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海的往事

　　我下海的往事——

　　一个“老三届”的回忆

　　汤声豪

　　我第一次“下海”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厂生活区小菜场卖鱼，退休后有时闲坐无聊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点点滴滴，恍如昨日，我感慨万千……

　　我年轻时命运真是悲惨，有的人出生时是含着“金钥匙”，我却是含着"苦药”。一出世九个月，母亲就撒手西归，留下了嗷嗷待哺的我和几个年幼的哥哥，父亲此时年纪巳过”知天命"，没有工作，无经济来源，家里一贫如洗，仅靠未出嫁的姐姐在厂微薄的工资和亲戚的偶尔帮助艰难度日。好不容易熬到大哥哥师范毕业分到小学教书，又碰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苦不堪言，农村有些地方还饿死了人，党号召全国支援农业第一线，我那热血青年的大哥，听党的话思想要求进步，想在那“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不愿教书，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最后他带着父亲一起下放。我则被留在城里读小学四年级，寄居在姐姐家。半年多后嫌我累赘，又把我送到了乡下，我便和父亲相依为命，住在一所古庙里。在乡里小学上学。一个学期后，为了省钱，便不让我读书，只给了我几本小学教材，让我自学。几年后，由于在城里的姐姐生有四个小孩，最大的才四，五岁，夫妻两人都要上班，家务实在忙不过来，又没钱请保姆，便又想到了我，和我在武汉的姨妈商量后，由她每月提供我生话费，便写信叫我回城读书，从此我便在她家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从父亲的宠儿到被人嫌弃的累赘，我从小便体会到了人情的冷暖，当我后来我听到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时，对里面的那句“有妈的孩子象块宝，没妈的孩子象根草”，就有了比一般人领悟得更深的感叹，但我不怨天尤人，命中该有此难，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后来考取了南昌十中，初二时，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两年后”四个面向"时，又被学校分到一个劳改农场（后改为建设兵团）过着"军队的纪律，农民的干活”，去“改造世界观＂，打着红旗，唱着歌曲下地干农活。由于开始不适，收工后腰都直不起来；还由于年少无畏，血气方刚，在政治运动中由于看不惯某些人黑白颠倒，无限上網的极“左”行为，勇敢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却遭受毒打。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招工进厂，却又分到一个远离城镇，群山环绕通讯地址带着阿拉伯数字的三线工厂，分到推板车，抡大锹的干活，下班后精疲力竭，浑身汗臭人皆捂鼻。可“男大当婚”时落在这闹女人荒的“夹皮沟”似的重工业单位一一这里有工作的寡妇走路都两眼朝天，你去找谁呢？我不甘心这样一辈子，幸亏此时"文革"结束，恢复髙考，赶上了“末班车”，我发狠考到了文凭，被调进了厂子弟中学教书，开始了新的圈子生活。但一探亲出外时别人都亲亲热热成双成对，我却孤苦伶仃倍感孤单，禁不住家人的唠叨，又不想和尚一辈子，我又不精于此道，那时又没有婚介所之类，经撮合匆忙完成任务和她完婚，但又陷入新的窘境一一一因她是“农村户口”，那怕是要迁到这深山老林的工厂也非常艰难，只有排队等“农转非”后才有可能。可在这僧多粥少的工厂，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工厂每年那点可怜的指标，任资排辈，我老婆的户口还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农转非”迁来。家属没有户口，在这工厂被称为“半边户”，矮人一等，——不能分房，要住一起只能到附近农村自己出钱租房，不安排工作，没有收入，人皆侧目，连有“城镇户口”的某些大妈，对“半边户”都充满了优越感，一吵架开口总是高人一等，盛气凌人，吵不赢时就这样使出"杀手锏"：你还和我吵，还不想想你是什么户口？全然不顾/“半边户“的她气得满脸煞白，手脚颤抖；更可怕的是，连生的后代也规定是农村户口——因子女户口跟女方走，尽管他爸爸是‘城镇户口’，”半边户”的生活在工厂真是活得使人窝囊，憋屈，不便。

　　机会终于来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城镇户口”也象商品一样可以买了，这无疑为＂半边户”带来了福音。但标价奇贵，买一个户口六千元。我又傻眼了——这当时对我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我月薪才几吊钱啊？老婆又没工作，家里亲戚基本都穷也没什么銭借，怎么办？买不买？我夜不能眠，又陷入了巨大痛苦中，正似伍子胥过关一夜愁白了头，脑海中整天浮现的就是钱、户口。反反复复考虑了几天几晚，最后，我一咬牙，买！——在这户口决定待遇的工厂，租农房度日，家不象家，低人一等，想想就难过的日子我实在忍受不了，最主要的是我不能让儿子生活在这阴影之中。我决定：先尽可能争取“外援”———向亲朋好友借点债，然后去求领导照顾老婆做点临时工，节省一切家庭开支，我工作之余“下海”，慢慢来还债，虽然我以前从未涉足过买卖，甚至连秤上的星点标记都不是很清楚它的含义，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何况当时电视新闻也播放了市委一套班子集体上街摆摊，书记还亲自拉二胡吆喝买卖，搞活经济。市委的大官都如此，何况我等庶民百姓。当时“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我自嘲这也算是紧跟潮流，与时俱进吧。后我总算是竭尽全力，拳打脚踢湊足了钱给老婆买了一个“城镇户口”，总算有资格在厂排队分房，做家属工，可欠了一屁股债，象座大山似的压在身上一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大批农民工进城，大批工人下岗，工厂的住房，用人制度的调整，这“戸口”再也不神通了，我费尽心机搞的巨额钱款等于打了水漂，这下我恨得咬牙切齿，怒发冲冠，肠子都悔青了，我痛恨自己为什么那么心急，不能忍一忍，等一阵再说呢？但泼出去的水，收得回来嘛？只有自认晦气。

　　我第一次“下海”是业余时间去厂生活区小菜场卖鱼。这个不需要资金周转，顺利点的话，可赚到一定的钱，坚持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记得有个星期天，天气特晴朗，我一早就去钓鱼，那天运气也特好，大鱼排着队上我的钩，很快我的鱼篓就滿了。我兴冲冲地跑回家，留下一条后就抓起了秤。我来到菜场，里面到处是人，声音鼎沸。挎着篮子低头挑菜，与摆摊的附近农民讨价还价的声音比比皆是，我把鱼篓和秤放在一个角落里，自己缩到旁边，我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一咱毕竟是老师，这“师道尊严”，——虽然这日子过得他妈的没尊严，可在众人面前还得要有点人模狗样呀，这“真刀真枪”的，这里面可有不少开家长会时认识的熟人，这……＂我仿佛看到明天我去上课，那调皮的学生挤眉弄眼地故意问我，老师，这魚的营养都有哪些呀？……我两脚象灌了铅似地站着，移不动半步。不去吆喝，引人注目，谁知道你是顾客还是摊主，可我实在是开不了口。我突然听到一阵快板声，循声一望，原来是我原先的车间同事也来卖不知哪里批发来的儿童衣服，为了吸引人注意。我笑了笑，松了口气，大家都想生活富裕点，不偷不抢，不就是做点生意吗？老师也要生活也要家呀，但……随着时间流逝，眼看活鱼都快变成死鱼了，我脑海中两种思想还在激烈碰撞，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张不开口……忽然，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妇女带着她那四五岁儿子来买莱，那儿子生得虎头虎脑，两只眼睛忽闪忽闪的，是那么的可爱，我呆呆地凝视着他，感觉就象我儿子似的，脑海中立既浮现出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我儿上午哭着回家告诉我，由于户口不在这，又没交借读费，虽然是老师的儿子校长也把他从教室里赶了出来不让他上课，并告诉他，再不交借读费，期末不能在这里考试，要到户口所在地考，“我户口在哪呀？要在哪里考呀，爸爸？”他抓住我的手，一边哭一边摇……想到这，我眼睛刹时红了，血“腾”的一下冲上脑顶，浑身象是着了火，妈的，还犹豫什么？还要什么贼脸？还要什么清高，我暗骂自己混蛋，冲到鱼篓旁，抓起秤，闭着眼，大声地叫道：“好便宜的活鱼呀，……”这一下好多人围了过来看篓中之鱼，我索性把鱼篓往下一倒，那一条条鱼都掼在地下，是那么的新鲜，有几条还不停地摆动，其中有一个学生家长认出了我，诧异地说："老师，你的鱼？卖的？"，当知道是我今天刚钓的，价格比菜场其它摊位要便宜时，纷纷的你一条，我一条，很快就卖光了，我怀揣捞到的第一桶金，心里别提有多髙兴。

　　此后，我便一发不可收拾，业余时间钻到了钱眼里，什么面子，虚荣心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卖鱼、租房养鸡、倒换国库券、炒股……总之，什么来钱就干什么，什么钱来得快就干什么。好在我不是班主任，只是个副课老师，我始终提醒要“业余时间“。学校了解我的情况后，校长表示同情，把我老婆安排到校食堂做临时工，再三告诫我不要影响工作，不能有家长吿状。我老婆也干劲十足，休息时不辞辛劳推着板车去食堂门口炒粉，买吃的人很多，她忙得不亦乐乎，虽然人很累，回家后就不想动弹，但心里髙兴。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还清了债务，其间我的工资也涨了不少，我们也分到了家属住房，生活也比原先方便多了，再也不会有人说我们是”半边户"了。我也终止了业余时间下海活动，我既不擅长也无必要，安心地搞好本职工作，直到退休。

　　如今，我已在城里买了住房，在家颐养天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岁月当中，有国家的安定和平，有社会保障的经济独立，丰衣足食，生活舒适，享受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脱离了年轻时生存艰难的局面，我知足，我庆幸，只是在闲暇之余，年轻时下海的经历会有时在心头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