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日
/陈久麟
从来不爱提生日，在群里，在私底下，在亲朋戚友中。不是低调，不爱张扬，而是这生日来得实在太热，火热得似乎都隐隐隐藏着内疚。
我的几个姐弟生日多在冬天，而我却是真正的“三伏天”，母亲打小(大约我刚刚学会说话)就告诉我，我的生日是“闰五月廿二”每次她还要特别强调：“记住哦，是闰五月。”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闰五月廿二”就是新历7月13日。此后工作简历、身份证都用了新历。
母亲生我之前，生过三个女儿，自然就特别的想生一个男孩，况且我们的家族情况又是特殊，我曾祖生三子，只有长子添一孙子，即我的父亲。三归一，诚惶诚恐亦是正常。
我们家是福州地区第一代天主教友，到我父亲已经几代奉教。而我的母亲则是外教家庭，嫁入陈家后，没有入乡随俗信奉天主教，直到连生三女，她的信仰观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怀上我后，母亲找当年本堂“老王神父”。经开导指引，母亲接受了基督道理。其实那时她与大多数普通教友一样，只具有最朴素的信仰动因，即“假如…就…”的模式。
生我的时候，母亲没有足够把握，她在一个叫“兰英姐”的接生婆(其为中华万婴之母林巧稚的同学)的家里生，预备的方案是，如果又生女孩，就调包一个男孩回家。结果当然是我，是个男孩，她欢天喜地回家“坐月二”(本地话坐月子)。
当年“坐月二”就在我们大宅院的前房，正厅堂的东厅边房，卧室含阁楼，楼层虽高，但在“三伏”大热天的，且又有那么多传统的坐月子守则，比如门与窗不能打开，不能用扇子，不能沾冷水，不能不能许许多多，说是苦不堪言应该没有过份。
母亲说，她才不管那么多，她是不停地搧扇子，还照样井水擦脸。
我呢，先天不足，从小就多病，月子里这样的闷热环境，痱子啊什么的没有消停。再长大点，感冒发烧是常态，不好侍候为正常，增一衣中暑，减一裤风寒。据母亲说，三天两头往“铭恩医院”(当时一家私立儿童医院)跑，我虽才小小几个月，病成精了，母亲和姐姐抱着我才拐入医院的路口，我就开始哭喊，怕“打针”，直怕到现在。
到母亲学校开学，把我托给一个保姆，保姆家境贫寒孩子又多，每次母亲去看我，都带回一篮子的心揪。长大后，我的二姑经常带着“调侃”的意味告诉我说，一次她去保姆家看我，瘦猫般的孱弱，细细的脖子不堪一颗皮包骨头的脑袋，两个指头轻轻一捻我的小臂，皮几乎就要剥离出来。二姑接我去她家，煮一碗稠稠的米粥，调上好的酱油膏，一调羹一调羹地喂我，那才叫真正的狼吞虎咽，一调羹未碰唇，嘴就乳燕般的张到极限，粥则入口即咽，吧唧吧唧地候着下一调羹。每说至此，二姑总要发声感慨，咳！没见到现在的小孩，一天三餐都跟那喂药似的。呵呵，我大概成了二姑家训子孙的活教材。
此后没多久，母亲就把我带在身边，在乡下辗转教书，直到我上小学一年级，才回到城关。
母亲践履了自己的诺言，她抱着我一起去教堂受洗，规格很高，由德高望重的“老王神父”主持洗礼。母亲领洗后得圣名“玛丽亚”，我领洗圣名取“伯多禄”(基督教翻译为“彼得”)。
圣经记载，伯多禄乃耶稣十二宗徒之一，因一时人性软弱，差一点背主，后以一生忏悔补赎，终成圣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任的教皇。
取这圣名，冥冥之中似乎就是一道谶语，似乎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坎坷与曲折，准备吃苦与克己，准备有心栽花花不发，准备山穷水尽却无路，当然，也准备能修成正果。
都说生日是纪念母亲的痛苦，而“三伏天”的生日更是母亲加倍的苦痛。所以，我不爱大张旗鼓地过生日。
母亲已离开我们十年，每逢生日之际，我总想念她!
奶奶是我小时候生日的煮蛋人，我也怀念她，小时候的生日常常就是在粥锅中加煮一个蛋，以示“生日”与“平日”的区别，回忆起来特别的温馨。
女儿与她的女儿，每年生日都会从异国他乡墨尔本发来生日祝福，我感谢她们，新生代的幸福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末了，也来一个自我祝福：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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