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外谈

　　文字外谈

　　写字的随想

　　坐在桌前写文章，无意间便想：初见是笔在纸上写出字词句章，故可说笔在写字。笔由我手握持操作，故可说手在写字。手的写画动作，由我脑我心支配驱谴，由眼睛视察，故可说心脑眼在写字。心脑依按汉字笔画形状指挥，故可说笔画形状通过我脑我手再现写出。汉字笔画字形由先人所创造，故可说我只是写先人之所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先人造字，取法自然，往泛远发源处看，故可说天地自然在“写”。倘若持宗教和神学的观点，自然乃造物所为，往造化神信处看，故可说造物在“写”。人的身心手笔，只是自然造物出字词句章的工具罢了；同时，人的身心手笔、汉字文化又是自然万物的最高进化。如此随想开去，方知晓文字、人类、自然、造物的源流因果；方明白事物的所谓高端与低端，是一种相对互为关系。眼前这纸上写出的字词句章，是从造物到笔纸的共同作用。写字这一人人习常的事，竟由无数的因素方促成之，漫长的历史方形成之，故当以虔敬之心而为之。抱持虔敬应是我们人生做事的应有态度。

　　从造化的角度看，自然造化出人类，人类创造出文字，文字是自然的造化的造化。人类被自然造化出来，人类不能造化出自然，人类只能创造人类的附属物，如工具等，且要按照自然造化的逻辑去设计创造，如象形文字的产生。象形文字乃人类对日月山川万物之像凝缩抽象而成。李苦禅说：“画至书为高度，书至画为极则。”中国画以写为高度，笔墨之审美原则与书法相同。常人难以达书写如绘画的法书最高境界，但汉字取法自然，含有可画的内在特质，是不争的事实。

　　鱼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人们写字时，只知认真会神地写，并非要刨根问底，去追索汉字起源、人写字一事的根由源流。但如果我们只见自己在写字，其视只能是见到己身己手写己字而已。倘能见出我们写字，是自然造化之事，天地自然人物古今为一联系的整体，其终能做每一事体，皆自觉融入自然社会历史，摆正人与天地自然社会历史的关系。我国儒道两家皆倡导“天人合一”，其前提实仍立足于人与天的二元意识。从人类所创和所用文字看，从人类的文明历程看，事实的真相本质，是由“人合于天”，到“天人合一”，至“以天合天”的过程。如此看，则可真正由二元论进至一元论，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达至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此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表明“天人合一”非人类自身人为地可以决定分合，实是宇宙的一切物质造化精神概莫能外的缘故。

　　如此看来，原来我们属于自然，原来我们本身就是自然。我们的一切所为，决非我们个人所能独自作为。未来世间的一切所为，也无法不与我们的所为有关。人们从自身生活作为中找到的诸多理由，产生的诸多感悟，都说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是本来一体的，是应该而且可以和谐一体的，不应该是矛盾的。人类文明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人类可以克服文明对于本体的疏离，走向对于本体的回归。

　　诗文不厌改

　　诗歌创作中，常有因一字而引起笔墨官司。

　　宋代陶岳《五代史补·卷三》：“齐己，长沙人，……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师。”

　　贾文昭、徐召勋《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欣赏·诗不厌改》赞曰：既然写的是“早梅”，而且是“昨晚”才“开”花的早梅，那当然还是“一枝”为好，能够确切地显示出现实中“早梅”之“早”。而且，用“一枝”雪中梅花来“报春”比让“数枝”梅花来报春在艺术画面上也显得更新鲜。难怪齐己要拜郑谷为“一字师”了。

　　然而，周振甫《诗词例话》却提出了异议：“‘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一夜里，早开的梅花有几枝开放，这是写实，写得自然，也跟《早梅》这题目切合。把‘数枝开’改成‘一枝开’来迁就‘早’字，反而显出做作的痕迹。事实上，一棵树上的花在一夜中开放时，不会只有一枝开的，改为一枝开，反而不真实。再说，不该为了迁就题目，把真实的描写改得不真实，所以这两句诗不必改。”

　　“一字师”例，历来被作为修辞学上“改字”之范例。周先生的异议可能更符合生活的真实，而贾、徐说也符合艺术的真实（大概他们谁也没有实证观察过夜晚早梅初开情状）。文学中的写景，既是客观的，又带有主观感情色彩，孰优孰劣，争论起来会各执一词。

　　文学叙述描写也屡有争执商榷。

　　宋·沈括《梦溪笔谈》有云：“穆张尝同造朝，……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于马下。’”

　　陈善《扪虱新话》对此评论说：“文字意同而立语有工拙。……今较之二语（指穆张所说），张当为优。然存中（即沈括）但云：‘有奔马践死一犬’，则又深成矣。”

　　《唐宋八大家丛话》载：“欧公（指欧阳修）在翰林，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道。公曰：‘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毙之。’公曰：‘使子为史，万卷未已也。’曰：‘内翰以为何如？’（欧）曰：‘逸马杀犬于道。’”

　　同一件事出现了六种表达方式。工拙优劣，前人争论不休。述事由于角度不同、处理不同、文史有别、意思轻重、主宾之分、简笔与繁笔，语言表达有多种可能性。但细较之，欧言出类也。

　　同一处景致，不同作家的笔触和意境多样。

　　朱自清、邹韬奋写出不同的《威尼斯》。同舟泛秦淮，朱自清、俞平伯便各有了自己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先生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曾和俞平伯先生一起，雇了一只“七板子”同游秦淮河。在朱先生的眼中，美丽的月夜，画舫凌波，华灯照水。水是“蔷薇色的”，“碧阴阴的”，“黯淡的水光，象梦一般”，“冷冷地绿着”，“绿如茵陈酒”，“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平伯先生所见的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所嗅是“茉莉的香，白兰花的香，脂粉的香，纱衣裳的香……微波泛滥出甜的暗香”。同一客观景象，同是一个时期的秦淮水，在另一作家笔下却是截然相反的。“不怕说杀风景的话，我实在不爱秦淮河。什么六朝金粉，我只看见一沟腌臜的臭水!我也在夕阳斜照的时光，雇了七板子遨游了一回，可是我並没有载回来满船诗情与画意。”（《西滢闲话·南京》）

　　同一个题目可以做出多篇不同的文章来。

　　一部秦亡史，究其原因，则有贾谊《过秦论》、杜牧《阿房宫赋》、苏洵《六国论》，后人亦多有论其高下者。

　　诗文作品，是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刘勰谓曰“文心雕龙”。先贤创作时态度严谨，抱持一字千金，追求极致完美，影响熏染后世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生活。今人应学习保持这种精神，让生活及创作境界不断提升而臻于精致。

　　慎用大词

　　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语言不断发生变化。准确适当形象地运用大词作修饰，带来新造词组的新颖感。如中央电视台气象频道：“点击最天气”。意指请点击最权威准确及时的天气预报。“最女人”意指顶温柔贤惠、有教养、有女人味、性感的女人。运用最高级形容词修饰，客观适当地标示事物的品质，表明取得的成绩，表达心理自信，丰富语言词汇，有吸引注意，振奋精神，鼓舞人心，增强凝聚力的作用。

　　令人不安地是，近些年大词运用大有泛滥之势。为了张扬凸显进而至于吹捧拔高。不管什么事物，不论对象，不分层面，不问巨细，没有节制，不加斟酌，词越大越好，越能吸引眼球越好，越耸人听闻越好。至尊、天王、超霸、经典、顶级、极品、一流之类词频频出现。

　　城市小区的名称，听上去如天堂般的豪华。城市酒店以国外皇宫命名。乡间公路边小饭店冠名为“亚洲饭店”“豫皖饭店”。用语竟浮逐夸、竟华逐丽、竟富逐贵。似乎大词、豪称、号称有魔力，能带来身份地位品质的提高，名称修饰不至极限不足以显摆。

　　滥用大词的原因。一是追名逐利。成语将追名与逐利的内在因果关系，追名的最终目的清楚揭诸天下。夸大不实的宣传，可以诱骗以名取物者，以名唬人，牟取暴利。用大词如同吹牛不用缴税，谁也管不着。不用白不用，用了他人也无权批评指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有利可图，为何不用。你见我慌，我见你忙，你用我也用，于是乎满纸满堂满大街满世界，大词满天飞，大话充斥。

　　二是自我膨胀。为满足虚荣心、产品宣传的需要，须用大词鼓吹。常说大话，自身被自我营造的虚幻不实的氛围包围，产生自欺欺人的自我满足；久之，自家便相信。不实的自我感觉被发酵，导致虚夸浮躁非理性，头脑发热膨胀中自我吹嘘，自说自话。用大词有瘾，且有社会传染性。一种产品称“霸”，别家纷纷效仿称“霸”；“霸”久了平淡乏力，于是乎便只好“超霸”；“超霸”久了“超超霸”。我称自己为师，见反响不大，便称大师；还不行，索性称国际大师。

　　三是见识短浅。俗云：满瓶子醋沉稳，半瓶子醋晃荡。古曰：不识天高地厚。糊涂胆子大，越糊涂越敢说大话。视野局限，看不到他人的作为，没有比较。在自己专业的小圈圈里，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小有业绩，沾沾自喜。大言不惭，夜郎自大。

　　四是心理自卑。谦虚属于真自信者。自卑者不自信者会说大话，不成熟者会说过头话。所谓越自卑者越自尊，为了得到尊重，不显得落后，容易口出狂言，说出大话。

　　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阳守阴，知刚守柔，则可为天下楷模。我国儒道哲学反对自傲夸饰，强调“过犹不及”，倡导谦虚谨慎。慎用大词，沉淀社会浮躁，消减宣传浮华，扭转语言空洞，需要人们的识鉴、社会的成熟。当人们能将浮夸不实之词看作对事物、商品评价的反面标签而加以抵制时，大词便会销声匿迹，从而使得“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朴实诚信的社会风气得以继承发扬。

　　玩文字

　　“玩”字不宜与“文字”相关联，盖因“玩”是个意味无穷却难以言表的词，用“玩”组成的词语，既褒义又贬义，既警世又放纵，既快乐又悲哀。

　　人总是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人生有各种玩乐，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供人玩者。有人玩儿票，有人玩股票，有人玩魔术；但也有人玩女人，有人玩阴谋，有人玩权术。只要不玩到“玩物丧志”“玩世不恭”“玩火自焚”的地步即可；否则，便不好玩了。

　　文字似乎是可以用来供人玩的。文字之玩有种种，一者玩弄。据说，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本是一介书生，不谙兵事。曾令其将兵出征，不料屡屡受挫。李令一部从向曾报告军情，部从书曰：“臣屡战屡败”，李元度大为不满，改为“臣屡败屡战”。一个屡屡受挫的败军之将摇身而变为不畏强敌、败而不馁的征战英雄。

　　汉上官桀为未央厩令，武帝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至于受遗诏辅少主。义纵为右内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遂坐以他事弃市。二人者始获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纵及诛，可谓幸不幸矣。言语之玩法技巧，在桀与纵，竟关乎身家性命；惜哉，义纵不学上官桀。

　　二者玩味。从玩味文字作品看，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革命家看到排满……”从写作推敲说，宋·陶岳《五代史補》卷三：“齐己，长沙人，……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师。”文字玩味如佳肴品尝，其追求无止境也。

　　三者玩赏。《文心雕龙·体性》：“赞曰：‘才性异区，文辞繁诡。’”文如其人，季羡林在谈张中行的文章时说：“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世间文章，有严肃者（经时济世），有轻松者（发抒性灵）。轻松的文字在于文学趣味。周作人在《〈陶庵梦忆〉序》中说：“张宗子（张岱）的文章是颇有趣味的，这也是使我喜欢《梦忆》的一个缘由。”“我觉得有几篇真写得不坏，倘若我自己能够写得出一两篇，那就十分满足了，但这是欲羡不来，学不来的。”惺惺相惜，艳羡之情，溢于言表。读周作人的数百篇小品文，就知道他是在玩文字，享乐文字，拿写作当作花鸟虫鱼看。沈从文的许多短小说与一些闹不清究竟该归到哪类文体的文字，也有玩的意味在里面。文字有趣味有境界能达到张岱、周作人、沈从文者，史不多见。

　　文字是神圣的，古人敬惜字纸，对文字崇拜有加。诗以言志，不平则鸣，是诗歌产生的根源。文以载道，以文济世，是文学的社会作用。文章千古事，文人是严肃较真的一类人，自觉不自觉地都有承担社会使命、改变社会的冲动，故有放胆文章拼命酒。

　　文章由入世而出世，由积极而消极，咎在明清两代文字狱，尤其明太祖、成祖、嘉靖朝，清康熙、雍正朝，文字狱案极为血腥，牵连甚广，杀人无算。于是乎明代严肃文学走向随笔，清代学者不再做文学而去训诂，实为迫不得已避祸难而已。于是乎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冯梦龙《古今笑》、张岱《陶庵梦忆》相继问世；清代而有王念孙《广雅疏正》、段玉才《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等。文人学者走向玩与躲，思想文化遂窒息。

　　有玩文字者谈玩的心得说：自己没做上官，玩不成权术；穷得叮当响，不能玩股票；贪生怕死，不去玩冒险；没什么学问，不敢玩深沉，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东西好玩，无奈只好玩文字。玩文字能带来些许生趣快乐，分为两件事情：一是读书，二是写作。买书花钱少，写作不用花钱。好书可反复阅读，欣赏玩味；写作不需要付钱报税，故能放手玩，反正是自己写给自己看。偶有文字发表，便得大欢喜，可知快乐或与花钱无关。

　　社会需要严肃文字，也可以有轻松文字。有人写严肃文字，有人以文字为乐。文字之玩发生历史性变化，玩家从纸笔报刊玩到了网络媒体，有趣且热闹，只是略逊明人随笔的那般雅致，少了一点周作人的清凉。文字可供任何人玩，文章倘达不到经时济世，学张岱、周作人，如同对待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一般，用来玩玩也未尝不好。

　　作者：邵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