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科举”

　　闲聊“科举”

　　方鸿儒

　　科举沿革。倘从周代的乡举里选，三年一“大比”，以考查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人才之肇始，到汉代的察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的赓续，再至于魏晋南北朝的所谓“九品官人法”的改革，直至隋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千年“科举”算是肇基于隋，确定于唐，完善于宋，中落于元，鼎盛于明清矣。

　　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历史上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科举制度。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清代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考资格，先要参加童试，称为“童生”，取得入学资格后称为“生员”，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正式的科考分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又称“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又称“秋闱（闱：考场）”参加乡试的是秀才，取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在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或“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生”，第一名称为“会元”。

　　以上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要有一定程式，字数要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雅称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

　　科举本质。史载：燕昭王求贤若渴，不惜重金揽才，以千金求千里马，问计于郭隗（燕国贤士）。

　　郭隗先生以古代某国君以千金求千里马的故事说：“从前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良马。可三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一位侍臣自荐带了千金去买良马，但买回来的竟是一副良马骨头。国君大怒。侍臣辩解说：‘贤士们得知大王您买死马尚且舍得花费五百重金，何况买活马呢？这才能表明大王您寻求良马的诚意啊！’”高价买马，意在“揽士”。

　　科举是皇上收买士人为之服务的一种手段。皇上并不隐讳这一点。汉武帝曾下诏说：“夫泛驾之马，跅（tuo）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那些不循轨辙的烈马、放荡不羁的士人，也在于我如何驾驭任用他们罢了。“

　　科举”者，皇上揽才、御才术也。唐太宗“尝私幸（驾临）瑞门，见新进士缀行（连贯而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gòu）中（圈套）矣’。”

　　科考目的。千年科举，几多士子折桂蟾宫，又几多学子折戟科场。焚膏继晷，皓首穷经，不过就是为着“功名”二字。

　　士人热衷于“功名”，把“科举”作了入仕的途径，也就甘心被收买和笼络，虽老死科场亦无所恨矣，“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在封建时代，“功名”特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称号或官职名位，是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尤其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功名体系。获得功名意味着“学而优则仕”，可步入仕途，光宗耀祖，所谓“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

　　据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苏轼与友人许冲元对话，提及冲元登科时所作赋句“可谓奉大福以来绥（安定）。”冲元自嘲道：“敲门瓦砾，公尚记忆耶？”意指当年应试文章不过是敲门用的碎瓦，考中后早已无用。

　　科考笑谈。“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语）的李白李太白先生，因出身商人家庭，而唐朝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商人子弟无资格参加科举。尽管他才华横溢，却因身份被挡在体制之外，连一张“大专文凭”（倘按当下行情看情同“废纸”）——一块“敲门砖”都没捡到，真乃是可悲复可笑啊！

　　于是谪仙人选择另辟蹊径——以“诗名惊天下”换取举荐机会，走“终南捷径“，结交权贵、干谒求荐，甚至入赘豪门，只为叩开仕途大门。

　　然而，即便短暂进入宫廷成为“翰林待诏”，他也因狂放不羁得罪权贵，最终被“赐金放还”，理想幻灭。

　　“谪仙人”啊谪仙人,天上“诗仙”不做，去官场混什么呢？好歹清醒不算晚——“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功名）”！

　　比较李太白先生的狂放潇洒，来去自由，聊斋先生的功名之路堪称更其坎坷而漫长，对“功名”的执着追求几乎到了不中举死不瞑目的癫狂境界矣——犹如网上疯传那些“高考狂人”迂腐到家了！

　　但你可别小瞧松龄兄哦！其少年得志‌，19岁时参加童子试（县、府、道三级考试），凭借出众的文才，连中三元，获得秀才功名，名震一时。

　　‌然则，科举之路充满挫折，蒲兄19岁中秀才后屡试不第。科举失意，蒲兄便借马骥（《罗刹海市》中的主人公）“怀才不遇”自况，设定马骥为商贾之子（犹如李太白），暗含科举制度对工商之家的限制。罗刹国的官员皆“双耳皆背生”“鼻三孔”之形，影射清代科场官僚盲目愚钝，亦算是聊解胸中郁闷之气！

　　‌直到71岁时，蒲兄才通过考贡，被授予“岁贡生”的功名，象征性地获得一纸“荣誉证书”，地位略高于“秀才”。

　　‌但蒲兄的文学成就庶几远超其功名，其代表作《聊斋志异》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蒲兄聊可自我慰藉一颗被功名折腾得千疮百孔的心，可悲但亦可值矣！

　　明清国子监和各级官学的教科书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孰料粗通文墨的朱和尚朱元璋还增加了自己的著作《大诰》，把《大诰》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其“金句”中出题，宣扬绝对君权，要求臣民服从的封建主义。

　　朱元璋还剥夺了《孟子》的地位，下令从孔庙中逐出孟子牌位，国子监和科举考试禁用《孟子》。他还授意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删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二不听，则易位”等八十五条，都是《孟子》及儒家思想的精华内容。

　　此等可笑又可恶的作为，让莘莘学子，科考满分作文的状元们情何以堪？

　　科举遗毒。科举制度虽已废除百余年，但“遗毒”在在束缚人性，桎梏自由。

　　社会普遍重视学历出身，形成“唯名校”“唯编制”的倾向，与科举时代“金榜题名即荣耀”的心理一脉相承。

　　明清八股取士强调形式规范，压抑独立思考，教学内容偏重记忆与标准答案，与科举“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的弊端如出一辙。

　　科举强化了“官本位”文化，官员被视为“人上人”，公务员考试热度常年居高不下，反映出社会对体制内身份的向往。

　　知识分子易趋于顺从权威，缺乏批判精神，正如梁启超所言，科举是“思想界之最大障碍物”。

　　古代寒门子弟难敌世家教育优势；今日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差距，也让“寒门出贵子”愈发艰难。

　　千年“科举”功过是非，谁人曾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