会迈开小脚，忙上忙下的不亦乐乎。外婆祖籍湖南长沙，湖南地处中原，丰富的物质和人文造就了无数英雄人物，外婆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我的妈妈也很漂亮长相随她。湖南有很多不同的方言，足以使人眼花缭乱，不过长沙话还比较好听、好懂。长沙人称小女孩叫妹佗、小男孩叫伢子、爷爷是嗲嗲diadia、奶奶叫埃芥aijie。我们没有按照定式而称她“埃芥”，这也可见她在家中的地位。
我母亲冯玉群是她的小女儿，母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37年日本火烧长沙，外婆带他们逃难到贵阳，姨妈和姨爹走丢了，很多年后才联系上，他们逃到上海安亭姨爹的家乡。当年日本人只攻入贵州独山，所以逃到贵州的湖南人很多，一路风餐露宿，外婆说当时拿着钱和金器也换不到吃的，伤、病、饿死了很多，有时候早晨起来，周边都是死人！最难忍的是从死人堆中爬出来。
姨妈梁正琪，姨爹唐如荣，姨爹是上海安亭人，解放以前做一点小生意，解放后在上海安亭的一个商店工作，当时全家靠他的工资生活，当然生活就比较拮据，姨爹很爱干净，平常喜欢带袖套，和电影上面那些老式上海生意人一样精明，如果他生长在这个时代，一定会红红火火。姨爹一表人才，要不是我那个姨妈怎么会看上他。他们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上山下乡时儿子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大女儿去了黑龙江，我想应该是受够苦之后又回到上海。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奉母亲之命，借串联的名义和妹妹免费坐火车去上海看望他们，母亲很困难仍然叫我们带去了200元钱，他们都很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老一辈的离去，我们渐渐地失去了联系，姨爹和姨妈应该在上一个世纪就离开了人世。愿表弟、表妹幸福、开心！
舅舅冯国才，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开车运输，他给我们讲述了战争的残酷，一次他所在的车队试图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敌人投放了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车队大部分牺牲，他的眼部受伤。战争结束后分配到贵州凯里汽车修理厂，育有3女，国家困难时期举家到新疆寻找生活，大约70年返回凯里，后去世。舅舅为人很好，一辈子都很苦，母亲说他年轻的时候，白天上工，晚上拿几盒香烟去卖，赚几个小钱给我们买吃的，我没有能够报答他。
估计外婆的前夫应该姓梁，要不是为什么姨妈姓梁。我不知道外公叫什么名字，母亲说解放后外公在铁二局上班，当时家住贵阳市观水路，从家到上班处有一个比较长的陡坡，晚饭后急急忙忙去单位开会学习，坐到凳子上就滑下去了，听说墓地在贵阳马王庙，应该早就平整建房了。
外婆对我很好，我小的时候，常常坐在她翘起的腿上，听她用湖南的方言唱：“摇一摇，摇大伢子捡柴烧，一天捡一担，十天捡一挑，又有卖又有烧，又有银子进荷包”。我去上学，她常常迈着那一双小脚悄悄递给我五分钱，那个时候我们都很穷，也不会在外面买小吃。我喜欢看书，这一点钱就常常成为坐在书摊上的筹码，可以说我读过的课外书籍大多集中在这个时期。那个时代汽车不多，我常常在回家的路上看书，有时会撞到人行道上的大树，还会有汽车在身后鸣响，有惊出一身冷汗的感觉！比较起来现在的孩子们很享福，拥有很多的物质和便利，唯一缺少的是我们所经过的磨难和纯真。
外婆很善良、勤劳，她在的时候母亲什么都可以不用做，所以母亲不能干，她把我们带大，一直到我即将毕业参加工作，才因病离开我们。那应该是66年吧，在文化大革命前，一个秋天，学校组织我们去陕西实习，临行前她送我出门，给我口袋里放了五元钱，不愿意我离去。不久姐姐的信封里装来纪念她的黑色袖标，姐姐说她最后还在叫我的名字，我很难过，但是哭不出来。我不信迷信，没有去她的坟前磕头、烧纸，但是她实实在在是我最最思念的人，我只有一个“埃芥”！在我的心里，永远承载着对她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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