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双抢”

　　记忆里的“双抢”

　　端午回老家，和老父亲闲聊中竟忆起当年的“双抢”。父亲若有所思地问：“还记得那年在冲里大五斗割稻吗？因为弟弟妹妹窝工，你把他们赶回家去，独自割完了一田的稻。”这一问，四十年前的金黄稻浪便在记忆里开始翻涌，潮湿的汗味、疲惫的身体、滚烫的田埂，还有父辈们苦中作乐的吆喝和无助的叹息，瞬间漫过心的堤坝。

　　七月的太阳像烧红的铁砣悬在头顶，整个村庄都浸泡在蒸腾的暑气里。那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所有的夜晚人们都是在蒲扇的扑扇下进入梦乡的。现在想来，那样的岁月是如何熬过来的呢？天不亮，生产队长的哨声就撕破了晨雾，大人们拿着弯月般的镰刀和水蛇般的草绕往稻田赶。他们大多光着脚、挽着裤腿，衣衫褴褛、面带菜色，但上工的路上却总是响起快乐的号子和秧歌。小屁孩们也挎着竹篮跟在后头，想着捡些田螺、鸟蛋、水菜之类的，回家改善改善伙食或者喂鹅喂鸭。稻叶划过小腿，留下细密的红痕，偶尔飘过的一丝风里夹着泥土的腥味和稻秸的香气钻进鼻腔，混合成丰收的味道。

　　割稻是一件很辛苦也很讲究技巧的劳动。听老把式们说，要从田的右侧开始下趟，一趟一般只能割六行，最多不超过八行。腰一定要佝下来，真正做到面朝黄土背朝天，左手反腕薅住两至四株稻子向内一拢，右手镰刀贴着地皮"唰"地杀过去，稻子便整整齐齐倒在臂弯里。如果是旱地，割下的稻子一铺铺堆在右手边，等着打捆就行了；如果是水田，那就要推着木盆，一边割一边捆了。虽然很累，但要想提高工作效率，是不能频繁歇息的，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就是这个道理，这也就是那天我剥夺弟弟妹妹劳动权的原因所在。这样半天下来，其劳动强度是现代人不可想象的，可是父辈们就是这样一年一年走过来的。

　　最难熬的是正午时分，人困、体乏、心疲，就连枝头的蝉鸣都变得有气无力，何况人呢。这时，母亲总会用搪瓷大把缸送来满满一杯凉茶，和了糖精的那种，缸沿还凝着白花花的盐霜。父亲舍不得歇晌，赤着膀子继续收割和捆扎稻把，古铜色的脊梁上，汗水顺着凸起的肋骨蜿蜒成溪。趁隙接过母亲的凉茶，一气牛饮后，又接着手里的活。为了减轻父亲的辛苦，我也学着帮他摞摞稻铺，这样可以缩短一点父亲的工作时长。那时不懂，只觉得双抢是场永不停歇的战斗，直到看见月光下父亲捶打腰背的剪影，才明白每一粒粮食都浸满了辛苦。

　　要说热闹还得数打谷场。木制的脚踏脱粒机发出"吱呀吱呀"的轰鸣，大人们弓着腰，从副手的手里接过一大把稻穗，攥得紧紧地贴着转动的滚轮抽打。金灿灿的谷粒如雨点般飞溅，空气中浮动着稻谷特有的清香。我和小伙伴们穿梭在晾晒的谷堆间，把散落的稻秸扎成草把，躲在后面捉迷藏，偶尔偷闲躺在草垛上，看蜻蜓掠过翻滚的稻浪，翅膀上的光斑像星星在跳动。这时我总是会想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等自己长大了要不要继续这样的生活？

　　这边田间稻谷还未完全归仓，那边水田已整饬完毕，因为晚稻秧苗必须抢在立秋前插进田里。与割稻相比，插秧要舒服很多，但活计却更加精细，从拔秧、捆把、抛撒到分插，每一步都是很讲究的。大人们弯腰弓背，恰似灵动舞者，左手攥一大把秧苗，右手拇指、食指轻捻，稳稳插入泥中，行距株距拿捏精准。起初我兴致勃勃加入，未料泥地吸力奇强，每拔一次腿都费力空前，秧插得歪七扭八，还溅得满脸泥水。正沮丧时，父亲走了过来，手把手教我：“腰再弯些，指头轻点儿”，在他的耐心指引下，几株嫩秧总算规规矩矩站好，心中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

　　暮色降临时，蛙声开始在田野中蔓延。收工的队伍沿着田埂缓缓移动，扁担两头的草链或者箩筐随着脚步轻轻摇晃，惊起一群野鸭，脚步虽有些虚浮却很踏实。炊烟从各家烟囱升起，混着稻草燃烧的焦味，在晚霞里织成柔软的网。饭菜香远远飘来，灶台火光映亮茅舍，一家人围坐桌前，扒拉米饭，夹块咸鸭蛋，一天辛劳便随咀嚼消融殆尽。吃过晚饭，大人们还要趁着月光打场、扬谷，木锨扬起的谷流在夜色里划出的弧线，也许就是村民们最大的希望，而我们早已枕着此起彼伏的打谷声，沉入甜甜的梦乡。夜半时分，吃一口大人们打品伙分得的猪肉烧萝卜，那就是世界上最可口的美食了。

　　如今老家的稻田已荒了大半，水泥路取代了崎岖的田埂。父亲说起村里最后一次集体双抢，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微光，对于一个老农来说，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记忆啊。“双抢”抢的不仅是时节，更是生计，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哪一粒粮食不是农家的性命呢？

　　望着父亲凝神的样子，我仿佛又闻到新米的香气，听见雨点敲打屋檐的声音，打谷机又开始转动，带着温热的乡愁，在心头一圈又一圈地回响。那些在稻浪里奔跑的日子，那些与土地血脉相连的岁月，终究成了回不去的旧梦。与我而言，那曾拼着命要逃离的“双抢”不仅是岁月的记忆，更是前行的薪柴，它似严苛的导师，让我在劳碌和饥饿中领悟了什么叫艰辛和不易，教会了我坚韧、勤劳和节俭，让我受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