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校友葛肇昌

　　追忆校友葛肇昌

　　方鸿儒

　　肇昌兄是笔者1980年秋考入原南市区业大同科年兄。但同校不同窗，他一班，我二班，故彼此虽相识，但相交不多。

　　两年后，在校友毕业联谊会上，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天他拄着拐，笑容可掬地走到我跟前，并递我一张名片。我接过一看，那名片上印着的身份是：“上海杂文学会会员”，颇令我刮目相看。

　　他笑着对我说：“校友会请兄任龙头，实在是顺理成章的。我们校友之间的经常性联络组织能否建立，恐怕就在兄与其他几位同学的程序安排上了。”

　　肇昌兄的美意自然为我婉拒了，因为我自忖：特立独行的方某实在不适宜做校友会的“群主”。

　　校友会后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彼此写作杂文的风格时，他直言不讳地写道：“我看到你的杂文不多，就我所见到过你的那两篇杂文来讲，与我的风格就大不相同。不相同处可从选材，谋篇布局，行文运词各方面分出。”

　　文如其人，他的杂文风格绵里藏针，婉讽不露，极耐品味，确与我大异其趣。

　　彼此因为有了写作杂文的爱好与话题，与肇昌兄便既是校友，更是“文友”了。其时他与上届校友徐华泉、沈源琼成立了“小草文学社”，并函告我：“我参加杂文学会，是由徐华泉介绍的。兄若有意，我可请他代为介绍。”

　　经肇昌兄的牵线搭桥，笔者亦就此与华泉兄结下一段难得的文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在其责编的《新闻报》“三原色”副刊上发了诸多杂感随笔。

　　那年头，肇昌兄在原南市区集管局下属的一家拉链厂（在浦西）任会计。他家离厂不远。一次我到他厂里看望他，顺便去他家坐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的书房里，靠北墙的一架大书橱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用牛皮纸包好的书。看得出他对书非常爱惜，对知识很虔诚。

　　当时《青年一代》责编余志勤先生向我约稿，让写写“都市凡人”。我便以其经历为素材，写了篇《身残志不残的学友》奉其过目。

　　不日，他便给我来信说：“大作拜读后，对于通篇的构思和前半段的安排，说实在的，颇有些出乎意料，写得是好的。后半段由于彼此接触毕竟不多，故材料有失误处，我也就不客气地改了。我这个人的性格一是自尊心较强，二是颇有些傲气，一向是不把痛苦、苦闷两词挂在心间的……”云云。拙作自然就没投出去。。

　　1987年初春的一天，其时我正借调原南市区府企管办，而他来民政局开结婚证。我俩在区府大门口巧遇。在一番交谈之后，他颇为感慨地说道：“你和他们不一样。”

　　我闻言自然心领神会：“他们”是指谁？当年，原南业大不少学友在区府任要职哦。

　　在信中他也非常坦率地说起他的夫人：“她是原来蓬莱街道另一厂搞宣传的，电大中文毕业，在八五年考进了公安局。”

　　1987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六七个业大好友相约去了他在德州新邨（在浦东）的婚房，并送了他一套79年版精装全三册《辞海》，作为新婚礼品。

　　他夫人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临别时，他对我说：“已休假了三个月，过些日子打算上班。”出于对他从没坐轮椅摆渡的担心，我特意关照他要注意安全。

　　孰料我这友情的叮嘱竟一语成谶！1987年8月17日下班回家，他坐着轮椅在轮渡浮桥下行时不慎坠落浦江，因抢救不及而不幸陨亡。

　　三天后的追悼会，校友们让我为他撰写一悼词。我通夜起草《祭肇昌君文》。

　　岁月虽云苍老，而我心依然念旧。追忆往事，挥之不去。时值清明，心香一瓣，拜祭亡友——一个极自尊，极有才华的校友文友！

　　“名片”尚在，斯人已去，而他的遗札收入在我自编的《友书集》。收集故友的遗书是黄垆之痛，痛彻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