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范文篇1
1.相互尊重、真诚相待。既要通过良好的礼仪修养，展现自尊自信；也要常怀敬人之心，给他人充分礼遇，不伤他人尊严，不侮辱他人人格。要诚实守信，表里如一，以真诚为纽带，促进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情感交流、思想沟通。
2.宽容大度、严于律己。要心胸豁达，宽以待人，多为他人着想，多做助人之事，容人之短，谅人之过。要按照礼仪规范待人处世，注意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把握分寸、尊重差异。要以平等态度对待交往对象，一视同仁，大方得体，把握好度。要了解不同的国情、民族、文化背景，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禁忌。
社会生活范文篇2
【正文】
一
文艺源泉论是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是文艺思想的主导和核心；那么，强调社会生活作为文艺源泉的惟一性则是这一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单从哲学本体论讲，的文艺源泉论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从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一切唯物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都坚持文艺模仿或再现现实。自马列文论产生之后，文艺反映生活的能动性又受到重视。作为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文艺家的主体作用，他有关文艺高于生活的六个“更”字便突出了这种主体能动作用。不过，文艺源泉论的逻辑重点还是在于强调客观物质世界、现实社会生活的第一性、本源性，而这几乎是所有唯物主义者的共识。那么，的文艺源泉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在于他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内涵。将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这些最基层的人民大众的现实革命斗争、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文艺创作的主要对象并从理论上予以旗帜鲜明的倡导，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文艺源泉论与其文艺功能论是密不可分的。
在的文艺观念里，工农兵群众既是文艺家师法的对象，又是教育的对象。其实，也是相信精英文化及其对群众的指导作用的。心目中的精英，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精英文化，便是无产阶级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般精英文化论者不同，认为“精英”不能脱离群众。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估计过低，这主要是因新中国建立前后他曾发起一次又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然而，本人即是知识分子出身，他虽未把知识分子等同于精英，但他似乎也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准精英”的。“准精英”要变为真正的“精英”，必由之路便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了解工农兵群众，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灌输到没有文化的人民群众中去。要当群众的“先生”，先当群众的“学生”。当群众的“学生”，实即了解群众，了解其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学习其朴实的生活作风，在这一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去除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最终还是为了当好教育群众的“先生”。从工农兵中培养新的知识分子，也是扩充文艺精英队伍之一法。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收效并不太理想，要教育民众还得主要依靠由学校培养出来的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化或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一直不太令他满意。为此，新中国建立后他一方面试图改革学校教育，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一方面继续号召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一切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兵，强调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实践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惟一源泉。要求文艺家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是文化建设的一种策略：他希望作家、艺术家通过这种“深入生活”，真正具体、细致地了解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创作出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又体现出无产阶级新文化精神的作品来教育群众，从而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二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文艺思想既有其一贯性，又有较重大的不同之处。之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说明了文艺“高于生活”，但更强调“源于生活”；之后，特别是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1958年以后，他虽然仍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却更突出了文艺的思想精神即“高于生活”的一面。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建国前后的不同命运即映射出文艺思想前后期的不同侧重。40年代的特别重视“实事求是”，赵树理式的从农村基层成长起来的作家由于特别熟悉农民生活，其作品形式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正合乎的文化建设思想和文艺功能观。然而，建国之后的，理想主义精神逐步压倒了实事求是精神，他希望文学作品能塑造出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农兵形象，而赵树理的“吃不饱”、“小腿疼”乃至小二黑、李有才、孟祥英之类皆难当此重任，所以，“山药蛋派”从体现“工农兵方向”的文艺先锋沦落为“中间人物论”者。于是，塑造出萧长春、高大泉之类人物形象的作家浩然理所当然地取代了赵树理的位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的文艺源泉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抹杀；然而，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前所述，其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但在后来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工农兵的生活几乎成了文学创作的惟一对象。以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在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三十年的大陆文学中很少见到。题材的相对单一不能说与这种文艺源泉论无关。胡风派提出的“到处都有生活”之说正好弥补了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的疏漏或偏颇。胡风并不否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他认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应当是一切人的生活和斗争，不只限于工农兵。从哲学本体论讲，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并无二致，甚至在广义的文艺功能观上，他们也有一致之处，即强调文艺要教育人民，要为现实斗争服务。但在文艺的具体社会功能上，分歧就出现了：要求文艺直接服务于政治，配合阶级斗争，而胡风仍坚持“五四”时期鲁迅倡导的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功能观。他认为，文艺的作用不在于向民众灌输某种具体而现成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强化民族精神，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激发其生命的“原始强力”。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胡风反对将“人民”神圣化，他更偏重于把群众看作改造和教育的对象，虽然改造、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之服务。因而，胡风文艺思想的思想启蒙色彩远远浓于政治教化色彩。正因重思想启蒙，胡风历来主张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冲突及人物自我的心灵搏斗，即各种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人生准则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表现人的奴性与原始强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表现得异常复杂尖锐甚至惊心动魄；他们反对把人们的思想及命运转变简单化，反对把转变简单归结为外力作用。路翎对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批评正体现了胡风这一文艺思想。其实，依照文艺思想，《王贵与李香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用形象的方式证明“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的政治道理，这同《白毛女》证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一样，达到了用革命道理教育人民的目的。这个道理浅显易懂，虽未必能激发农民从精神上真正脱胎换骨，具备真正的现代意识，但却能激励其积极踊跃地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除了对文艺具体功能的理解不同，对“社会生活”的具体理解，与胡风的文艺思想也不相同。相比之下，茅盾本人的小说虽大多不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因而不能成为体现文艺方向的样板，但他对文学创作对象的理解同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即都是从社会科学家或政治家、革命家的角度，将社会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将人看作阶级的人、群体的人之一员，从群体来把握个体；而胡风派看重的是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他们是从个体生命出发来理解民族与阶级，理解民族性与阶级性的。从这个角度讲，胡风对文学创作具体对象的理解更符合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更具有现代性。
但是，胡风派对生活的理解仍有过于片面化之嫌，他们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和谐”的一面。将社会生活理解为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固然有其真理性，但文艺表现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领域要比“人生搏斗”广阔得多：它可以是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方式，也可以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或对人类生活与生命的一种感悟与理解，或人的一种感觉、直觉、情感或情绪、心境。对于诗歌来说，表现对象就更多是一种人生的感受与体验，或一瞬间的感觉与思绪乃至幻想、直觉。其实，作为诗人的与作为小说家的茅盾，都是很懂创作规律的，他们的成功之作并不去图解政治观念，而是表现了自己对生命的感受与思考。“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都是作为革命家的诗人真切而独特的生命体验。“战地黄花分外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固然是政治家和革命战士的体验，“人生易老”却是所有曾经沧桑的个体生命共通的感受。既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又肯定“诗言志”的古训。“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命题既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又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如果把“情”、“志”当作文艺的终极源泉，无疑属于唯心主义；但若把它们理解为文艺的直接来源，则并不违反唯物论：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才“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的。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可大致表述为：生活→情志→艺术
依照这种思路，对于现代西方的各种一直被称作唯心主义的文艺观，比如直觉说、情感表现说、本能说等等，我们若扬弃其哲学本体论部分，而把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因素作为文艺创作的直接来源之一，也许更接近文艺的审美特质。文艺表现直觉、本能、潜意识等人类存在的非理性领域，它反映的仍是人的生活；不过，这不是人的外部实践活动，而是人的内在生命体验，而且表现的是19世纪以前整个世界文学史极少涉足的领域。如此说来，真是“到处都有生活”了！不是吗？卡夫卡和加缪们虽未深入工农兵，却也创作出了具有真正“生活”体验的文学作品。
关于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惟一源泉的命题具有永久的真理性，作家确实需要了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只是我们不应把终极源泉理解为直接来源，把“生活”局限为工农兵的社会实践活动。即使现实主义作品，其直接来源也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或解释；所有职业，所有阶级、阶层的个体生命的生活或生命体验都是文艺作品的直接来源。那些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品，其价值就在于将以往很少被人关注的那些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进行了正面表现。我们衡量古今中外一切作品价值的标准，应当是看它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深刻不深刻，或对生命体验的表现真切不真切、独特不独特、精彩不精彩。
我这里特别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绝大多数作家们与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在对待文艺源泉问题的看法上是并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他们不论把人类现实生活理解为异化还是荒诞、多元，都承认作品表现的是作家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理解，并不认为文学作品与作家、与现实生活无关。他们对上帝之死、对两次世界大战、对奥斯威辛集中营之类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耿耿于怀，没齿难忘，这些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形式的冒险正是为了表现生命体验的独特。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对于探索文学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功不可没，叙事学理论填补了以往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空白。但一切形式主义批评的致命弱点是割断了作品与现实生活、与作家生命体验的关系，将文本看作是与生活无关的独立自足体。这违反了文学创作的实际，违反了艺术的真正规律，因为作品总是要传达某种社会文化信息、表现作者的某种生命体验的。作家单凭掌握花样迭出的讲故事技巧，是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创作优秀作品的关键在于独特生命体验与高超艺术技巧的融合。
【参考文献】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新民主主义论》。
3.胡风：《胡风评论集》上、中、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85。
4.路翎：《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社会生活范文篇3
[论文摘要]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选择，中国改革道路反映了三种组织化机制的变动轨迹。中国改革发端干全能政府的控制逻辑，在经历了政府有限化、市场回归和社会的生产后，逐渐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的公共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共治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基本逻辑。
一、引言
发端于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崛起之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目光，他们针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探讨是否存在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的“中国模式”。许多学者把目光聚集在中国改革的路径与方式上。在改革的路径方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路径各有支持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再从上而下的过程，并非通常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曾峻，2005：224)在改革的方式上，虽有不同观点，但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如果说对中国改革路径与方式的研究多来自经济学者的努力，那么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则主要关注权力运行逻辑的变化或公共治理模式变迁以及社会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框架成为这些研究的一个主导性分析范式，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立社会领域的出现是分析的起点。至于国家和社会的具体互动关系与社会的解放程度，则因学者而异。除了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外，基于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政府与市场也逐步成为一种分析话语，进入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者的共同视野。近些年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引发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治理”正在取代“统治”作为分析公共权力运行的话语。因此，有学者开始认识到不同于政府与市场的社会空间的存在，认为“新三元结构”应代替原来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中国的改革是政府、市场与社会“新三元结构”的重构。(包国宪，潘旭，2007)
中国改革带来了社会生活变迁，这种变迁既反映在社会生活方式上，更表现为社会生活内在逻辑的转变。社会生活不同于个人生活，在于社会生活是组织化的。因为这种组织化而使社会成员共同生活，走出“丛林法则”处于共生状态。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早已改变了计划体制下“政治控制一切”的社会运行机制。个体逐步从集体中得以解放，变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然而，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此变得无序，社会成员重新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方式组织起来。换言之，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生活组织化逻辑发生了变革。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分析中国改革以来权力运行逻辑转变的主导性范式。政府与市场尽管主要是围绕经济生活展开的，但经济生活往往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体系之中。(卡尔·波兰尼，2007:50)因而市场仍不失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市场交换把人与人联系起来构成“局部秩序”。亚当·斯密所言的“无形之手”不仅配置经济资源，同时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社会生活。
政府、市场与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方式。它们在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这三种组织也被称为社会上的三大部门。三种组织之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匹配是一个社会实现良好秩序的有效前提。中国改革的历程正反映了三者之间逐步走向结构优化与功能匹配的变动轨迹。具体而言，中国改革道路发端于“全能政府”，在政府放权的过程中，市场化进程得以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发展。随着政府有限化与市场回归，独立的社会空间形成，呈现“社会的生产”。
二、全能政府：一种控制逻辑
中国改革是一种全面性的社会变革，它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对于经济改革学术界有着共识，因为中国正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对于政治改革，则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同，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进行了深刻的经济改革，却不存在政治改革。其实，中国改革最初的动力就来自政治改革，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改革放慢，更多地表现为行政体制改革，所以才导致对中国改革的片面性认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有两个显著的目标取向：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两种目标取向不是分离的，而有着紧密的关联。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必然是全能政府，对计划经济的任何变革都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及其转型，而走向市场经济改变的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对政府模式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因为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不可能是全能政府。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计划经济弊端的深刻认识，计划经济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无效率，僵化的政府管理体制也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活力。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对当时国情的认识，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要搞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理论是意识形态因素；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发展目标因素；国际环境的限制是发展战略和体制选择的空间制约因素。(陈甬军，2001)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同时介入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是用政府计划和指令替代了市场，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则主要是由政府承担社会秩序的供给功能，政府挤压社会空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介入，使得原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承担的组织化任务落在政府身上，政府成为公共秩序的唯一建构者。市场和社会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政府一元化的控制逻辑成为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
有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构成我国传统模式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运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联系。(林毅夫，1993)在这样的逻辑下，政府以无所不包的计划和指令既控制了宏观经济变量，也干涉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在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独立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政府的指令成为分配资源的方式，商品交换活动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允许。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实现经济发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把有限的社会资源投向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然而，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体制，政府控制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一种“非现场决策”。(高明华，2000)在这种非现场决策体制中，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选择都由企业现场外的政府集中决策，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实施，而企业作为实际经营组织却只有执行义务，不能根据效率原则自主地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能根据自己掌握和支配的外部信息及时做出预期反应和采取相应行动，当然也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从而使企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计划体制下政策偏差还造成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社会生产力低下，整个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对社会活动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单位来推进的，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基本上可以被称为“单位社会”。由于社会成员被最大可能地整合进各种单位，社会成员不再以单个人的形式而存在，他们失去了独立的属性，以“单位人”身份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单位不仅是社会成员工作与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成为国家控制与整合社会的中介，国家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个的单位。只要实现了对单位的有效控制，社会的整合与秩序的维持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刘建军，2000)社会成员“单位人”的属性使他们依靠单位而生存与行动，其他的社会团体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前，独立的民间组织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仅有的一些社会团体也被整合进政治权力运作框架，变为政府与党的附属组织。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奉行的是一种政治上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领导体制，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几乎完全合为一体，或者说，公吞没了私，国家吞没了社会，政府吞没了民间”。(俞可平，2002：204)政府控制社会生活的时代，一种强制力嵌入社会领域，原来以自愿为基础的民间治理机制失效，政府的强制担当着社会生活运转与变迁的主导性力量。社会成员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是被动的，是政府借助动员的手段实现了社会成员的参与，“动员式治理”作为政府社会管理的一种常态，使得社会生活(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深深打上了政府“强制”的烙印。
由上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走向了一种极端，政府极大地挤压了市场与社会的空间，甚至吞没了市场与社会，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消失在国家所建构的组织体系中，或者变为党和政府的附属机构，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政府以强制力所建构的社会生活秩序，掩盖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违背了市场与社会各自的运行规律。这种社会生活组织化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试图以此模式长期维持统治，将会由于控制成本的增长以及控制对象的消极抵抗而难以为继。
三、政府的有限化与市场的回归
全能政府的控制逻辑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的政治体制就是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同时又是政治体制。”(王小卫，2004)全能政府在组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时具有一系列弊端，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的运行与发展，这也是中国改革启动的时代背景。从政府转型的角度看，中国改革是逐步改变全能政府的控制逻辑，重构社会生活组织化内在逻辑的过程，即政府放权和分权的过程。政府放权和分权其实是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从无限回归有限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都是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表现。在总结以往机构改革的历史教训时，邓小平指出，“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这势必造成“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邓小平，1994:329)围绕着放权与分权，精简机构与职能转变一直是后来历次政府改革的主线。政府改革从总体上逐步向有效性和规范化推进。
在经济生活中，政府的这种放权过程首先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邓小平曾提出，“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邓小平，1994:131，145)在企业获得自主权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放权”和“企业”扩权的双向互动，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依据相关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政企分开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许维安。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标志着企业将发展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随着政企关系的演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发育，中国政企关系改革将逐渐从国家介入的强制性变迁向社会力量内生的诱致性变迁过渡。
政府的放权还表现在社会领域，社会逐步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空间。政府放松了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使他们拥有了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权利；政府改变了对城市和农村的管理方式，在城市推行居民自治，在农村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总之，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政府转型不限于历次的政府改革，历次大规模改革只不过是一次较为突出的政府转型，在中国改革的每一阶段，都可见到政府的“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保证了整个改革进程的推进，也促使政府逐步向现代政府转型，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在经济领域，中国改革最重大的转变就是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从发展商品经济，到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以及后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过程贯穿着中国改革。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逻辑。市场化改革，使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继续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已不再是抽象的劳动支出，而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不仅个人劳动以社会标准衡量，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个人收入分配出现差距，政府以各种政策调节差距并逐步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创造条件。(冒天启，1999)市场化改革给予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交易的权利，基于自由的交换而不是强制性权力维持着经济生活的运转，使分散的个人走到一起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市场化还介入社会领域，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市场化最有价值的后果是对人们心理、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权利意识、利益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参与意识普遍上升，权力不再是社会的唯一指南。”(曾峻，2005:229)
中国改革从开始就具有典型的市场化取向，市场经济在中国了从无到有，迅速成为经济生活秩序的建构者，特别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市场化改革成为推动中国转型的一个基本动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行政权力自始就介入市场运行，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的力量迅速壮大，开始介入政治生活，左右公共权力的运作，资本和权力相结合主导着后来的改革进程。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引发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过度市场化”，即市场社会出现。在社会“缺席”的状态下，市场社会意味着一种强势逻辑在建构社会秩序，社会生活被整合进经济生活。
四、改革话语中社会的生产
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变革除政府职能转型与市场发育外，还包括独立社会空间的出现。社会空间的出现即社会发育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壮大。“改革开放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使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了民间组织。”(俞可平，2002:196～197)民间组织的出现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和政府改革分不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间组织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而政府职能转型为民间组织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社会发育表明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初步形成。与一些政府官员消极评价民间组织相比，学者们倾向于积极评价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认为公民社会“正在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俞可平，2007)不可否认，公民社会对于推动民主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不足，使其尚不具有西方公民社会的特征，因而其功能发挥也是有限度的。
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是由改革过程中社会发育的路径引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主要有三种路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合作型，(贾西津，2003)但由于是政府主动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因而中国的公民社会或日民间组织基本上是政府选择的结果。“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俞可平，2007)中国的经济改革先于社会改革，民间组织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虽然具有拓展社会中的自主活动空间的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下对自利性动机的诱发力量和对机会主义倾向的助长作用，实际从另外一个方向构成了公民精神的死敌。(陶传进，2003)因此，市场经济尽管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侵蚀了其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一公民精神。就具体改革阶段而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深化阶段，而社会领域的变革却刚刚开始，这势必使中国的公民社会更多地“嵌入”也已形成的经济体系，体现出“市场社会”的特征。
在组织路径方面，社会组织化路径包括两种：社会运动和民间组织，有时候两种路径是相互联系的，社会运动需要民间组织的动员，而民间组织往往也通过社会运动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更大的知名度。(李友梅，2006)国内学者往往以民间组织的数量作为公民社会发育的标准，其实这是一种片面性的认识。改革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政府选择的结果，没有经历由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的转型。这种政府主导式的社会生产又落后于市场的发育，是在“市场社会”中发育公民社会，在没有经历一个“反向运动”的情况下，公民社会的发育水平受制于市场，缺少“能动性”。中国公民社会的生产是政府与市场推动的结果，这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社会在抵抗政府和市场中成长的发育路径，使其脱离了公民权的发育。公民权的“缺席”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只存在民间组织，而没有生产出与此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社会的生产需要一场“反向运动”，即“保卫社会”，抵制政治专制主义和市场专制主义对社会生活的侵占。“保卫社会”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成立更多的民间组织，它需要的是与公民权结合在一起的公民社会。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公民权的生产应先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或者至少二者是同步的。生产公民权的途径包括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这也正是生产公民社会的两种机制。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运动，中国转型社会公民权生产机制是一种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是一种认同感政治，不再寻求特定的阶级利益，而更为关注社会问题。新社会运动以个人认同以及决定私人领域和情感生活的权力为诉求，反对国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侵犯，反对系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操控。中国公民权生产中的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是有限的制度空间，而争取运动空间的过程，也正是公民意识增长以及公民权生产的过程。转型中国的新社会运动更多地表现为维权抗争，沈原曾分析了社会中三大阶级的维权活动，得出结论：农民是从维护“地权”的抗争走向公民权；劳工是从维护“劳动权”走向公民权；业主则是从维护自身房屋的“产权”走向公民权。(沈原，2007)在这些社会运动或者维权抗争中，运动的参与者实现了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公民权从中产生，公民社会也得以形成。
中国社会运动是与改革分不开的，正是改革催生了中国的社会运动。研究者认为决定和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三个因素是变迁、结构和话语，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发端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赵鼎新，2005)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出现，为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深层土壤。改革进程中的利益格局调整引起了利益分化，中国已经由计划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由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和利益不均衡，在社会中引发了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而矛盾与冲突常常酿成以维权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发生。如农业税取消前以减轻负担为目标的农民抗争，上个世纪末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导致的下岗工人上访维权，以及近年来一些城市居民为维护生存环境而发生的街头抗议活动。这些运动虽然具体目标不一致，但争取某些利益却是其共同之处。因此，当前中国社会运动具有显著的利益取向，具体的社会运动总是与特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社会运动的这种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基于合法性的追求，一般以某种公益性目标作为存在的基础。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存在基础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后果是，主流社会对民间组织开始具有一定的认同与接纳，而社会运动则不具备这种合法性。与西方的“运动中的社会”相比，尽管中国的社会运动尚处于发育阶段，但社会运动毕竟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公民社会的生产拥有了一条不同于民间组织的路径。
五、结语：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未来社会生活组织化
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选择，三者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在某些领域它们是一种互补关系。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长，日益需要市场与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换言之，在现代公共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机制都是必要的，不存在哪一种机制被代替的问题，由三种公共治理机制构成的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公共治理的担当者。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匹配是实现良好的治理或者善治的基本前提。
随着政府放权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市场和社会逐渐有了存在的空间，特别是作为经济生活秩序建构者的市场，在政府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获得了快速发展，使中国进入了“市场社会”。市场逻辑超越了经济生活，侵入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变为主导改革的一种基本力量。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强势逻辑最终使改革共识破灭，中国社会出现了反思改革的呼声与要求。在原有的改革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高层适时提出了社会建设，以培育处于“缺席”状态下的社会。社会建设是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一种“反向运动”，是对“过度市场化”的积极回应，表明“市场神话”在中国社会的结束。政府开始通过培育社会组织解决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并回归公共责任承担者的角色，推动“市场社会”过渡到“社会市场”。
社会生活范文篇4
关键词：小学教学；综合实践课；社会生活
教育的本质是教书育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新的知识，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能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学以致用。综合实践课程是根据国家要求开设的新课程，其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更多地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更好地与社会生活接轨。
一、从家庭生活入手，进行基础实践活动
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性格活泼好动，其生活半径主要是家庭生活和校园生活。校园生活更关注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而家庭生活更重视生活技能的培养。除校园生活外，家庭生活也是培养学生能力、增加生活经验、联系社会的有效平台。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小学生会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所以，要从家庭生活入手，由父母引导学生，进行基础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比如，在教学“妈妈的微笑”时，教师可以将学校课堂和家庭生活进行结合，引导学生回忆妈妈每天在家里要做什么，回忆妈妈的样子以及特点，回忆与妈妈开心的经历，然后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并举办演讲比赛，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妈妈辛苦的故事。在课程结束之后，布置作业，放学回家之后要帮助妈妈，分担家务，让学生懂得要感恩父母、孝顺父母。
二、走进校园生活，获得实践经验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一年级的学生具有懵懂天真、依恋心理较重、无条件地信任老师、与社会接触少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在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就应该从一年级学生熟悉的环境出发，循序渐进，从校园生活逐渐过渡到社会生活，获得直接实践经验。同时，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选择与学生校园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选题，给予学生充足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鼓励学生积极发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让学生真实地参与到实践过程中，获得实践经验[1]。比如，小书包是每位学生必备的、熟悉的物品，在教学“我的小书包”时，教师可以采用互动的形式，让学生观察自己的书包，观察它的形状、大小、颜色，然后鼓励学生积极回答问题，在总结出书包的特点之后，让学生动手参与，自己画出理想的书包，给学生想象的空间。通过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书包的认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绘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进行自然实践活动，丰富实践形式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一味地采取单一的教学方法，片面地给学生灌输文化知识、仅仅局限于课堂，很难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难达到理想的课堂效果，而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密切联系社会，带领学生走向自然生活，进行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走进大自然的过程中，更加亲近自然、了解自然，获得与在课堂上不一样的感悟和体验。比如，在教学“找春天”时，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形式。首先，可以组织春游活动，带领学生深入大自然，在大自然中不断发现、探究，让学生去寻找春天的到来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其次，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通过播放大自然的视频或者一年四季的对比图片，让学生去参与互动，找出春天的特点，从而使学生身临其境，在自然实践活动中丰富实践经验。
四、面向社会生活，联系社会实际
开设综合实践课程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走出校门，迈向社会。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同时社会生活也是复杂多变的，要正确处理社会中人与事的关系，保护自身安全。因此，在将综合实践课程与社会生活联系时，小学教师一定要注意安排安全性较高的社会实践活动，保护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校园，根据课程内容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实践活动，可以带领小学生走入社区进行志愿实践活动，打扫社区卫生，帮助老人进行垃圾分类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加深学生与社会的联系[2]。比如，在教学“我是少先队员”时，教师可以将这一课的内容分成几个课时来完成。教师可以先通过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有关少先队员的动画短片，让学生对少先队员的基本知识以及红领巾在我国的角色有一定的了解。然后让学生观察自己的红领巾，描述红领巾的样子，画出心目中的红领巾，加深对红领巾的印象。最后，教师可以通过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将学生带入养老院或者社区，让学生帮助打扫房间，乐于助人，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理解如何才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实现教学目标。综上所述，在教学过程中，小学教师不仅要重视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还要加强学生与学校、家庭、社会的联系，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与社会联系，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实践中学习，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李春林．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创新：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模式初探［J］．天天爱科学（教育前沿），2021（5）：69－70．
社会生活范文篇5
雅克曼的《经济法》引著庞大规范，作为普及基础法律知识的丛书之一，介绍了欧美各国的经济法，甚至也引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概况（虽然论述十分简洁，只是一笔带过），并尝试为经济法下定义。正如雅克曼在《经济法》第二章中所谈到“经济问题先于法律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应该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现实生活服务。”，“尤其是竞争法。国家的任务是反对串通一气，反对限制性的做法，反对垄断行为，以便维持竞争价格制度。因此，有效地竞争不仅不会与‘自由放任’同时存在，反而要求政府保持警惕，避免其自行破坏：务必使企业保持竞争，不要因相互争斗而毁灭，从而造成垄断地位。自相矛盾的是，既要相互争斗，又要禁止最终获胜。”i经济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浮现出来，它既承认公、私法划分的理念，又不囿于公、私法的分界；它既着眼宏观、也不忽视微观；以法的各种调整手段对经济关系进行调节，在现代国家和市场之间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法的产生和发挥作用系有经济基础的
法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使必要对法学研究提出新的要求。经济法的产生及作用的发挥，也是遵循这一规律的。
（一）雅克曼关于经济法起源的论述
“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后工业时代的法律文明，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对民商法文明局限的扬弃和对传统法律制度和理性的充分吸收与继承。”是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法的产生，仅仅只有百年时间。雅克曼在谈及经济法起源时就指出：“从18世纪起，法国重农学派尼古拉·博多(NicolasBaudeau,1730-1792年)在其名为《经济哲学初步入门，或文明状态分析》的著作（1771年）中，就使用了‘经济法规’这一概念。”在博多看来，经济法规属于自然法，正如雅克曼所说：“虽然现在已不再采用这种看法，但博多却领会了任何经济和活动都受‘经济宪法’制约的这个首要真理（后又为德国的学说所深化）”。
蒲鲁东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的著作中也提出和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雅克曼认为“，在法国也是首创。”iv蒲鲁东认为，“法律应该通过‘普遍和解’的途径解决社会生活的矛盾。但是，不改组社会，‘普遍和解’就无法实现———而且，构成新社会组织基础的，就是‘经济法’。因为，公法和私法都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一个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的危险，另一个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构。”
对蒲鲁东的著作，雅克曼给予了很高评价：“蒲鲁东的豁然大度的观点虽然纯属空想，但仍然是对经济学说的贡献，因而使这种学说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经济法关于公法和私法传统分类的观点也是如此。同样，参加经济活动的集团之间的协议和章程，显然预示着构成今日经济法特征的‘协商经济’的出现”。在1865年，蒲鲁东就触及到了经济法产生的法律原因，并对经济法的性质做出了精准的定位，这种前瞻性的预见确实十分的难能可贵。
他的这一理论观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现代经济法所具有的特征，并给我们这些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更大的空间。经济法的出现使原有法律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为保证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确立了以保护经济个体的财产所有和自由意志为核心的民商法体系。“契约自由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成为重要的法律原则。但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个体逐利性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私法三大原则也必须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经历深刻的变革。
而这种变革，不应该是公私法之间的对向发展，而应该从“跨越自治与管制”的二分法来理解，自治和管制，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规范国家生活的公法与规范社会生活的私法，本来就有多重牵连，抽离公法思考的民法研究固然无法适当解决许多事务上的问题，发展滞后的公法释义学若不懂借用民法的精密概念逻辑，洞视民法背后的体制理念，也很难不陷入过犹不及的的错误。”经济法的出现，分别从个体与共体、微观与宏观这两个角度和侧面，与私法、公法相配合，共同保障和维护新的社会经济法律秩序。
（二）经济法作用在我国的发挥
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历程不同。前者是由国家放任自由市场作用到逐渐加强国家调节；后者则是从国家包揽经济到逐渐引入市场竞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的背景和原因，雅克曼在《经济法》第一章“经济法的起源”中就作了论述。然而，这两条道路其实殊途同归。在今天，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以经济法来协调、维持的自由竞争，是社会和法的一个质的进步。“经济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无论是体现在理论上还是立法上，中国都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法研究最活跃与繁荣的国度。”ix正如苏永钦在《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所说，“经济法在台湾原是民法的例外，是‘偏房’，在大陆却是正室，民法很长的一段时间连个名分都没有。等到一九九三年宪法给市场经济定了调，情形已经大不一样。八年后两岸加入世贸组织，经济体制更是快速趋同，大陆在私法自治的建构上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民法和经济法的学者承担了比我们重得多的任务。”中国的经济法是我国改革开放特殊时期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法律现象，它与德国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不同，与美国的《谢尔曼法》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中国的经济法，是与中国的民法、行政法一起成长起来的。民法天生具有平等性，它坚守“契约自由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三大原则，对政府的强力干预有极强烈的抗拒，所以，民法与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关系难以完全融合。而行政法，主要解决行政架构内的问题，对行政组织关系之外的经济现象缺乏必要的关注，这就为中国的经济法产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法自身发展过程中，经济法学家试图厘清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经过上个世纪经济法学家的努力，现在，经济法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版图，理论体系初步定型。
二、经济法多元化的调整方式
经济法多元化的规制方法，也体现了经济法的创新性及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特殊作用。
经济法是我国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下的产物，经济法及其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创立不过二十余年时间。“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是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要进一步说明经济法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研究方法出发。“其实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确定经济法调整范围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关系不断变化发展的情势与需要，这就必然能同时要求经济法研究方法理论的创新，尤其是调整方法的创新。”
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中把经济法规制方法大体上分为了两种：即国家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及非权力性的规制两种。
“长期以来，政府当局一直在划定经济活动可以合法进行的范围。这就是人们不大直说的宪兵国家颁布的‘商业条例’。于是，经济活动被设想为属于私事的范围：对经济活动的法律管理属私法，国家的作用除关心经济组织外，就只是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
但是，生产和销售技术条件的变化、某些私人利益集团社会经济力量的相应发展、对竞争不完善的认识以及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日益怀疑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国家干预得到了发展，使政府当局和私人力量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有两个主要形式：一个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统制经济；另一个是国家的直接经济活动。在前一种情况下，国家只限于改变保持私有性的经济核算的数据；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以其经济核算取代私人决策单位的经济核算。”
金泽良雄与雅克曼对经济法调整手段的划分，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只不过，金泽良雄的论述更详细一些，所用篇幅也更广阔些。在“国家权力性强制性规则”中，金泽良雄进行细化，分为依据法律施行的直接规制、依据行政权进行的规制和通过立法对私法方面设置强制性的规制三种。相比第一种强制性规范，非强制性规范似乎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这种规制方法，正是经济法的独特调整方式。如果说“独特调整方式”的说法有失偏颇，其它部门法也存在此类似规范，那么，我们也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这正是经济法扬弃法学各科为我所用，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前苏联学者拉普捷夫认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不能仅仅只有惟一的统一的调整方法，而可以使用几种调整方法。一个法律部门只有一个统一调整方法的主张，是把方法之理解为法律作用的手段，而忽略了对法律关系参加者之间的法律联系的认识。
经济法应当采取强行性命令方法、自主决定的方法、许可方法和建议方法积极作用于社会关系及其组织，以保证经济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劝告、指示和计划，金泽良雄认为这是非权力性规制的典型手段。经济法实现计划的手段还包括对共同行为的承认。劝告、资金的促进、课税上的特例、制定和公布提高生产、技术等标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尤其应该注重采取大量提倡性规范方式，实行提倡性规范与必要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结合；既规定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又注重采用奖励肯定式法律后果形式，实行制裁与奖励相结合。经济法在履行其调整使命时，既需采取必要的禁止、命令等强行性规范方式，以保障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管制；又需要采取任意性规范方式，以让社会经济主体自主从事经济活动；特别是还要采取大量提倡性规范方式，以鼓励、引导各社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促进社会经济总体上健康运行。既采取制裁措施以保证实施强行性规范，又规范奖励措施，以加强鼓励和提倡的效果。
结论
社会生活范文篇6
一、民歌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展现
（一）民歌来源于劳动生活
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正是因为劳动才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文明。民歌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人类音乐文化的结晶。在劳动过程中唱歌可以排解劳动的压力，为了让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使力气同时发出，协调劳动者的步伐，人们常常会发出一些呼叫的声音，这些声音有节奏、有音调并且被劳动人民广泛传唱。劳动号子就是在人们的劳动生活中产生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是长江流域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世界江河流域音乐体系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巴渝境内，山峦重叠，江河纵横，货物流通，客运往来，都需木船载客运货，江上船行，船行船停，闯滩斗水，该快该慢，众船工都听从艄翁发号指挥。“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川江号子的历史和人们的劳动史是分不开的。此外，作为民歌的《茅山号子》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是兴化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劳动号子之一。“打起号子不费难，牛角扳弓两头弯；二十四个车拐随轴转，十二只脚板跟车翻。”《茅山号子》雄浑厚浊，野性十足，传唱间描绘的是这样一幅画面：蓝天白云，秧苗青青，临水的田畔，一架结实的水车之上，一群男女劳力正卷起裤腿，挽着衣袖，轻松愉快地趴在杠上踏车车水。戽板带起的哗哗水声伴着他们嘹亮的号音，响遍空旷的田野，随着每一个劳动动作，配以生动传神的号子，赋予劳作理想的光芒，劳动者的自豪感跃然而出。
（二）民歌来源于人们的感情生活
当人高兴的时候，不禁就会哼起自己喜欢的歌曲、小调。当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也会用唱歌的方式排解内心的压抑，宣泄自己的情感。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唱的形式来表达。唱出对于爱情的甜美、对于家人的思念、对于社会的不满等等。在表达感情的民歌中，表达浪漫、纯朴的爱情民歌居多。例如：陕北地区民歌《三十里铺》、《兰花花》、《这么好的妹妹见不上面》、《满天星星一颗明》、《走西口》；西南地区的民歌，《康定情歌》、《阿诗玛》等等，这些歌曲都是对美好爱情的传唱，是对人们那浪漫美妙爱情的表达。总之，民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生活为民歌传唱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准备，民歌又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民歌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展现。
二、民歌的社会功能
民歌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展现，这就决定着民歌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音乐，同时民歌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1］民歌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民歌的主要社会功能有三个大的方面：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传承功能。娱乐功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能听到形形色色的音乐。有美声的，有通俗的，还有民族的。走在大街小巷，从商铺的音响里也总是传来各种各样的音乐能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民族音乐虽然没有流行音乐那么朗朗上口，但那是我们民族所独有的音乐。我们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总是能让我们浑浊的灵魂出现一丝丝的清醒，让我们在追求权利与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还能够想到我们还应该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和大脑，想一想在追求的同时还应该娱乐一下身心，以免自己走火入魔，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金钱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民族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独特的，听一听各族人民创作出来的歌曲，了解一下各个民族的民俗和风情其实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教育功能：通过传统音乐，特别是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叙事史诗歌谣等，能进行活的历史、生产生活知识、伦理道德、民族自豪感、爱国爱家乡等方面的教育。如滇南彝族尼苏支系在演唱“大曲子”时，因“大曲子”的演唱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文历史、生产生活知识等诸多方面，对于渴望追求知识的青年来说，在此可以增加、拓宽自己的知识层面，同时可以利用唱曲的机会学习汉语。有些原生态民族音乐，亦可为人类学、民族学提供资料。如哈尼族《巴沙腊核伯》（腊核独奏）的音响及弹奏法，与日本音乐“都节”调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可给人类学提供有关族源的参考。传承功能：彝族的“梅葛”、苗族的“古歌”、瑶族的“盘王歌”、哈尼族的“开天辟地歌”、景颇族的“木瑙离瓦”、独龙族的“创世纪”等等，都是关于宇宙与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和古老的传说，以及古代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认识，及其历史、生产、生活和礼仪知识。它们多在节日、祭祀或婚丧礼仪中由巫师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主唱，气氛肃穆。这些民歌的曲调一般起伏较小，但这些歌曲的吟诵性较强，每篇歌曲的篇幅很长，有的歌词长达数万行，一般需要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唱完。［2］从这些带有特殊内容的民歌歌词中，现代人们能够对古代人们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历史礼仪进行了解。民歌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受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反过来民歌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又有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陶醉在原生态的民歌里放松自己压抑的情怀，人们还可以在神秘古老的民歌中，对人们未知的远古时代的知识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探讨和传承，追求那些天籁之声的美的享受。
三、民歌的审美意识
民歌之所以得到大家的喜爱，广泛在人们中传唱，是因为民歌具有表达人们美好愿望的审美意识。人们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民歌中的和谐之音则具有审美意识。民歌的审美意识包括生活中的感情宣泄及交流融洽的审美意识；充分享受生活的审美意识；表现自我的审美意识“；好听”的审美意识；崇尚自然、偶像崇拜的审美意识；美好生活向往的审美意识；相互谦让、客气的审美意识；以衬腔（词）表达情意、浓郁民族地方风格的审美意识等等。宇宙自然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给人类的精神生活以无限丰富的启示。古往今来，人们崇尚自然、崇拜偶像、表现自我。人们在音乐创作、演奏的艺术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意识，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音乐的特点理论进行深刻探讨。云南的阿昌族居住在德宏州的陇川、梁河等县，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主要是水稻玉米和豆类。他们唱的民歌《遮帕麻与遮米麻》讲述的是：“远古的时候，没有天地，宇宙一片混沌。后来阴阳相生诞生了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他们用聪明才智创造了天、地、日月星辰，大地上有巍峨的崇山峻岭，辽阔的大草原，肥沃的河谷坝子，有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还有宽阔的海洋等等。他们结合生下了一粒葫芦籽，葫芦籽播种后结出一个硕大的葫芦，从葫芦里面出来了九兄弟妹变成了九姓九族，人类从此诞生。”［3］阿昌族生活的地方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进行农业生产。因此，《遮帕麻与遮米麻》歌中唱的就是阿昌族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对偶像的崇拜，描绘的都是大山大河、河谷坝子和他们进行农耕种植的情境。对美好自然的崇拜和对神、偶像的崇拜、自我意识的表现都是人们对审美意识的追求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人们生活在一起，总会有相互的交往，人们在交往中非常重视礼数、礼节，相互谦让、客气待人是人们对于礼数、礼节的追求。我国自古就是注重礼数的国家，有着相互谦让热情好客的风俗传统。如果家里来客人，人们往往会用歌声来表达对客人的欢迎之情和敬意之情，客人临走的时候人们也会用歌声来送别他们的客人，对客人表示祝福和依依惜别的情意。中国甘肃裕固族民歌《这杯酒给您敬上》描绘的就是一首迎送宾客的歌曲：“哎！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欢聚在一堂，哎！这杯酒给您敬上。”在这短短的两句歌声中传递的是主人通过给客人敬上一杯美酒来表达对客人的敬意和欢迎。美的本质在于和谐，民歌在广泛被传唱的同时，它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本质慢慢地被人们发现。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需要本性、需要自由、需要自在的生存，需要追求和实现个人的满足。民歌则是浩瀚长河中的涓涓细流，我们需要在这喧嚣复杂热闹之中，静静品味体会民歌带给我们的那种原生态的听觉享受。
社会生活范文篇7
一、社会实践活动是培养学生德育的深厚沃土
学生在教育中发展，即在教育中生活。新课程倡导要让学生学习鲜活的知识，引导学生意识到知识从生活中来，又为生活服务。事实上，德育更大的舞台在课外、在生活中。因为那是学生道德情感尽情抒发的空间，是学生道德思考喷发的大海，也是学生自觉实践道德意志的肥沃土壤。我们可以在做好课程教学的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把学生引向社会，引入生活。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和实际情况体验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安排相关的德育实践活动，并使这些实践活动课程化、规范化。例如，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马虎。针对交通安全教育的课程内容，我们习惯于说教式的教育，要求师生提高安全意识，时刻注意安全，在课堂上教会学生认识各种交通标志，了解过马路的方法。但这些终归是“纸上谈兵”，远远不够的。因为马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不亲身经历是得不到真感受的。我们何不专门为学生组织安排一次德育实践活动：带领学生走出校园，亲自找一找书本上的交通标志都出现在哪些地方，在街头观察交警如何指挥交通；亲身体验遇到具体情况该怎样安全过马路。
二、社会生活中的正能量是培养学生德育的催化剂
让德育回归生活，并不是要在德育中向学生诠释生活，而是重在通过学生重温生活事件，在生活画卷的引领之下，认识和理解生活，形成正确的态度，积累鲜活的案例。因此，德育还需要及时捕捉现实生活中鲜活而有价值的资源。例如，借助学生身边的弱势群体———残疾人的正能量。我们不妨开展“寻访身边的残疾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孩子与残疾人零距离接触；再如，针对学生中的留守儿童，可以开展留守儿童亲情电话活动。让所有的学生了解他们身边弱势群体生活的困难，感悟他们意志的坚强，由此获得的情感体验才是最真切的，最不能磨灭的。学生会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能内化为学生的实际行为。学生会全方位的吸收有用的东西，同时帮助他们学会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帮助他们学会合作，在合作中体验快乐，分享快乐；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帮助他们学会生存，在各种情况下善待生命，提高生命的质量；帮助他们学会爱，爱自己，爱他人。
三、社会生活中的“负资源”是培养学生德育的警鸣钟
社会生活范文篇8
关键词：生活；数学；信息技术
数学来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数学同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随着我国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新课改对数学这门学科教学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要把信息技术和数学教学进行合理的整合，将数学教学同学生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加深学生对数学的认知，提高学生知识的应用能力。这是信息时代的要求，也是创新教育的要求。
一、再现生活画面，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作为一种能够吸引人们产生进一步探索欲望的情感，在数学学习中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把信息技术与数学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教学三年级上册“千克和克”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模拟一个场景：一个苹果、一个鸡蛋各有多少克，大约几个苹果重1千克、几个鸡蛋重1千克，让学生初步感知千克和克的概念。本来千克和克对小学三年级学生来说就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再加上生活中家长习惯用斤这个单位来计量质量，所以只有让学生自己通过多媒体展示把抽象的知识体会出来，才能真正去理解千克与克。在设计课后作业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估计一下一袋薯片重多少、一袋果冻重多少、一袋大米重多少……学生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次作业，更没有负担，所以学生都乐于去完成这样类似的生活化作业。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合理运用，使得学生学得有趣、学得轻松、学得主动、学得深刻，由此激发了学生学习知识的欲望。让学生在快乐的、有积极意义的问题解决过程中获得新知，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二、联系生活题目，利用信息技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
合理恰当地运用信息技术，来加强直观教学。例如，在教学三年级上册“平移和旋转”时，我先让学生说一说你的身边有哪些物品可以平移。学生在回答时漫不经心。我通过多媒体，用动画演示物体平移，把静态的图形平移图示，变成动态的展示过程，使得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课堂气氛热烈、效果突出，达到了优化课堂教学的目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多媒体展示后，学生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有的学生说开关抽屉是平移，有的学生说班级移动黑板是平移（我们教室里的黑板分4块，中间是电子白板），有的说火车在轨道上行驶是平移……在学生列举了很多平移的例子后，我让他们自己总结出平移的特点，并且他们总结得非常准确。接下来我用多媒体引出了旋转这个概念，教学方法和前面一样，也是先让学生说出自己看到的可以旋转在物品，然后自己总结出旋转的特点。最后，我让学生比较一下平移和旋转的不同点，加深他们对新课的理解。整节课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的参与率很高，学习效果非常好。新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由此可见，只有从生活中来的数学才是“活”的数学，才是有意义的数学，才是学生乐于接受的数学。
三、借助生活经验，利用信息技术调动学生创新思维
学生能够认识到数学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并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世界，才能切实体会到数学的应用价值。让讲台成为舞台、让教室成为社会、让学生成为演员、让教师成为导演。现代教学的主要任务应是在知识传授基础上侧重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以及学习、掌握和更新知识的能力的提高，即“授人以渔”。例如，在教学“圆的面积”一课时，我先在课件上画一个圆，接着把这个圆分割成相等的两部分共16份，然后通过动画把这两部分交错拼好，就可以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形。再准备一个平均分成32份的演示一次，让学生直观感受到平均分的分数越多拼成的图形就越接近长方形，从而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圆与长方形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座知识间架构的桥梁。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学生对知识掌握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熟练度。学生通过观察、猜测、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自主参与，积极思维，既培养了创新性思维能力，也培养了敢于质疑的精神。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引入时代活水，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数学的兴趣，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身临其境，体会数学学科魅力，有利于形成似曾相识的接纳心理。
参考文献：
[1]张盛德.关于小学数学课堂生活化的思考[J].西部素质教育，2015（15）.
[2]林占军.信息化时代下的小学数学教学研究[J].新校园（中旬），2016（11）.
社会生活范文篇9
尊敬的领导和老师：
上午好！我说课的题目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内容选自于岳麓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第二十三课.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谈我的设计构想.
一、说教材
本课讲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在衣、食、住、行、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因此，本课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并为下一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变化调查》起到铺垫作用。
根据教材的内容，我确定了如下三维教学目标：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通过学习本课所介绍的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培养学生分析历史现象，得出历史结论的能力。
（2）通过了解改革开放前后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变化，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感情。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合作交流，培养善于观察周围事物变化的习惯。
（2）通过适量图片、文字和影像资料的使用，体会改革开放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好处。
（3）通过今昔对比，感悟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对于人们改善生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爱国爱党，与时俱进。小康生活的来临与祖国的日益强盛，反应出我们的社会突飞猛进，这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成果。
（2）能者发展，适者生存。改革就业制度，打破“铁饭碗”是社会进步和人才竞争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挖掘人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保证了民众的基本生活，有利于民生安定、社会团结。
4、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改革开放前后人们在衣、食、住、行、用方面的不同。
难点:了解改革开放前后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变化。
八年级的学生都是14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比较好奇，并会有自己的理解，有时，还会去思考。针对学生的特点我打算采用以下的教学方法：
三、说教法
1.合作交流法。学生在充满合作机会的个体与群体的交流中，对所见所闻所感进行描述，培养各种能力。
2.故事讲述法。通过教师学生对改革开放前后人民生活情况的讲述，引导学生从一定的高度认识这种变化。
3.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法。利用多媒体技术，加强对学生大脑的多重刺激，优化学习效果，充分显现集声、文、图像于一体的多媒体的功能，实现立体教学。
根据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将本节课的教学过程设计成如下三大环节：
四、说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情景导入自主探究
首先，我跟学生说，我有一个秘密：我妈妈珍藏了一些宝贝。课件出示旧“四大件”图片指出，这就是旧“四大件”三转一响，而现在大家的家里应该都拥有了新“四大件”，它们是什么呢？要求学生说出或猜出新“四大件”之后指出，现在我家正朝着更新的四大件发展手机、电脑、房子已经实现，车子是最大的目标。
运用图片资料营造强烈视觉感受，巧妙的将课堂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想学而且乐学，导入新课。
接着，出示探究问题：
（1）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2）出示一组现代娱乐休闲活动图：说明了什么问题？
学生在问题的牵引下，自学课文，学会独立思考，理清本课知识构建，掌握基础知识，体会到在物质生活不断进步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在提高；并培养处理有效资料和信息的能力、自学能力，形成“论从史出”的观点。
现在大家知道课文的主要内容了，你们又是如何理解的呢？由此进入到:
第二环节合作交流启迪创新
早有人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这节课我要组织大家来做几个游戏：
游戏一讲一讲
首先，将学生分成两组：奋斗组和幸福组。并分别指派任务：给奋斗组一组“解放前的生活”相关图片，包括着装、主食、住房和购物票券等，要求根据资料来猜想父辈们的生活情况……幸福组主要感知现代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课余活动等方面情况……
接着，每组派出代表发言。其余的同学自组成智囊团，可以给发言者提示、助威。
设计这一环节来突出本课重点，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里锻炼了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互相交流，使今昔社会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感知社会的进步，并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生活的变化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游戏二要求学生选一选
“2007年10月13日在上海展览中心秋季大型人力资源交流会上，小张找到了他满意的工作。”
“小刘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毕业之初由于求职心切，早早与一家用人单位签下了合同，但合同满后他跳槽到另一家实力更雄厚的公司。”
“会计师会计师资格证律师律师资格证教师教师资格证”
在游戏的刺激下，激发学生自我展示，充显个性。激起学生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与时俱进的思想。从而突破教学难点。
我们学知识就是用他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嘛！于是进入到：
游戏三想一想
提出小争论的问题：
（1）你平常最爱穿什么服装？你认为中学生应该怎样打扮自己？
（2）提问：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我国城镇居民密切关注的是什么？
充分调动学生的思考细胞，从而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中国社会生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由此进入：
第三环节主题升华拓展延伸
1、使用歌曲《春天的故事》
来对本节课主题进行升华，主要是激起学生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的更深体会，并树立建设美好未来的信念。
2、学生思考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怎样看待城乡差异？引导学生明确原因，并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差异将会一步步缩小，中国农村会越来越美好。
在此基础上趁热打铁，
3、展望明天
中国社会的昨天我们进行了了解，今天我们正经历着，那明天又会是怎样的呢？
要求学生动脑动笔，展望并描述10年后人们一天的生活情况。
这样将学生思维由课堂学习向课外延伸。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
五、教学思考
这节课里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新课程理念为指导，创设了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各种感官被调动，思维细胞被激活，让他们人在教室里，心却在感受生活，感悟历史，感恩党的正确领导。同时，培养各种能力。
社会生活范文篇10
关键词：行为规则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体制
一
在“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一文中，韩德强先生认为，亚当-斯密的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动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会自动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源；是斯密以来西方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也是促成我社会日益严峻的道德问题的缘由。正所谓：“道德和市场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折点就在于对斯密逻辑的不同评价上。当斯密逻辑遭到批判时，道德力量就开始占上峰……反之，当斯密逻辑成为主流时，市场力量就开始会占上峰”[1]，“有了斯密教条的武装，道德节节败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让位于贪欲无度；在中国，信义如山、童叟无欺的儒家伦理让位于厚黑之道。”[2]
这一认识基于一种朴素的观念，即好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可以带来好的行为，好的行为又会带来好的官风、民风，而官风清廉民风纯朴则是建设好的社会的基础。古代儒家对人的成长要求体现了这一思想，即，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塑造过程，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学派看来，道德决定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是“国之所以废兴存亡”的根本。19世纪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这种道德决定论的典型代表，他们甚至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理想社会的愿望都建立在道德改良上，企图通过道德手段，通过“爱”的说教，通过劝导富人对穷人仁慈来实现自己的理想[3]。
当然，从道德观念与道德素质出发看待人的行为表现并非全无道理，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就曾塑造过一大批为了他人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仁人志士；雷锋思想及其道德观念的普及，曾经使得社会上艰苦奋斗、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事迹蔚然成风。所以，当一段时间以来，官场上吃喝玩、泡酒吧盛行一时，参与者日众的时候，官员的官德何在，党性何在，肯定是人们需要追问的；当商场上，一些生意人从制造假冒商品发展到制售有毒有害的商品，从骗顾客骗朋友到骗家人，从骗吃骗喝到骗银行的时候，国人的良心何在、信誉何在、道德何在，肯定是人们需要纠问的。
然而经验表明，长久的社会生活培养了人们符合交往需要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合乎道德的行为与合乎道德的观念，在任何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一个地区或者社会出现了普遍违反公认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或现象，很少能用人们道德观念与道德素质的状况来解释。比如二战期间，德国人普遍参与的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你能够用德国人的基本道德素质与所持有的道德观念来解释吗?期间，当绝大多数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都以“官话”、“跟形势的话”、符合左的观念的话来表示意见和态度，将自己真实的意愿埋在心里，或只对家里人、对最亲密的人诉说自己真实想法的时候，这种公开普遍的讲假话的行为，能够用那个时期人们道德素质的低下与诚信道德观念的缺失来解释吗？当广大革命群众或红卫兵小将，对“阶级敌人”毫不留情、残酷打击，对地富反坏右和当了走资派的领导、校长采用毫无人道的手段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这样的行为普遍发生的时候，从道德出发的解释或者诉诸于革命群众、青年学生道德素养的拷问，就显的苍白无力。同样，当假货横行、造假行为普遍泛滥的今天，用市场参与者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来解释，亦难以让人信服。况且，像汕头地区那样大面积参与骗税的现象，像厦门那样无数人卷入走私的情形，要说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道德水准与道德素质普遍低下，民风不纯、人心不古，那也不符合实际。
二
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或者说道德本性，人的诚实、守信、爱美之心、恻隐之心，人的公平与正义感，不仅受历史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有生活经验的教训与塑造，是人们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必然产物。在熟人、友人、同学、父母、爱人、子女当中，在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当中，在单位、社区当中，如果你常常说假话、常常昧着良心办事，常常不讲道德，你就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从而失去在此类社会圈子里所能得到的一切。你的不仗义带来所有人对你的不仗义，你的不讲良心导致所有的人对你的不讲良心，你的不助人常常会使自己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实际上，自私和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败坏道德的因素，而是形成社会道德的基础。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利人才有可能利己。自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产生符合交往需要的道德行为与公认的道德准则。撒切尔夫人在她的自传中这样写到：“社会主义者自信并使许多人也相信，自由经济是基于利润之上的。因此它包含并且鼓励自私自利。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自私的，是坏东西。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利他主义，是无私的，而且社会主义还会得到这种思想的哺育。这种信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没有根据的……。其原因是，人是社会成员。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家庭，生活在家族、社区和国家中，是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宗教的创始人把这种现象看作是道德的基石。宗教里‘要像爱护你自己那样爱护你的邻居’和‘要像对待你那样对待别人’的教导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种理论不抹杀自己，不是把爱护别人超过爱护自己。相反，他们认为关心自己，为自己负责是理所当然的，并要求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这种理论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真理：关心自己是关心他人的基础。”[4]
不仅基本的道德观念是长期社会交往自然形成的，而且人的道德本性或曰“善根”“良心”等等，像地球的温度一样，数千年来很少变化，亦很难得到根本的改造。正如赫伯特.西蒙总结的那样，“人类在20世纪进行了两大试验和无数更小的试验,以验证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中能够通过重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的变革来塑造出‘新人’和新制度，实现基本的人类目标。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新制度不可能有效的运行，而‘新人’尤其不可能产生。在前苏联，人们的动机似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两样，既不会更自私也不会更高尚。实际上，人类彼此惊人的相似。”[5]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与个人的具体道德表现是会变化的，也是有差别的。只是这种变化与不同，不能由人的道德本性或道德基质的优劣来说明，而应由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规则（正式的与非正式规则）来解释。打的鼻青脸肿却依然被围观者叫好，被称之为英雄，这只能由拳击体制的目的追求、价值衡量标准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与唯利是图的行为动机，不是资本家个人的道德观念或道德本性能够解释的，应由特定的生产关系体制规则来说明。人们常说良心未泯、人皆有良心，但是为什么良心在黑社会团伙中，仅仅表现为少杀或不滥杀无辜，不加害有恩于我的人；在拳击场上，只表现为不再重拳击打无还手之力的对手；在反右时期的党政领导那里，只表现为决不无中生有、编造事实划人右派，实在完不成打右派任务，宁可将自己划成右派；在假酒生产者那里，表现为只用质次价低的假原料，而不用有毒有害致人死命的假原料。根本的原因在于：特定的制度规则与生活方式，已经为人们的社会行为规定了基本的方向与评价标准，如此，相关的道德观念与良心只能改变行为的程度，改变不了行为的方向与性质。以上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例子来说就是，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资本家个人的道德观念与良心永远不可能消除生产的唯利是图性质，能够影响和改变的只能是追求个人私利的程度与具体方式：以残酷的不顾工人死活的方式，还是相对文明的方式；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还是追求适度利润。
三
与道德决定论的观点不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唯利是图性质、非人道性质，马克思从来没有从道德观念和人性善恶的角度加以解释。相反，他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6]对于社会历史变动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说不能从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不能从人们对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只能从现实的生活与生活方式（或者说生产与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以这个观点来看待我们社会的道德变化，应该说，经济人意识与自私观念的传播影响不是问题的根源。寻找社会道德变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不是寻找可能影响道德行为的因素（这样的因素太多：传统、习惯、宗教信仰、自私的本性、正义难彰的环境等等都是），也同样需要从人们现实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的体制规则中去寻找。
谁都知道，时期形成了左的政治经济观念作基础的道德行为支配社会现实的局面，今天则出现了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表面上看，这与那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理想价值（道德价值）追求为中心的社会，今日变成了以经济价值追求为中心的社会有关。也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传统道德观念同“左”的政治经济观念一道被抛弃有关。但实质上，传统的道德与价值观念不被重视或被抛弃，不是因为相关方面的宣传学习教育不够，道德价值不再是人们追求的中心，而是作为工作生活评判标准与行为准则的道德失去了制度支撑，即实际的制度化的道德激励与道德约束，随着积极分子政策、三结合干部政策，以及大批判、斗私批修、政治运动等社会形式的废止，而尽失。这一点，可以从那时与现在，人们在相关问题上具体做法的区别中看出来。首先，那时有明确的道德信条与道德评价标准，反复不断的政治学习、千篇一律的报纸广播、文艺宣传，联系实际的活学活用，使得人人都明白什么是正确的、社会提倡的、值得追求的行为与观念，什么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的、不道德的行为与观念。其次或更重要的是，对错误或者不道德的观念、行为，那时的人们有着上纲上线的理解和联系实际的把握；今天，政治学习照常有，只是略少一些而已，报纸广播电视的宣传依旧，只是触及实际的活学活用几乎看不到了；对正确与错误的道德观念、行为的理解有了平常心，换句话说是重视程度大不如前了。第三，那时拥有建立在严格道德评价基础上的奖励与惩戒。定期的斗私批修、自我检查、群众揭发、组织整顿等等，乃是严格依据道德规范进行的触及灵魂联系实际的思想行为评判。虽然那时的评价，多是以左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内容为依据的，如坚持基本路线、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之类。但在政治的大帽子下面，不少东西其实还是道德评价，如有否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行为，除了做小买卖外，指的就是有否化公为私或贪污行为；政策观念强不强、是否按党的政策办事，其实就是处理事情公正不公正，“一碗水端平没有”、“走后门没有”；至于私心重不重、有没有作风问题，则更是纯粹的道德评价。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有了违反左的政治经济观念与公认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行为，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运动”来了或者“斗私批修”会上，你就会因意见太多而过不了关。随之而来的将是严格的组织处理：从降级、丢官到处分、戴帽、坐牢，惩罚手段多多；那个时代，谁如果不小心做了不合道德的事，如犯了男女作风错误、向组织上说了假话等等，不仅是评不上工资、当不了先进、入不了党的问题，甚至还会因此失去自由，少说也要受到大小会的批判。组织上会把你从领导、文书或食堂炊事员等轻松舒适的岗位上调下来，使你变成大田工人或者羊馆。对于道德评价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同样有众多奖励措施：从学《毛选》积极分子到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从青代会、团代会代表到党代会人代会代表，从入党、参军到提干等不一而足。倘若没有如此严格的社会奖惩作基础，没有这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其规则的有力约束，中那些左的不近人情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准则就不可能普遍确立。
今天，类似的评价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通群众参与的事关领导干部道德行为的评价活动早已不复存在。干部虽然有一年一到两次的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但形式已从批评自我批评为主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为主；且评价基本不含道德内容，主要以经济效益好不好，经济发展快不快，工资是否按时发放为内容。即便是这样的组织内的“民主”评议活动，也仅仅局限嘴巴上的评价，少有评价基础上的组织处理。既然经济活动不需要考量人们的道德品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也没有道德素质的要求与道德品质的考核。如此，社会生活中道德约束与道德规范的力量怎么会不日渐松弛、日渐无力呢？自然，的经验从思想原则到目的追求都是不能效法的，通过这一熟悉的例子，只是希望人们看到道德行为、道德观念与特定生活方式、社会奖惩规则的密切联系。
四
正如经济的力量，决不仅仅是经济观念的力量，而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方式、经济行为准则或经济体制规则的力量一样；道德的力量同样也不应只是道德观念的力量，而是符合道德的社会交往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力量，或者说是激励道德行为、约束非道德行为的正式非正式社会规则的力量。为什么相对封闭的山村，民风与道德要质朴得多。一方面因为，那里的人们大半生甚至终生生活在一起，是一个亲戚、朋友与熟人的社会，这符合博奕理论重复交往建立忠诚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符合所有人利益的交往规则与行为准则会得到认可强化，成为公认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权力、地位及生活中的互动能力，是建立在人们对其评价、承认、尊重及愿意与之交往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人们日常生活中拥有的荣誉、地位、权威，几乎全部有赖于周围人的道德评价。如果你做了有损道德的事，比如男女作风或插足他人家庭，一旦败露，就会立即受到周围人的鄙视，你在这一小社会中的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将丧失殆尽。你会从最受尊敬、最有号召力、支配力的长者、父辈、最仗义者、最有威信者变为最卑微者。人们将不愿同你交往，更不用说为你办事听你的召唤了。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社会交往规则，使得纯朴的道德在这些地方维系的比较好。
韩文说，“道德和市场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折点就在于对斯密逻辑的不同评价上。当斯密逻辑遭到批判时，道德力量就开始占上峰，例如罗斯福新政对于胡佛旧政；[7]”其实，并不是道德力量和市场力量的较量使新政兴起，而是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使得人心向背发生变化，民众通过选举将倾向于改革的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推上政治舞台。在这些政治集团与政治家的努力下，才有了罗斯福新政取代胡佛旧政的事实。韩文又说，“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社会，道德资源的配置也挺符合市场机制。当道德资源十分稀缺时，这部分资源就会自动收缩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思想和政治领域，对市场力量起有限的牵制平衡作用，例如倡导制定若干防止强者过度剥夺弱者的机制，迫使强者公开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或者允许弱者集体谈判，减少力量不对称，等等。”[8]事实上，既不是社会急需道德时道德资源自动集中于思想政治领域，更不是新政时期美国权力部门道德素质高的官员多（正像今天坚决治理公司作假帐的观念在美国政界成为主流，不是因为本届政府的高官和本届国会议员道德素质高于前任），而是经济秩序失范带来的深刻政治社会危机，使得公正问题、贫富差别与财阀垄断问题凸显，以追逐热点、反映民众呼声为宗旨的公众媒体，自然会把对相关问题有见解的思想理论界人士推向前台；以选民利益代表自居、希望赢得选民支持的政治家们，也肯定会就相关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会因为当权者巩固权力与赢得政治支持的需要，而被迅速采纳，如此，好像就是道德力量迅速集中到了思想政治领域。其实，这一现象的出现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是迅速反映民众呼声、围绕社会需要制定政策的政治体制的产物。不仅如此，新政所追求的道德理念，要想真正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生产方式之中，还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而不能只是停留在竞选口号与报刊舆论的宣传上。如果以罗斯福为首的政治集团不能通过实际的政治努力，将《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社会保障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体现新政精神的法律法规付诸通过，变为现实，那么，以救济失业与贫民，限制垄断资本弊端、恢复萧条的经济为目的的道德信念与政策追求，就不会成为制约放任主义经济理念或市场经济弊端的现实力量了，而只会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
当然，人的行为并非仅仅受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体制的支配，也受道德理想在内的价值观念的支配。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人们依照自己持有的观念行事走不通，就会改而按照制度允许或导引的方式行事。比如今天，虽然绝大多数教师、家长甚至学生都已经明白应试教育的弊端与危害，素质教育好处可以说人所共知。但是，只要高考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评价学校的主要尺度，学校的名誉地位与经济收入依旧取决于升入大学的学生数，高考方式依旧以死记硬背的能力考核为主，考试分数依然学生是能否进入大学的唯一标准，那么素质教育的观念及其要求，对学生、家长及老师的学习教育行为的影响就是微乎其微的。人们最终还是只能按照应试教育体制的要求与导向实施教学与子女培养活动。又比如，在式生产关系体制下，一个普通社员，即使他拥有崇高的集体主义观念和为广大村民谋福利的强烈愿望，由于缺少参与生产管理与经营决策的具体制度，该社员很少有提生产建议的机会，或者提了也根本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该社员改变自己的观念，选择“不关心队里的生产”，采取“油瓶子倒了也不扶”态度行事，就是必然的。这里，社员行为作风的变化，不是其思想觉悟与道德素质的变化带来的，而是特定的体制带来的。
从生活方式或者社会行为规则的角度看待道德的变化，就是认识到，一种违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如果始终受不到法律的、行政的的等社会力量的制裁与限制，而最终演变为广泛存在的行为和普遍发生的现象，成为一种社会惯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固有的道德观念或者良心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9]。
假如对有意见或者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的领导干部，社会允许人们用揪斗、体罚、痛打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且这种既不道德又严重违法的行为，不仅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甚至还受的事实上的鼓励，那么这种现象肯定会日益泛滥，正像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样，当“造假”这种极不道德又严重违法的行为，不仅受不到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等社会力量的有力制裁与约束，反而受到个别权力部门或明或暗保护与支持，使之由小到大、由点到面普遍发展；由此发了财的人，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受到事实上的奖励：因为有了钱而有了地位，因为有了地位而人赢得人们的尊重；因为发展了本地经济，给社会带来了就业、福利、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绩，而受到官民的普遍赞扬。如此，这类行为怎么能不普遍流行的。更进一步，当自创品牌难上加难，贴上他人的牌子卖假货，既好销又好赚；当辛辛苦苦做成衣搞加工出口几年，不如一张办公桌几个工作人员，写写假发票，几天赚的利润多；当国营炼油厂因油价高卖不出去，走私成品油既无多大风险又利润滚滚的时候；当人们不问钱来自哪里，只看谁创造的“利润”多，谁发展得快的时候。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在这样的荣辱标准和衡量尺度面前，在这样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造假、走私等既违反道德规范又违反法律规定的现象、行为，自然会愈来愈普遍。
注释：
[1][2][7][8]韩德强：“略论道德市场经济”，学术网站《思想格式化》()。
[3]见《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173页
[4]见《撒切尔自传》，《神圣的回忆与忏悔》（政治家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357页。
[5]（美）赫伯特-西蒙：今日世界中的公共管理：组织与市场，《新华文摘》200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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