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郭丽鸿先生

　　忆郭丽鸿先生

　　方鸿儒

　　冬春荏苒，寒暑易流，二十二年前，永远地，您走了，带着生的热切与死的凉意。

　　那年（2003年）拙著《鲁迅以后无杂文》问世后，原想奉呈一本给先生，以谢知遇之恩。孰料“岁朝方折柳，春暮已焚琴”，我万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个黑色的噩耗！

　　麦婵老师在电话那头回道：“郭老师已走了。”我一时语塞：震惊于世事无常，人生去留之不可测；愧疚于久疏问候，失去一位良师益友。

　　1985年春，时值《杂文报》创刊伊始，笔者在朋友的鼓励下亦捉笔打杂，在该报便有了所谓“处女作”的产出。于是一发不可收，跃跃然尝试着向笔者心中的标杆杂志《随笔》投稿。抑或与先生命中注定缘在“杂文”，这一投便和先生您结下一段虽暂短却永恒的缘分。

　　窃以为编作自来有“三缘”——人缘、文缘与时缘。人缘在心，文缘在情，时缘在机。三缘应运而得，方有作品问世！

　　与先生结缘两年，得尊札七封。岁月易逝，墨香仍在，三十七年后拜读依然令笔者感概万千：“大作两篇及寄赠的圣诞卡都早已收到，谢谢！作为编辑，无以为报，只能是认真阅处稿件，把有价值之作呈献给读者而已。我是待发稿后给作者以确切的信息，故迟复了，希谅！大作《该死的中国人》及《对愚忠的思考》均发《随笔》今年第3期。《该死的中国人》呼唤人的价值，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见手札）先生的音容笑貌，谦和风度跃然纸上。

　　先生长笔者一轮有三，老北大中文系毕业，学养丰厚。又长期在一流刊物供职，眼光独到。而笔者则是“66届高三生”，曾经的岁月让我们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发了几篇所谓的“杂感”，便误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对先生很是轻慢无礼：“如不用，扔纸篓不妨”。

　　但先生谅解了一个初涉杂坛新手言语的轻狂，耐心点拨，循循善诱：“投稿总是要有目标的，总不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写作投稿不必求多，务要求精。如果没有最满意的，宁可不寄。”人云胡适先生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我说“先生是照远更照近的良师益友”。

　　于刊物的宗旨，选稿的标准，先生直言相告：“寄来的两篇大作，已发一篇，另一篇难用，只得奉回您。有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轮不到我们来议论。如尽议论些不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哪又何必？但《随笔》的宗旨不变，总要力争多发些讲真话、抒真情、关注社会生活、反映人民疾苦的散文、随笔吧！”

　　稿件之适用与否，以读者的关注度，行文的真诚度和内容的现实度为取舍，合则用，不合则退。编作之间断无苟且的交易，令笔者深为敬重！

　　三十七年前经先生编发的拙作计有《杂文的困惑》（载1988年5期），《“做官难易”辩》（载1988年6期），《“该死”的中国人》（载1989年3期）《对“愚忠”的思考》（载1989年3期）和《忧患声中道“忧患》（载1989年4期）。

　　五篇拙稿悉收入笔者杂文集《鲁迅以后无杂文》。其中《“做官难易”辩》被1988年12月23日《杂文报》全文转载，且被收入由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四）》。《对“愚忠”的思考》被收入张鸣、乐群主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

　　上述两选本几乎囊括现代杂文名家高手，多为前辈。笔者能忝列其中，自然不胜荣幸之至。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贾岛《寄韩潮州愈》，“月下推敲”终成千古美谈。倘没有先生慧眼编审刊发，自亦无有笔者拙稿的问世——先生亦实乃方某文运中之“韩昌黎”也。

　　半甲子弹指一挥间，学生我能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检点过往文字，三十七年来秉承的就是先生当年的教诲——“说真话，抒真情”，提笔行文遵循不移。

　　拙著《鲁迅以后无杂文》，当于天堂相会之际，笔者将手奉先生牌位前，心香一瓣，聊当一祭！

　　只要杂文在，先生的魂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