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论文范文1
中国有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草木早逢春”的诗词，就是说中国人非常重视周边人在自己生活工作中的作用，认为距离越近越易结成亲密关系。根据人际吸引的邻近律，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人们生活空间上的距离越小，则双方越容易接近，因此彼此之间容易相互吸引，并继而成为知己。中国人在交往中，非常注意团结周边的人，形成不同沟通网络，建立各种对个人成长有利的人际圈。按人际圈内部成员的关系，可以分成利益型（因成员利益上一致而形成）、信仰型（因成员共同信仰而形成）、目的型（因成员目的一致而形成）、需要型（因成员个性相似或互补而形成）、家族亲朋型（因成员家庭亲朋关系而形成）和娱乐型（因兴趣爱好相同而形成）。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人际交往圈，就增加了社会支持的人力资源。团体内部成员可以通过多向沟通，得到同伴的劝导启发、鼓励支持、消除疑虑和提供保证，学会从多角度客观评价他人和自己，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建立起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缓解精神压力，提高应对现实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发挥人际交往的心理保健功能，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
二、注重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
中国人提倡互相帮助，助人为乐。根据人际吸引的互补律，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进行交往时，当一方所具有的品质和表现出的行为正好可以满足另一方的心理需要时，前者就会对后者产生吸引力。互补只所以容易产生人际吸引，主要是因为交往双方彼此满足心理需要时，会产生愉快肯定的积极情绪，从而形成良好的关系。它对群体内聚力的大小，心理环境的好坏有直接的重要作用，是直接影响个人的微观环境。中国人在人际关系学课程中常常引用的一则寓言是：有一位教士请教上帝，“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于是，上帝先领他来到了地狱。地狱是一个大房间，一口煮着美味佳肴的大锅，周围围着许多面黄肌瘦，痛苦而又失望的人群。原来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长柄的汤匙，食物无法送到嘴里。上帝又带教士来到了天堂，天堂里的情景和地狱里的一样，但天堂里的人却面色红润，非常愉快。原来天堂里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汤匙盛满食物去喂别人。别人吃饱了，自己也吃饱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当你只想着自己的时候，你就处于地狱之中；当每个人都能关心别人的时候，那大家都在天堂之中。因此，中国人特别注意对偶角色之间关系的研究，强调在对偶角色的人际关系中，需求互补能使双方更具有吸引性。如夫妻双方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扮演，上下级支配与服从的默契配合，内外向性格的取长补短，异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定位，都会使交往双方相得益彰，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三、注重心理的透明度
相对来说，中国人彼此交往透明度比较高。根据人际吸引的能力吸引规律，人们一般比较喜欢能力较强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而又偶而出现过一些小差错的人。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约•哈里窗户”理论认为，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心理都存在着4个区域。其一是自己了解，别人也了解的“开放区域”或“公知区域”；其二是别人了解而自己却并不了解的“盲目区域”或“他知区域”；其三是仅仅自己了解，而却从不向别人透露的“秘密区域”或“已知区域”；其四是自己和别人都不了解的“未知区域”。良好的人际关系，“公知区域”越大越好；“已知区域”越小越好，“他知区域”和“未知区域”没有最好，所谓的“公知区域”即称约•哈里窗户。中国人对隐私理解相对宽松。外国人把年龄、婚恋状况、工作收入等均视为隐私，但是这些在中国人看来，都算不上隐私。所以并不在意与别人谈论这些与自己和对方相关的事情。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坦率直白的人，不喜欢冷漠、拘谨和封闭的人。在交往过程中，合适的自我坦露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吸引力。“透明度”高的人一般更受欢迎。人都不是完美的，在别人面前呈现自己的本来面貌，尽管这个面貌不是完美无缺的，却更能给人以真实感，使人接受，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交往中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和需求掩盖起来的人，多是由于缺少一种安全感和自信，对别人缺乏信任，怀有戒心，不敢让自己的真实形象让别人看到，就很难取得别人的好感。
四、注重求大同存小异
从众心理是中国人的典型心理。从众就是个人在社会群体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根据人际吸引的相似律，人们如果在外貌、年龄、地位、角色、学历、职业、能力、兴趣、态度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相似，就会彼此相互吸引。从众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人与人交往中为取得团体中其他成员的好感，注意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以减少群体压力，求得心理安宁，或者为减少心理压力，习惯寻找发现彼此相同处，与他人发生情感共鸣，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现状，所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就是从众的最好例证。个体寻求化解自身与群体之间冲突，增强安全感，人们往往把彼此认同作为人际交往的切入点，对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与人打交道的人，会主动创造机会与对方接触，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消除心理排斥，如特别重视同乡情、同学情和战友情，为了达到比较好的认同结果，在衣着服饰、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很少标新立异。在交往中，不太愿意涉及太难或太严肃的话题。长期从事某种职业的同事，为了与大家保持一致以实现团体目标，对本职业活动的性质内容、社会价值、职业用语、工作方法、职业习惯与职业环境等的会达成职业认同，假如在工作单位讨论评选某人为先进典型，自己虽然不怎么同意，就跟大伙儿一样表示同意，以免与那位同事和团队关系搞僵，通过职业认同，交往双方能够通过心理接触，消除彼此隔阂，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五、学会赞美和尊重他人
中国有句古语“敬人者，人恒敬之”。根据人际吸引的对等律和得失律，交往过程中人际互动的双方，总是喜欢那些也同样喜欢自己的人。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报答性现象，在人际吸引中，其“对等性”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按一定规律变化发展的。同一个始终对自己抱肯定态度的人相比，人们更喜欢那些开始对自己予以否定性评价，以后转变为肯定性评价的人；与此相似，同一个始终对自己抱以否定态度的人相比，人们更讨厌那些开始对自己予以肯定评价，以后转变为否定性评价的人。第一种情况是由否定性评价向肯定性评价转变，谓之为“得”；而第二种情况是由肯定性评价向否定性评价转变，谓之为“失”。因此，学者们将人际吸引领域中的这一现象称之为“得失原则”，得失原则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身的喜欢显得不断增加的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善于运用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先贬后扬的“得”与“失”规律，在工作和现实社会中，人们常说生活就是面镜子，你哭它就哭，你笑它就笑，把发现别人的长处，作为接纳交往对象的桥梁。在人际交往中，应注意克服各种阻碍发展良好人际关系的个性特点，以打破僵局，淡化矛盾，消除误解，让人际距离缩短。阻碍良好人际关系的个性特点大致可以总结如下几点：一是不尊重别人的人格，对他人缺乏感情；二是自我中心主义过强；三是对人不真诚，只关心自己；四是过分服从并取悦别人；五是过分依赖他人；六是嫉妒心强；七是怀有敌对情绪与猜疑性格；八是过分自卑、缺乏自信；九是情绪孤立，不喜欢与人交往；十是有偏见、固执、报复性强；十一是好高骛远地喜欢提出过高要求目标。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2
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状况总体来说是健康的，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自我为中心。当代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感受着家庭的温暖、亲人的溺爱，很自然地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习惯于站在自我的立场看待和处理问题，忽视他人和集体，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不能或者不愿深入地了解他人，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常常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
2．自卑与退缩。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甚至身体素质的差别很容易在学生心理上形成层次感。个别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的学生，在来自大城市或者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学生面前抬不起头来；部分同学悲伤于自己长相不好，口才欠佳，缺乏幽默感等等。他们对人际交往特别敏感，对交往中的负面因素考虑太多，总是极力回避，久而久之，逐渐形成自卑与退缩的性格，陷入焦虑、痛苦、自卑并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这类学生虽然相对较少，但危害极大，不容忽视。
3．情绪化倾向。情绪化是自我控制与调节能力不足的体现，表明了个人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幼稚。有些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过于情绪化，习惯于感情用事，高兴时满面春风，称兄道弟；不高兴时冷若冰霜，拒人千里。随自己心情的好坏决定对待他人的态度，不顾及他人感受，这就很容易伤害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使人感到不快，在心理上产生隔阂。
4．缺乏交往技巧。人际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对部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相对中学时代来说较为宽松和富有弹性。生活和环境的巨大变化使这些交往需求迫切但交往技巧相对不足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挫折而导致情感的损伤，这在大学新生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二、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的对策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个性品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强烈地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塑造健康的身心和形成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因此，探索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意义重大，措施如下：
1．优化人格。改造不良人格，培养和优化良好人格，这是建立和发展良好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大学生一定要经常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发现和总结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培养热情开朗、积极果敢、自信宽容等优良品质，形成良好的人格魅力，同时，要善于向那些人际关系好的同学学习，使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逐步提高，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当然，人格的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学生只有在实践中反复地总结，不断地修正自己，才能日趋成熟。
2．加强指导。发挥大学“德育课”教学主渠道的作用；开设适合大学生需求的心理课程进行集体辅导和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学会从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等各个环节上，把握他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关注他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把握他们的潜在意识和心态，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此外，还要配置专门的心理咨询老师进行个别辅导，及时解答学生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困惑，使他们能及早走出心中的阴影，增强自信，克服自卑，在心灵上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
3．提升校园文化建品位。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丰富大学生的业余生活，陶冶情操，而且有助于大学生间正常的人际交往。举办各种讲座联谊会和其他形式的活动，可以为学生提供众多人际交往的机会。这就使他们既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又在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的群体氛围中协调、感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们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为他们的人际交往向纵深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导致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的原因是很多的，仅仅依靠大学师生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家庭和社会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要让孩子有一个健康温馨的家庭生活环境，让孩子感受到亲情的美好并学会爱；对社会而言，要营造一个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并尽最大的可能减少贫富差距，从而使大学生们能及早走出心中的阴影，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正常的交往中去。
参考文献
(1)张进辅.青年心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3
一、幼儿教育的人际关系现状
1.家庭教育环境的扭曲
现下社会，祖父母、父母、幼儿三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小家庭和少子家庭越来越多，而在人口集中的城市人们不得不住进高层住室，空间的变导致幼儿的活动也受到约束，他们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或玩玩具，社交能力的培养同时就受到了阻碍。玩是幼儿的天性，然而与其他小伙伴玩耍的同时避免不了与他人的冲突。他们可能因为一个玩具、一个过家家的角色、一个动画片而争执甚至拳打脚踢，此时，双方家长就会很快将自己幼儿带开，并私下劝其幼儿以后不要和另一个幼儿玩耍。于是幼儿获得与别的小孩交往的机会和积累与人沟通的经验就少了。
2.宣传媒体在幼儿人际关系中的影响
宣传媒体发展迅速，幼儿常涉及到的宣传媒体有：电视、电脑、CD、手机、小人书、漫画书、游戏。宣传媒体的广泛运用对幼儿的人际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今，幼儿们不出家门就可以通过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设备来娱乐和打发时间。这种方式虽然增强了幼儿对多媒体的应用，提升了儿童手机信息和与人联系的速度，但是看电视的时候大脑是处于被动地接收外来信息，极大地限制了幼儿大脑的主动性。也就是说一方面幼儿出门与他人接触的机会减少了，另一方面，幼儿大脑与他人交往需要的主动性也减弱了。
二、幼师在幼儿人际关系中的作用
幼儿园是儿童走进社会的第一站，幼儿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幼儿的各个方面。在幼儿的心目中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会，一个多才多艺的幼师对成长中的幼儿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幼儿教师一定要以高超的教学能力，引导幼儿进行积极的社会交往。幼儿交往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人所造成的。作为教育者,不仅要认识到交往是幼儿的生活,是幼儿的需要和权利,还应切实体现在幼儿教育实践中。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自由天性。”我们应把“培养”与“教”放在同等位置甚至更高的位置，如果不去培养幼儿自己的能力，幼儿便不能自己更好地去适应复杂的社会。
三、如何培养幼儿的人际关系能力
1.幼儿的自我表现及交友
人参加群体活动是很社会交往的基础，可是许多幼儿却不知如何进入到群体活动中去。进入幼儿园的幼儿自理能力弱，与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不是凭借单纯的知识技能可以直接获得的。而如今，幼儿们大多是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说话方式和行为态度都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不愿与他人合作。创设平等、民主的交往氛围，帮助幼儿建立轻松和谐的同伴关系是帮助小朋友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2.创建开放式集体
个性、创造与协作、规则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在封闭的集体中，幼儿会变得保守、排他、计较的人。因此，幼儿教师要尊重幼儿的表现自由，尊重幼儿的内心的感受，引导幼儿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感。此外，不能按照大人的思路让幼儿去做，要认真对待幼儿的自身感受和想法，建立畅所欲言的人际交往环境，“开放感”产生“心安感”，它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开端。创建开放式集体，能从根本上培养幼儿的创造性、协作性和学习性。基本原理就是在确保表现自由的前提下，促进自我表现，这样每个幼儿都能以个体来发挥自己的潜力。
3.玩耍和游戏中培养
幼儿与外界接触少，所以缺少交朋友的经验。老师应该多组织幼儿们玩游戏，游戏中幼儿们与同伴会有更多的交流，他们会一起分享或共用玩具和游戏材料。游戏，特别是角色游戏，对幼儿从他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在发起交往时，幼儿在角色游戏中更多采用主动邀请和言语协商策略，更少采用攻击和联合策略。同时也可以加些比赛项目，让他们在游戏中有领导、有分工，让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游戏一方面增进了幼儿彼此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如果有了摩擦，也锻炼了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总之，玩耍和游戏增加了幼儿间的交往机会，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
4.关注孤立儿童
在幼儿游玩中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中的一员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地区不同，家庭教育不同，从小生活的环境不同，导致不少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很难找到自然地融入集体的方法。长时间的与集体脱离，他们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得较孤僻、任性，不愿意和小朋友一起游戏，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常常闷闷不乐，甚至过分敏感。他们喜欢一个人呆在一边，不愿让别人接近他，更不会主动地与同伴玩合作游戏。这些幼儿有时还伴有小心眼、爱钻牛角尖的现象。这些不合群的心理特征严重影响着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老师宽容、理解地他们的行为，试着耐心地改变他们的想法，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创造他们在游戏中表现的机会。只有在温暖的教育环境中，幼儿才会喜欢和大家玩。对于不善交际的幼儿，如果老师能早发现、早引领，那么他们就能早点改变孤独的性格了。
作者:肖蔓 臧娴 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参考文献：
[1]小田丰.幼教与教师-关注幼儿的个性培养.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2]张博.论幼儿交往生活的缺失.南京师大学报,2000.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4
一、山西票号制度 山西票号在我国的近代金融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辉煌，它的成功得益于其一整套的制度，正是靠这些用人、经营上的制度山西票号才能生存壮大。主要的制度包括东伙合作制、身股制度、学徒制度、贷款运作制度。这些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 1.东伙合作制。在晋商中有一部分人，当自己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把资本交给他人经营，自己则享受有资本带来的收益，这就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经营的人当时叫做伙计或合伙人，这样的制度便被称为东伙合作制。后来的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伙合作制，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票号多为合资而非独资。票号的资本数额一般都相当之大，既有本族至亲者所出，也有志同道合者所出，而后者在票号发展的全盛时期所占比重更大。经营票号是一项风险大、极需经营能力的事业，因此就需要聘用才能出众的经营者。 在山西票号中，出资者叫做东家，经营者叫做掌柜。东家如果决定聘请掌柜来经营票号，则需要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力、利益。东家的责任与职权，就是“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全由财东执行裁定。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即东家完全将票号的经营交给掌柜，不予过问，但奖惩、分红之事由东家裁定；如果票号因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则东家要负无限责任。掌柜在号内“有无上之权力，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进行，各伙友皆须听命于管事。”大掌柜在经营管理方面，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没有专门监督和制约大掌柜的人员、机构和势力。从权力的集中性方面来看，票号中的大掌柜要比现代企业中的总经理大的多。而且分号的设立也完全有大掌柜根据市场需要而定，分号的经理由大掌柜任命，员工由大掌柜选派，一切都以总号为中心，分号不过是总号的辅助机关而已。 2.身股制度。山西票号实行股份制，在股份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股份：身股，又称人力股。即经营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营业绩在票号中享有一定的股份，这种股份无须出资，但是和银股一样享有分红的权利。这是一种激励制度，东家认识到票号的经营与票号中的每个员工密切相关，所以要发展出能够激励员工积极性的制度。东家根据经理、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各自所得身股的份额，并以此为依据参与票号每个账期与银股一样分红，这在票号中俗称“顶生意”。身股分红所得远远高于薪金，它对票号中人具有非常强烈的诱惑力。如果表现好，每次账期后其身股份额又会相应增加。身股资格的获得，即无特殊要求，也无名额比例，只要忠实敬业，不犯过错，待服务至一定年限，人人都有顶身股的机会。身股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广大票号员工，极大地调动了票号员工的积极性，大大减少了因员工失职而造成的损失。 在山西票号中，顶有身股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每个顶身股者所顶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加，所以身股的总额就不断增大。而股东所投入的股银，尽管总额也在不断增多，但其股数却始终不变。也就是说，身股增加的股数，可以直接加入身股总额参与分红，而银股只能以“倍本”的名义增加只能获取利息，而不能加入银股总额参与分红。这种情况有力说明，在山西票号中身股比银股处于更有优越的地位。 3.学徒制度。山西票号对于员工的选拔也有其一套严格的规范。山西票号所用员工，起码须具备两个条件：(1)必须为山西人，这样既便于管理，又惠及同乡，将就业机会留给同乡之人。(2)必须有家道殷实者的担保，被保证人“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由于保证人责任重大，若无特殊关系，并不易找。保证人还必须和总号有利害关系，票号的东家不得向本票号推荐学徒。 有了保证人的担保，还必须通过相应的考察和考试。考察和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询问被考察者的身世，祖上三代做何职业，出身贵贱，本人履历资格。所以询及三代，是担心祖上为人不正，恐有不良遗传。(2)测试智力文字。测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以对被测试者的能力做出判断。所有测试全部合格，即可“择日进号”。这种严格的选拔制度，尤其是重视出身和品德的选拔标准，为票号的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使票号在日常的经营中，很少由于员工的失职而遭受损失。 学徒自入号起，总号就要选派年资较深、顶有较多身股的业务骨干，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培养和训练；有的票号则由总号大掌柜直接管理和训练，统以三年为一个班期。训练学徒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1)业务和技能培训：包括珠 算、习字、抄录信稿、办理汇兑、存款业务、放款业务、熟记银两成色及其兑换口诀等。(2)职业道德培训：主要有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戒奢华等。其中，信用教育和信义教育是重点和中心。以信义取利，是晋商的传统美德。许多商号都是通过祭祀关公，进行这一传统美德教育的。关公是以“义行天下”，“义冠古今”的人伦师表，在人们的心目中，关公就是义的化身。 学徒在总号三年训练期满并经考核合格后，才能被派往分号做事。票号对于学徒期满的考核，特别强调通过实践来检验人识别人。特别注重“侧重实验”，他们认为“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晓，“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一知其究竟”。所以学徒通过期满考核后，还必须进行班期考核。要正确评价一个员工的才能与业绩，必须放在一定的班期内，观察他的整个做事过程。而一个员工要想取得身股资格，必须通过三年学徒期和七年班期考核，且无任何过失。 4.贷款运作制度。山西票号放贷的对象，主要为官员、商铺、钱庄，一向仅凭信用，不需抵押。一般是视贷款人的财产状况，如果可靠，只需一两位保证人作保，即可贷与。如果是由信用的常年客户，则保证人也不需要。在当时的山西票号中，有着“万两银子一句话”的说法，这也是后来山西票号出现巨大经营风险的原因之一。 贷款的决策由掌柜说了算，而贷款出了问题掌柜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是后来山西票号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身股制度在它的发展和兴盛时期，权责利的失衡被盈利所掩盖，大掌柜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走上了经营超越存款总额甚至资本总额的大量借贷的危险道路，再加上缺乏监督大掌柜的贪欲恶性膨胀，进一步加剧了票号的倒闭风险。 二、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票号制度运作的基础 从上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山西票号的各种制度人格化的色彩很浓，这些制度只有嵌入到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东家和掌柜之间的合约关系是一种以信义为基础的制度，即凭人办事，凭信义合作，不要保证。票号成立之时，由东家出资，聘请总经理（大掌柜），双方书写合约，即完成了立法手续。这样的一种委托关系完全是凭东家和掌柜之间的人际信任。因此，东家非对大掌柜的才华、品德、家庭、身世、经验等有相当透彻的了解，是不会加以聘任的。然而一旦决定聘用，就按照“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让大掌柜放手经营。在一些山西票号的合约上，写有东家和掌柜负有“同心协力”或“东家同心，伙友协力”的义务，以企“蒙天获利”，“而垂永远无弊之事业”的字样。 东家对掌柜及其他的员工也有身股制度作为激励，但身股制度依然是要靠人际信任来运作。能顶有身股，靠的是员工在票号中的表现，包括品德、经营能力，决定是否给员工身股的是东家，也就是说给员工身股需要东家对于员工的高度信任，这依然是一种人际信任。身股虽然享有分红的权利，分红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对票号的利润进行提成，这是制度中抽象化的地方，但是这依然是建立在东家对身股持有者本身的认可之上的，是先有身股身份的认可，再有利润的分红。 学徒制度也是深深嵌入在人际网络中，进入票号当学徒必须是山西本地人，这样知根知底容易管理，且必须有介绍人，介绍人了解学徒的很多情况，这样学徒的人品能力等就有了一定的保证，且规定介绍人对学徒承担保证责任。员工在票号中被看重的是品德和经营才能，这些都是通过时间让周围的人来评价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评定标准，也呈现出十分浓厚的人格化色彩。从选拔到学徒期到班期考核都是在一个人际的环境中来评价员工的表现，身股制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贷款运作也完全是信用贷款，无需抵押，只需一两位保证人，这就将贷款的信任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贷款人本身的信誉还是保证人的信誉，都是人际信任，而同时期的外资银行普遍采用抵押贷款。 可以看出，这些制度是依靠传统的私人之间的信任来运作的，因此人为的因素在整个票号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信任是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基本机制，任何经济交易都必须有信任才能达成，而信任的类型、性质又是和这个社会的社会传统、文化、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其信任也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上的特殊主义信任。按照Clifford Geertz (1962)的观点，一个金融制度的现代化程度，就看它的社会性功能还剩下多少，越是传统的社会，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越是分不开，而现代的银行制度则只有经济功能，完全没有社会功能。在山西票号的金融运作机制中，其金融功能 是“嵌入”在社会功能中的，它不能离开传统的人际关系发挥作用。每个票号在用人和业务上都是由若干个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组成，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是按照费孝通(1998)所说的“差序格局”和“自我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 三、与现代制度的比较：票号衰败的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是一个“形式合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斯·韦伯，2004），表现为抽象化和非人格化的制度成为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称为“抽象社会”， 抽象社会有三个特征: 1.程序性：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互动过程的进行是借助某种程式化和类型化的做法，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科层制和现代市场交易中。 2.反思性：在抽象社会中，许多具体的互动和认同过程往往需要借助各种超越具体情景的框架，这种框架很难还原为具体情景中的个人经验。 3.非人格化：绝大多数互动过程设计的机制、知识或观念，都与个人的具体特征或人际的具体关系无关。而且更进一步说，这些机制赖以运作的基础正是对人格关系的克服。所以在现代性的讨论中，才会有那么多的关于形式合理性对于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摧残的声音，马克思(1979)的“异化”理论，韦伯(1986)的“铁笼”说，都是对现代性的这种特征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但是现代社会的效率和生命力也是得益于这种形式合理性的制度，正是在这种制度下出现了“公”的“私”的彻底分离，公共领域从私人领域中分离出来并具有了独立性。对人格化的克服使得社会组织和原则的存续成为可能，无论是一个政府组织，还是一个企业组织，都是一个具备了独立性的公共领域，都不必担心因为某个人的离职或死亡而出现危机，组织制度本身具有了稳定性和生命力。所以才会有那些上百年的大公司，创始人早已归去，但公司依然在人与人的来来往往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才会有一个现在的政府依然按照几百年前建国的那些原则担当着自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职责。 这样的形式合理性表现在企业上就是一系列制度，包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经营者和员工有一套用来激励和约束其行为的根据抽象的经营利润原则制定的制度，在企业的经营事务上有着既定的决策程序，个人的随意性对决策的影响不大，等等。在这样的形式合理性下，企业的运作靠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这样的形式合理性是一种传统，一种由来已久的性格，韦伯说这是西方社会特有的产物，而自从全球化的进程以来其他很多国家都试图移植这种性格，但很多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移植的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产生的传统却无法移植，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传统的面前承认人为力量的渺小，我们可以谈论它，但我们似乎不能改变什么。 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在于其内部机制：1.对于大掌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由于权利和义务的失衡，就使以大掌柜为代表的身股享有者所享受到的分红，成为一种不承担赔偿义务的“搭便车”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势必导致大掌柜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的产生。这就是19世纪90年代后，出现超越存款总额乃至资本总额的信用借贷的大量投放和缺乏监督的大掌柜权欲恶性膨胀的总根源。票号缺乏对掌柜的制度化约束，光凭信义无法解决监督问题。 2.信用贷款的缺陷，票号贷款无需任何抵押，仅凭人际信任，当时外资银行都实行抵押贷款制度，能有效地控制贷款风险。这样的贷款模式不能给掌柜的权力造成任何约束，掌柜的个人因素在贷款中起到决定作用，也不能在贷款人出现还款风险时对还款人进行约束。 3.组建现代银行的失败。“从1908 年初开始，李宏龄等人多次采用信函和当面陈述方式，向各票号总号经理和股东进行劝说和鼓动，并寻求各票号在各地分号经理的支持，但最终受到以李宏龄的上级——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为首的各老号经理与股东的否决而告失败。此为第一次合组银行失败。此后，山西票号又曾经两次提出合组，但均以失败告终。山西票号也随之逐一走向覆灭。”各家票号是一个个私人的关系网络，而组建新式银行是要整合成一个公共组织，这个公共组织要有其一套独立的运作制度，而这种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建立的土壤，它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往往与传统的私人人际网络中的很多原则相悖。如很多掌柜有着“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心态，不肯放弃自己的即得地位和利益。（纪录片《晋商》，2004）而各家票号原来在人事、客户方面都有自己既定的关系网络，“策划建立的合组银行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多家票号在组织、人员、业务、 责任和利益的混合，难免界限不清，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离心力。”新式银行所需要的一套非人格化的、公共性的制度无法在这多个原有的私人关系网络上建立起来，所以组建银行的设想也只能是李宏龄等人的美好愿望而已。 山西票号辉煌了一百多年，但是最终还是在现代外资银行的冲击下衰败了，它没有现代银行的一套非人格化的制度，如果按现代制度的定义，它的那套运作机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制度”。个人的人品、经营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保证一项事业的传承和延续，况且人还有那么多弱点和私欲。惟有制度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显现出它永久的生命力，它的抽象性、理性和稳定性是人类社会宝贵的财富，进行制度创新依然是我们今天事业的重中之重。而制度的形成又不可能脱离传统，这就显现出这项工作的艰巨和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董继斌景占魁:《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纪录片:《晋商》，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2004 李猛:1999，“论抽象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9第1期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恩全集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马克斯·韦伯: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986 石骏:《汇通天下的晋商》[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1]徐华:2007，“山西票号缘何走向消亡”[J].《中国改革》第5期 [12]张桂萍:《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13]郑也夫:《信任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4]Clifford Geertz， 1962，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 “Middle Rung” in Development.”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X (3):241-26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5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起源；西欧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19-02
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概要
托布约尔・克努成在《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6世纪作为第一阶段，以文艺复兴为契机，确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第二阶段则贯穿了17世纪至19世纪的整个近代，在此期间，相关的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则始于1900年左右。
进入20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又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革命和行为主义革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三次激烈论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了现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三足鼎立、其他非主流学派共同繁荣的局面。
当前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方包含了国家利益论、权力论、均势论、霸权稳定论等权力政治观，另一方则以合作论、体系论、相互依存论为主要观点。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国家软权力、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以及理性威慑等新的概念和理论。然而，不论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发展、怎样演变，其最根本的观点、最精髓的理念都根植于西欧这片现实土壤中，历史上曾被称为“蛮族”的西欧，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力下，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同时也孕育出了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欧的现实条件
国际关系是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由此可见，自从产生了国家，自从各个国家之间开始了交往，国际关系也就同时产生了。但是将国际关系的日常实践上升为系统理论，则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国家以及古代中国都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并未发源于这些地方，而唯独青睐海岸曲折、分崩离析的西欧，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欧融合了领土的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商品经济以及从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道德与法律约束。
（一）领土与民族国家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形态也从古希腊的城邦、封建国、大型帝国最终发展为近代的国家。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一定的政权组织以及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其中则是近代国家的灵魂。近代国家也可以称为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它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如克努成所说，“罗马的崩溃可以被大致看成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整个欧洲开始了另一种政治生活。
强盛的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在公元9至10世纪出现了以独立领土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分化局面，从而出现了取代帝国的多国体制，这为日后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阿拉伯人无力征服而拜占庭人不屑一顾的西欧，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蛮族国王，他们忙忙碌碌费尽心力地在未开化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着国家秩序，政治大一统的观念早已失散在异教徒大迁移和裂土分治的浪潮中。罗马帝国的衰败打破了欧洲统一帝国的政权形式，使这里没有了政治的统一和信仰的归属。自此，西欧从未形成过以宗教权威为中心的单一的、统一的帝国，相反，始终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区域。众多民族国家在独立自主处理本国内政的同时，还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平等地进行着广泛而密切的外交活动，这一方面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和实践来源，另一方面，又为思想家和学者们创造了学术空间，他们可以在各国间迁徙、游学，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是很有益处的。可以说，民族国家林立使西欧拥有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必需的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基础条件。
相比之下，由东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拥有优秀军队，但在军事战略上以守为主，与周边的斯拉夫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相比，拜占庭人并不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这也使得他们对于研究国家间事务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十分重视。实行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君权神授和代治思想暴露无遗。在这样一个宗教控制一切的伊斯兰世界，其实与拜占庭帝国是一样的：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宗教与世俗机构交织在一起。这就注定以研究世俗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源于此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治理上来，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使统治者一人独揽大权，各级官吏不过是统治者内政外交的执行者而已。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自古就重内政而轻外交。即便是在战国时期，整个中国被分割成众多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基本上是由汉族百姓构成的，所以我们还是拥有统一的民族。因此各国的关系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是一种分裂状态下的统一，因此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商品经济与民主自由
西欧地区北邻波罗的海，西邻大西洋，南面地中海，向东则进入欧亚大陆。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得其远洋航海盛行，同时百姓多从事工商业，而非农业，这就造成了经济上以商业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为主。航海贸易使西欧人更具冒险精神、更勇于开拓，经济的富裕还促进了百姓对政治地位的更高追求。于是教会的愚民政策受到了王权的严峻挑战，世俗国家、民族国家便应运而生。没有了统一的帝国，没有了共同的信仰，西欧各国只能在均势思想下经历着战争与和平。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结盟、毁约、媾和、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们共同书写了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西欧各国将国内公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也应用于国际关系当中，主张国际交往的自愿平等原则，随后还产生了均势、结盟等思想。而商品经济又促使西欧各国必须频繁往来，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这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
在古代中国，农耕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农业大国的现实环境使得我国一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国际贸易就可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无法培育出勇于冒险、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因此，古代中国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三）宗教文化与道德法律
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政教分离之后，宗教不再完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家间的各种往来。
基督教提倡的和平与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信徒内心深处，而原罪说迫使人们制定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将这些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最初的、最基本的内容。无论是神法（早期的限制战争），还是习惯法中某些与教义相吻合的要素（尤其是商法以及规范领主和国王行为的法规），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
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多年来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选择上，即便在正式信仰东正教后，教权与王权的争夺也并未真正停止。所以整个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的阿拉伯国家，宗教的束缚使得它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所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也并不大。面对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国家被宗教束缚的情况，古代的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本土的道教，都从未能够真正支配国家的政治事务。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备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但中国也从未出现像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那种“宗教绑架国家”的状况。
事实上，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包括两方面：对外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内形成的文化等级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以天子自居，与其他国家只进行商贸往来，而在文化上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轻视外国文化，认为他们不过是蛮夷之邦，因此对国际关系不够重视。对于国家内部，最盛行的就是儒家和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注重等级和伦理，更适合于治理国家内政，因此，对国家外交并未有太多建树。道教文化提倡无为之治，不鼓励军事外交，因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仍然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学者、政治家们其实都在为王朝的统治者一人服务，各种理论学说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帝王政治思想的表达。民间和学术界的声音无法真正表达，必然不会形成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总结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出现较晚的社会科学，它真正作为一种理论被系统地加以研究，也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而它的繁荣兴旺，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思想家、学者、战略家的思想基础上获得的，是在20世纪之前的四五百年间，沿袭欧洲历史、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一贯思想传统，并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列强全方位拓展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对政治现象的思索、对强权行为的抨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由此可见，长期的政治多元格局、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对人们思想的极大解放以及宗教改革对人们信仰的重新确立，都注定西欧必定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源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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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论文范文6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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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论文范文7
关键词： 马克思 社会交往理论 和谐社会 人际和谐
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从理论上支持和加强了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为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实现人际和谐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根基。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理论视角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是研究人际和谐，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意义。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自古以来，人类对美好社会孜孜以求。从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到西方的“理想国”诉求，无不表达了人类对社会和谐的向往和憧憬，和谐社会的理念也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
回顾历史，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某些偏差，即片面强调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自1957年之后，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期间发展到极致，造成了社会交往的病态发展、人际关系被严重破坏，这不但使社会发展出现经济与政治关系严重失调，而且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敌对和动乱状态，社会和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当前，国际局势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转型期。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精辟地概括出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这是从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道德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等诸多方面，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做出的精辟阐述，也是现阶段我国交往规范和交往形式的指导原则。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主要内容，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纳入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体系。“和谐社会”成了中国文字的高频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的形态。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对立，就没有和谐可言。因此，在生产力发展、经济发达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和谐更无从谈起。在计划经济时期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也谈不上和谐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也远远不成熟。而在当今中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对抗已经消失，社会阶层取代了阶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新时期，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命题，正当其时。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也是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从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道德关系等方面全方位地对社会政治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进行了阐述和引导，这也是现阶段我国交往形式和交往规范的指导原则。
二、人际交往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富于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社会最为复杂，因而处于主体地位。综合考察和谐社会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我们不难发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无从谈起，人与人的和谐乃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演化，总是以社会中的人为载体的，即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和必将引起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最终都要归结到人际关系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同时它又带来新旧体制和利益的冲突，使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因此人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基础。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际交往关系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交往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三、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人际和谐的哲学根基
在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中，不同的理论提出各自的思路。但从社会交往层面上来深入地揭示人际关系及其向着和谐状态的运动，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构建人际和谐的理论基础。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实践中不断展开、不断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人们交互作用的社会性生成。并且，结果态的人际关系不仅是主体间交往的产物，它也反过来对主体间交往和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里，交往实践以及人际关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境域紧密相关。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在现实的主体交往的此岸所展示的人际交往的理想彼岸，这种理想的实现，不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境域中通过交往实践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而是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深刻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仅产生于个体之间的微观交往，即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交互活动，而且产生于人们的宏观社会境域。“小国寡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久远记忆，单个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已经被日益社会化了，随着人自身的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趋向于更为复杂的结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社会境域总是处于开放状态的，因此，人际交往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广泛而频繁的交互作用。在这种敞开的人际交往实践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不是偶然的随机事件，而是在社会发展境域中的人际交往实践的生成结果。人与人的和谐交往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状态，人际和谐是交往实践的结果态。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微观的日常生活境域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是社会发展境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平衡的交往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人际和谐的实践基础在于平等的主体际交往实践，而这种主体际交往实践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那里获得了科学揭示。并且，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我们建构人际和谐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石。
人际和谐是人们通过社会性的交往实践不断形成的人际关系产物，人际交往是产生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实践之源。因此，我们透过学术界有关交往理论的诸多研究，复归到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马克思那里寻找到对交往实践的科学揭示，从而获得人际和谐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从交往范畴的科学内涵出发，在可以经验确认的感性世界基础上，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来展开人际交往实践的理论逻辑。正如王武召所认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考察了社会交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学说的初步确立”。②尽管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在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所做出的理论思考，但其内容阐释对于我们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这种启示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性彰显，也是当代中国建设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必须要满足的一些必要条件。
生成于人们的社会往实践的人际和谐不是观念的预设，而是交往实践的产物。这种交往实践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即人际交往何以达到和谐状态，抑或人际交往的实践如何具有科学性，因而，为我们思考当今的人际交往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用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我们考察和辨析马克思交往思想，不仅仅是为了搞清这一思想的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运用它去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历史出现的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交往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是多方面的，但我们所处时代使之凸显的是，它提供了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视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和谐社会表征的无非是组成社会的各系统、各要素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交融、彼此协调、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状态。因而，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也就在于理顺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既要整合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这些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整体社会的有序运作；既要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又要平稳有序……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无疑在启迪着我们，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中，要努力完善社会交往系统，防止主体间交往关系的蜕变，促进社会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协调演进，纠正以往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文价值的片面做法，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整体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千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2.20.
②王武召.社会交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
参考文献：
［1］吴俊杰，张红等.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总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6.
［2］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调整结构（一）.人民网，2004.11.30.
［3］王武召.社会交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8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9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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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 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 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 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 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 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 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 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 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 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 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 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 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 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 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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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之路一直是融各学科之所长，避本学科之所短的历程，众多学科在该领域内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在当今时代，当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走向体系层次的建构时，微观国际心理分析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是如何结合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求出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和可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进而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丰富和延展。
一、 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及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研究和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和复杂易变的世界，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力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人性（或者广义地说心理），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也包括大众的想法对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在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争论中，卡尔多伊奇就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更是把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确立为16个方面，并把心理学置于两大核心位置之一。但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其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单位和体系层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纵深发展。与此对应，个体分析作为单位的附庸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事实上，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析路径，分别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
尽管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对国际政治现实和现象的解释力是不容质疑的，而这恐怕要归因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一门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性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威信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这时，作为心理学孪生科学的生理学也接近成熟，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这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从此宣告脱离哲学而成为独立的科学。当代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一些邻近学科的重叠，已使它们的某些部分难于区别。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分支众多、边界模糊的科学，也是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在一战后不久。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象。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第二次大的论战，它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论战的分歧并非主题和内容，而是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比第一次论战更带有根本性。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方法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心理学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还是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等，也注重运用政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目前，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解释。
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无论从哪种研究路径看，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都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与传统从权力、制度以及新近文化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
二、 国际关系的心理分析路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如何推演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的？是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描述，解释和研究的是处于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和多维性关系，以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现象，从表面看来，“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心理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大，它们是由权力，国家利益，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的。综合而论，二者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的。
1． 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并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这里，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这也正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于是，通过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便可以揭示和预测与其相对应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政策，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学界看，以这一路径为出发点的多数学者用的是个体心理，认知心理，精神分析学说和医学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分析。另外，如果根据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中的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进而将国际关系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那么该研究路径无疑与微观层次——个体心理的分析相一致。
2． 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图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图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政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 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政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 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政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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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论文范文12
关键词 女权主义 建构主义 学科发展 国际政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0108
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1]（下文简称女权主义）是研究妇女在国际关系的地位及其相关解放旨趣的学问，它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体现了理论借鉴的深入、全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过程中问题生成领域的扩大与理论需求领域的拓展，总体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既需要积极推进与大力支持，也需要以适当的理论引导，保持必要的学术清醒，使之向着理论化、系统化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思想体系建设，以及中国的民间外交发展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参考。
一、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地位
女权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在有关发展政治、战争与和平等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自由女权主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以及立场女权主义等分支，其基本考虑是提高女性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角色，阶级压迫和家庭压迫，实施“去性别化”的社会建构与政治参与，以及从女性的视角重新解读人类知识体系。[2]为此，女权主义运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与方法对于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启发性的重要命题，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挥了独特的推动作用，究竟起来，大概有几个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
1．以新兴的多元视角批判政治现实主义
女权主义者曾经与批判理论一起对于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自由制度主义的斗争矛头是新现实主义，而女权主义则重点指向了政治现实主义。女权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安娜・梯克纳教授对于摩根索所提出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进行了的女权主义解读，提供了关于国际政治科学基本原则的另一种范本，很有代表性，这里以此对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权主义挑战政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主要几个方向是:一是反对政治学背后的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反映了男人统治利益的政治文化，这有点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二是强调了道德对于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意义，这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分歧之一；三是把低级政治、相互依赖、社会再生产以及集体安全等领域的关注纳入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程，而这正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分歧；四是强调世界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这又是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可见，女权主义综合了各种方法批判政治现实主义，但总的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取向，因而女权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治斗争，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学理论战一样，都属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古老争执在当代条件下的多种形式的发展。
2．解构“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
国际关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是由政治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女权主义批评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解构国际关系学及其概念体系的过程。然而，这种解构的努力还有另外的一些方面，包括关于自然状态、国家、、战争与和平等核心概念。自然状态本是18、19世纪欧洲的法学家们为了论证现代国家与现代民主的起源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假定，实际上成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概念，被认为指代国家形成之前的人与人为战的、无政府管理的、前公民社会状态。而女权主义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暗含了男女性别差异及其造成的一切权力归男人的状态，“女性在自然状态下是无踪无影的和微不足道的”（格兰特语），从而被从政治命题中排斥出去。男权思维就是男人对女人的绝对领导与绝对控制，男女之间存在着绝对值的二元对立。要求对内的至高无上权威，对外要求平等权。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是男人之间的交往领域，但在国内政治中，像男人对妇女的绝对控制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于根本上反映了男人的而忽视了女性的权利，因此并不能代表全民的利益，正如它只是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全民的利益一样，是应该纳入重新界定的范围的。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学的基础问题，涉及理论的终极关怀。女权主义企图修正关于和平（战争）的内涵。一种思路把男性与尚武、暴力、父权、专制联系起来，后者是战争的同义语，暗含了压迫女性的因素，而女人的本性是和平，女权的兴起则是和平的福音；另一种思路则认为女性也是战争的制造者和有力参与者，也是定义战争的基本力量。[4]总之，国际关系学的概念体系是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某种延伸，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则是以男人的视角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为明确或暗含的前提的。要建立更加科学与公正的国际关系学，必须将自然状态、国家、以和平重新赋予女权主义的内涵。
3.为建构主义和国际政治社会学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女权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解构，成为80年代“批判风暴”的一部分，自然对于长期受到现实主义压迫的理论界的自身解放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5]具体地讲，它对于建构主义的发端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发展提出了几个有益的命题。首先，女权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认为国际政治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本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男人与女人是一种典型的构成性关系，男人统治为核心内容的世界是以女人的被压迫为前提的，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又一秘密。其次，女权主义的认同政治取向丰富了国际政治认同研究的内容。性别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它与阶级认同、国家认同以及集体认同都应该成为社会建构主义研究的基本内容，但是，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却未意识到这一点。第三，女权主义者较早地从语言建构主义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建构主义是差不多从语言哲学开始的，而女权主义者很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埃尔丝塔在1981年就从语言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对语言的使用……是构成人……的基础”，“语言、意义和知识都是社会行为”，因此，她通过分析意识形态、语境或语言游戏来探索语言在政治社会学中的作用，以揭示国际政治及其学科中“可能为其他学者所无视或忽视的潜在的意义、细微差别以及解释性概念”。她的这种学术研究显然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对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第四，女权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以一种批判的、情绪化的语言来追求妇女地位的提高，从性别压迫和国际政治压迫的双重角度提出了在国际关系范畴人类解放的话题，让人们在忙碌于政治操作研究的同时得以喘息，仰望一下道德与理想的星空，关注一番人类解放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实现方式。其实，这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学术处女地，在全球社会不断生成的新时代，国际妇女解放这个伟大任务可能首先在国际民间社会这个由女性较为擅长的国际公共领域得以部分实现，而这正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之一。
二、建构主义研究对于女权主义的两方面启示
上文肯定了女权主义在解构政治现实主义及其主导的国际政治学科过程中，对于社会建构主义（当然也包括了语言建构主义）之发端的积极作用，现在需要反观建构主义发展对于女权主义的启示。从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启示至少是两方面的。
1．建构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元理论联系
由于建构主义有主流建构主义与激进建构主义之分，而女权主义在广义的分类可以算作激进建构主义的内容，这方面，西方学者如温特早有论述。[7]从近些年的发展情况看，多数女权主义者还是从原来的批判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政治的，这也许是因为国际政治中的性别差异所建构而成的压迫秩序是如此的牢固，理论批判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也许是因为女权主义的概念体系与理论工具中有着太多的后现代主义的遗产，还可能因为女权主义并未充分意识到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生成过程中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新机会。既然，女权主义总体上是激进建构主义的一支，那么，我们比较它与建构主义的元理论联系，不如比较它与主流建构主义的元理论联系。
从本体论上讲，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如出一辙，承认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质。在埃尔丝塔等女权主义者看来，男人与女人、内与外、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战争与和平都是互为建构的关系，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出发，可以颠覆现有的知识体系。以和平与战争的关系为例，“问题是这样的：和平是一个从本体论上讲颇为可疑的概念。和平如果没有潜伏在阴影中的暴力对应物（战争）也就不可能存在……战争是不和谐的产物，和平则是和谐的产物。如果我们将和平视为本体论框架的一个支撑点，这一对立统一的复合体可以被几乎无限制地扩展开来。”[8]显然，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并不存在实质的本体论立场差异。从认识论上讲，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不像在本体论上那么一致了。多数女权主义坚持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本质，却不认为这种本质能够外化为国际关系的客观实在，否定世界政治中存在统一的客观规律性，坚持了一种较为彻底的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主流建构主义者则在认识论上实现了与主流社会科学的妥协。女权主义的这种反实证主义认识论直接影响了它的方法论态度，它反对运用“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倾向于采取批判的、建构的、人类学的、后现代哲学的，特别是伦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尽管以桑德拉・惠特沃斯、凯瑟琳・穆恩、克里斯蒂娜・陈以及雅基・特鲁等人为代表的国外“第二代”女权主义者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分析范畴，在对国际计划生育等国际组织的作用、美驻韩军事基地问题、马来西亚外国女佣问题、剧变后捷克妇女地位变迁等研究中，进行了有益的个案分析，[9]但只是小量的初步的尝试，对于是否称得上实证主义的转向尚待观察。总之，女权主义在元理论方面坚持了较彻底的社会本体论及其相关的反实证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基本上没有向主流社会科学做出让步，这一点，主流建构主义似乎相去甚远。
2．建构主义发展道路对于女权主义的可能的有益启示
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居于重要的学术地位，在中国甚至被认为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建构主义实现了结构主义化、国家主义化、科学主义化以及中国化。这四个方面似乎都可以为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有益的启示。建构主义实现结构主义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文化定义为结构，文化结构影响身份认同与国家行动，文化成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实现了建构主义与国际体系理论的对接，也使得建构主义不仅仅是研究国际认同的学问，更是研究文化体系化了的国际论调或者非物质性国际体系的学问。由于新现实主义甚至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以接受结构主义起家的，因此，建构主义结构主义化是它融入主流科学的重要方面。女权主义是否可以研究国际结构（包括国际性别结构及其变化，国际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对于女权的影响是值得讨论的。建构主义接受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假定，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还是国家，研究国家对外行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点，定义国家利益仍然有着关键的理论意义，离开国家谈世界是不现实的。
既然曾经有“妇女无祖国”的国际主义，为何就不会有“妇女回归祖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是否对于女权主义有所启示呢？[10]奥德勒等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呼吁进行科学化的建构主义研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阵营中已有少部分学者正在尝试实证的研究，但是，仅仅简单的、以叙事为主的个案研究是不够的。构主义比较成功地渡过了中国化的初级阶段。这固然与建构主义本身较为宽广的研究视域、中国社会本身的文化道德主义基础有关，也与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者较早地意识到其中国化的任务有关。从2001年中国研究建构主义的第一部专著出版起，中国学者们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地提出它的中国化任务，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研究国外的建构主义时，一开始就在译介与本土化两个方向同时推进,因而能够迅速地向理论创新、政策研究方面转化，形成了国内学界的建构主义热潮。
3．建构主义中国化的不足应引起女权主义警惕
建构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取得一席之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学界的努力之外，根本的原因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问题增多、出现了原有理论范式不能合理解释的重大政治现象，同时大国成长中的理想主义冲动有了国际合法性研究的需求，从国际关系民主化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建构主义研究提供了实践背景。然而，学术研究需要保持清醒的反思精神，在一阵热浪之后，也许是到了理性反思建构主义的时候了。
建构主义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一个就是自我封闭，建构主义本来像女权主义一样是一个开放的学问，是批判理论、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等诸种理论合成的结果，到了主流建构主义那里，特别是到了中国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不能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将自身融入到更为宏大的理论中去。虽然不少学者为之做出了很大努力，希望将它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互借鉴与融合，不断超越自己，但是收效不大。另一个是知识重复。建构主义的基本知识体系发展到温特那里应该说基本系统化了，国内对建构主义的梳理也基本完成了。然而，不少有关建构主义的阐述文章仍然在重复过去，甚至造成了概念的混乱。第三，概念洋化。建构主义是舶来品，受到西学形而上学的影响，比较富有哲理，在国内一段时间内沿用原有的知识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仍然不能将之与本土语言进行结合，恐怕其影响力不能持久，即使持久也不能深入到纯理论之外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比如，“建构主义”这个用语本身就需要进一步中国化。主流建构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如果对这些问题有所注意，不去与已经中国化了的学说或理论进一步结合，不去研究一些深入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性问题，就有可能面临被庸俗化或被历史淡化的危险。
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目前条件可能不及主流建构主义，但是它无疑有着光明的前途。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国际公共领域在民间外交方面的拓展，都为中国女权主义提供了实践的机遇，但是，女权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在中国土壤能够扎多深的根？它是否愿意不断超越自我？它在概念体系上如何重建？它与中国伟大外交实践如何结合？这都需要认真考虑。
三、女权主义的前途与国际政治社会学
女权主义固然与主流建构主义有着诸多的不同，与其他激进建构主义也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个显著的方面是，女权主义与社会性和社会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权主义之所以令人瞩目，也是与国际社会的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与国际社会的本质联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广泛的发展前景。
1．女权主义研究领域本质上是社会生成的
无论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还是社会性别差异研究，本源上是社会问题研究。首先，如上文所言，女权主义坚持一种社会实践本体论，把国际政治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权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也承认，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都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性别概念的。[11]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女权主义者不可能像现实主义者那样以研究硬实力为突出特征，也不可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重视经济学因素与物质交换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不能不把社会结构及其变异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对象。其次，女性压迫的最初来源是父权统治以及社会分工。父权统治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话题，而家庭正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研究社会学不能离开对于家族与家庭的研究，它是中国化的传统共同体的主要模式之一；而近代的性别压迫也源于中世纪甚至更早的男女自然分工的异化。女权主义研究社会分工的异化及其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后果，就不能不研究阶段压迫以及社会变迁，因而对政治的社会学研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第三，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女权主义，不会研究物质力量的对立，而是把国际社会互动作为主要对象，因为正是国际社会互动，才能突破国家主义的控制，才能彰显女权在国际交往领域的优长，才能突出国际道德与规范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因此，正如一位男性学者所言，“女权主义者像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更多地是基于社会互动而非获得权力和运用权力来观察世界的。”[12]第四，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未来系于全球民间社会的拓展与强大。全球民间社会，又称全球市民社会，是指相对独立于由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由各国民间社会外溢而形成的国际联合，这属于国际政治中的低级政治领域，与战争、安全、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相对。全球民间社会主要涉及卫生、福利、环境保护、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是女权主义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领域。只有全球民间社会的日益强大，才有女权主义者的光明未来。正如18、19世纪欧洲皇家宫廷和贵妇人沙龙中的文学批评形成了最初的公共领域一样，[13]20、21世纪的国际公共批评领域进一步向国际层面上的扩展，也或许会催生国际民间社会的更强劲成长，并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发展、全球性危机的增多、世界妇女大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挑战以及女政治家群体与女批评家群体的相互呼应，而有可能推动国际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和全球民间社会的实质发展，它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女权主义将具有革命性意义。
2．女权主义的兴盛源于社会理论与社会领域的变化
女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运动的说法，虽然并不全面，却也抓住了它的本质，即女权主义是世界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追求政治民主与社会公正的全球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实现长期被压抑了的性别平等要求与自我解放的价值，它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理论与社会领域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曾经是，现在也是部分女权主义者挑战政治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也就是说，在“批判风暴”的时代，女权主义与批判社会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社会领域的变化，也为女权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背景：第一，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持续深入全面进行，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政治文化从欧洲美洲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展，女权主义最初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这使得女权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第二，全球化对原有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持续摧毁，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世界妇女大会等全球民间社会的生成则是全球化条件下社会性别压迫的基本组织依托。第三，国际社会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的分离日益模糊化，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功能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局面，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关注点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转化，国际安全的基本关注点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化，以平等、公正、合理为基本追求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合法性重建，都赋予了女权主义以历史发展的机遇。女权主义正是抓住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公共性猛烈增生的历史机遇，利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对于国际道德、文化、认同与伦理的青睐，在社会沟通、国际公关、民间外交、文化扩展甚至政治参与诸方面，不仅从女权主义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贯彻性别平等的各种政治主张。换言之，批判社会理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理论源泉，国际社会的变化是女权主义兴盛的主要现实源泉。
3．女权主义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互动
女权主义的中国化与建构主义的中国化一样，需要逐渐结束其“长袖善舞、飘忽不定”的西学东渐阶段，进而落实到一种相对非西方文本化的理论框架上来。这是一个狭隘学术自主性失落的过程，也是获得新型学术自主性的过程，它无疑是困难和痛苦的，却是有意义的。由于女权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总体上都是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国际政治的，拥有社会实践本体论的基本立场，其目的都是实现国际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的社会解放，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学似乎是它们共同的前途。
女权主义实际上一直在推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女权主义在发展初期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上对政治现实主义所做的批判丰富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本体论知识；女权主义对环境保护、国际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关注丰富了国际政治社会学关于全球民间社会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关注社会分工的歧视性，把性别压迫作为国际社会不公正的基本方面，它至少从两个方面对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有较大的启示：一方面，国际政治社会学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不公正对于世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应是其研究的基本点，另一方面，国际范围的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也应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着眼点，因为从世界历史上讲，人类自身解放运动从神权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一次转向社会解放，而性别压迫的改变是社会解放的最后的内容。
当然，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同样对于女权主义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女权主义的元理论方面有着先天的缺陷（这方面与建构主义特别是激进建构主义的其他学派相类似），国际政治社会学通过对于实证主义的有限肯定来补充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足。女权主义提出的社会性别平等的伦理主张也可以纳入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国际政治文化中去，后者则是国际社会化的基本价值主体。国际政治社会学在注重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政治作用的同时强调国际政治对于国际社会的反作用，主张合法性权力对于国际平等的正面推动意义，这样可以纠正女权主义对于权力或政治过分批判的“单向度”认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社会性别领域的冲突与合作，还涉及国际社会相对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及其矛盾运动，国际阶级斗争与合作、民族斗争与融合、种族斗争与发展等矛盾范畴和大国关系、国际政治格局、世界秩序之间的矛盾运动，国际权力型公共领域与国际民间社会型公共领域之间的矛盾运动等等，这些研究领域可能会拓展女权主义研究的视野，为其在今后的知识体系构建与发展定位方面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目前，中国大国成长进入了关键时期，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战略方针，追求国内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强调和平与发展的理想主张，把实现国际社会的平等、民主与多样性作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环境与战略目标，既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志、理论自觉与政治自信，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社会变迁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大势的正确把握。在古老的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的今天，“三和”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也给了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难得的实践载体。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注释：
［1］ 以经典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为代表的不少资深学者认为，女权主义不是国际关系理论，只是一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但李英桃、胡传荣等人认为，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形成。本文理解前一种分类的严谨性，但从霍克海默的定义出发，采取后一种分类。
［2］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82页。
［3］ J. Ann Tickner, “A Critique of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Robert J. Art and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Seven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pp.17-24.
［4］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3633页。
［5］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风暴”，请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第5253页。
［6］ 关于埃尔丝塔对于国际关系语言研究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意义，可见［挪威］伊弗・诺伊曼、奥勒・韦弗尔：《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7442页。
［7］ 关于女权主义的学术定位的讨论，请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16、87页。
［8］ ［挪威］伊弗・诺伊曼、奥勒・韦弗尔，前引书，第419页。
［9］ 自李英桃：“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与国内同行的评价”，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论文集》，2006年11月19日，第3页。
［10］ 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发展轨迹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关系，可参考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时事出版社，2006年。
［11］ J. Ann Tickner,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 and IR Theori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1997, p.620. 转引自胡传荣：“冲突、张力与有关合作的期待――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学三大主流学说”，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论文集》，2006年11月19日，第29页。
［12］ 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fourth edition, The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3,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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