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生涯

　　我的“高考”生涯

　　方鸿儒

　　笔者是1966届高中生，文革伊始，梦碎“高考”。1998年上考场放完“最后一枪”，梦圆“自考”。弹指算来，握手“高考”三十年！

　　1968年8月笔者赴北大荒“屯垦戍边”。1972年，国家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其招生政策是“个人报名，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学校录取”。

　　笔者所在鹤山农场六连七个排，每排计一票。经“群众推荐”投票，笔者有幸获得四票。但经“组织批准”，笔者却落榜了。有知情者私下告知：因笔者是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基因”不匹配。

　　事已至此，便没有再“报名”的必要了。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笔者凭借自身实力，考出鹤山农场第一高分：总分339分，其中数学117（我把理科生最后20分的附加题也做了），政治72，语文69，史地（一卷）81，却直至发榜最后一刻才被扩招进“大庆师范”。

　　时隔多年后，朋友才点破个中不解之谜：“方兄社会关系复杂，政审3类”——原来如此！

　　毋庸讳言，1977年高考，“家庭出身”仍是道难以跨越的坎，“择优录取”庶几还是一个“梦”！

　　1977年——我高考，最感欣慰的是给了父亲一个交代、一份安慰！当我将“录取通知书”寄回家，母亲回信说：“你父亲得知你被录取的喜讯后，病情顿时减轻了许多。”那一刻，我才掂出一纸“录取通知书”的份量，它胜过药石无数啊！

　　入读大庆师范方一年，孰料一场知青大返城的风暴席卷全国，我与妻的命运便再次面临抉择。

　　1979年早春二月，我接连收到妻寄自故乡上海的三封来信：“鸿儒：我和阿爸（我父亲）讲了，我主张你退学，坚决退！我们认为，你如果还想等拿到文凭后再办返城，恐怕就错失良机，再也回不了上海了······”

　　毋须多加斟酌，亦不必计较后果。“鱼和熊掌”——户口和文凭，孰取孰舍，答案分明——只有“退学”，才能回沪！

　　庶可宽慰的是：大庆师范放了我一马，鹤山农场劳资科也同意我退回农场。我方以“知青身份”重返故乡，顶替母亲进了街道生产组——一个与阿姨妈妈同甘共苦的小集体。

　　别无选择——只有另起炉灶，重读“文凭”，择机跳槽，方有前途。普通高校已对我拒之门外，唯“五大生”（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和夜大）尚可一搏。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支书大妈以为我腹中点墨已足以混饭吃了而不出具单位证明。在求爷告奶无奈之下，我只能谎称“自费报考”方盖出单位公章，于报名截止日报上名。

　　1984年业大毕业后，笔者便希冀着继续深造，自考华师大中文本科。遗憾的是：“正规军”并不承认“杂牌军”的文凭，一切得从零开始，门门重考。好在笔者已经过两轮“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考场放枪，于1987年便获17门单科结业。

　　1989年夏，笔者被借调至原南市区府企管办任文秘，在只须再考出三门（十学分）即可获取本科文凭的运势下，居然不一鼓作气拿下，且一耽搁就是十年，差点功亏一篑！

　　及至兜兜转转重返校园，方知若拿不到“本科”文凭就不能执教高中语文时，笔者才想着要为“饭碗”再玩一把了。

　　于是在1998年，年届“知天命”，宝刀尚未老，再上考场乒乒乓乓放了“三枪”：两枪《美学》、《唐诗研究》（四学分），另一枪《自然科学基础》（生物、地理、化学、物理，四选二，笔者选地理、物理，六学分），涉险过关，猎获一张“华师大中文本科自考文凭”——哦耶！

　　焚膏继晷，皓首穷经，与“高考”握手居然跨越了“光阴的故事”三十年，全过程参与了各级各类高等学府之招考，好歹算是打了八折圆了父亲的“望子成龙”梦——笔者尚在懵懂记事时，父亲便叮嘱“你要成为方家门第一个大学生!”

　　桑榆晚景，年届古稀，往事并非如烟，过程就是人生。个人的经历即是历史的缩写，实录“高考”生涯，为共和国历史存档。

　　作者简介：方鸿儒，1948年5月17日出生，自号“竹园居士”，浙江慈溪人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1977年冬考入大庆石油学院。1979年春退学回沪，先后当过工人、教师、文秘，但生命的多半是支付给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粉笔生涯”，2008年5月退休。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多为杂感、随笔、书评与股评，计1000余篇，上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