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革命大串游”

　　遥忆“革命大串游”

　　方鸿儒

　　这是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的“学生证”。那残缺的一角，记忆中是在进株洲站检票时被粗暴地撕去的。它虽其貌不扬、残缺不全，但笔者当年就是凭着这张难得珍藏的学生证“串游”天下——因借“串联”为名而“游山玩水”，故拟更名为“串游”为妥。

　　话说1966年夏秋之际的“革命大串联”似已属“白头宫女话天宝”一类的轶闻趣事了，在当下的“驴友”们听来自然犹如遥不可念的荒诞故事了。

　　那年头一张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学生证”，其功用、效能，乃至“贵宾待遇”是绝不在当下什么“VIP金卡”之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一“证”在手，便可周游天下，玩遍九州了！

　　然则，忆想当年的“革命大串联”实亦并非人皆可随意串游的，犹如眼下需要“核酸检测阴性”方可出行。当年笔者虽是“老造反”（写了全校第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但因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故亦只能混迹于血统纯正的“红卫兵”队伍中去聊为感受一下“经风雨，见世面”的豪情与浪漫了。

　　那年头家庭经济拮据，父母见我“串游”心切，在校又是什么“头头”，于是好不容易东借西凑了二十来块钱算是作为我出门串游的盘缠。“拉杆箱”是没有的，背只书包，简单塞几件更换内衣，就算是出门的全部行装。倘若手臂上再戴一只“红卫兵”袖章，则犹如健康“随申码”，绝对无人敢阻拦你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哇，风风火火闯九州哇”，毋须预约、攻略，说走就走。1966年10月26日，我们一行十来位不同年级的“红卫兵小将们”组成赴京小分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赴京“串游”了，我是高三生，又是“老造反”，自然是领队啰。

　　“学生证”上模糊的印戳大抵印证了笔者当年串游天下的路线图——北上南京、北京，南下武汉、贵阳，取道株洲，顺路去韶山朝拜、瞻仰，最后畅游杭州天堂，历时一月半，行程二万五（里），几乎“串游”了半个中国。

　　遥忆当年“革命大串游”，最觉享受的便是今生唯一，来生绝无的我自潇洒我自游的“三免”（免费乘车、住宿、就餐）公费旅游啊！

　　首站南京，我们匆匆走马明孝陵，游览中山陵后，便迫不及待地途径浦口北上进京了。因为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都强烈渴望进京接受伟大红司令的接见，故到京的火车几乎都晚点。我们的专列到京已是半夜时分。北京“工体”是人山人海，偌大的操场上登记住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

　　我从来不是一个“讲秩序，守规矩”的人。我让队员们先去排队，我自己则直接在登记窗口前伺机插队，分秒之间便搞到一张“住宿证”，入住地是西城区厂桥附近的“井冈山小学”。

　　午夜时分，无处可去，忙乱而烦躁中我们上了一辆来疏散人流的公交车，一路昏昏沉沉中不知把我们拉到了哪里。及至到达目的地，才知那是一个犹如当下刚竣工尚未有人入住的“大居”。我们随意找间房间，虽席地而睡，但有暖气，便凑合着住了一宿。因为此处远离市中心，不方便“串游”，于是我们凭“学生证”免费领取一大包饼干后，再打电话联系“井冈山小学”，于当天下午便顺利入住。

　　“革命大串游”最切盼而神圣的目的，毋庸讳言就是为着进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那年进京已是11月初。主席要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学校便来了三位解放军，帮我们进行简单的队列训练。11月10日一早（应该是“第六次接见”），每人发了两个鸡蛋，两个糖三角，天色朦胧中便整队出发前往长安街。

　　队伍移动缓慢，大约四小时后，方到达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遥遥地抬头仰望，只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小将频频挥手，那形象虽依稀朦胧却魁梧高大。红卫兵小将们满含热泪，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不顾嗓子嘶哑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那令人心潮彭拜的景象，虽时隔半世纪依然记忆犹新。

　　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内心的激动难以名状，就仿佛圣徒朝拜了圣主，经受了一次人生难得的精神洗礼。我立马去了电报大楼，给学校发了电报，把这令人振奋的喜讯传回母校，与红卫兵战友们分享。

　　在京逗留的时间，除了游览了北海、天坛等景点外，自然也去了农垦部、外交部、清华北大看看大字报，但所获已了了。

　　本来计划中准备北上白山黑水。孰料那日在天安门广场闲逛，正巧碰到有从沈阳串游回京脚着棉胶鞋，身披军大衣的学友告知：“哦哟，北方去不得也，都快冻死了！”

　　听闻吓人的告诫，我们便决定调转串游方向——南下！原来一起串游的队员们有的已思家心切，于是便各奔东西。唯我与一位初中邻居决定继续南下畅游祖国大好河山。

　　南下中原重镇武汉，游览东湖美景早已了无印象，唯难忘的是在去东湖的公交车上皮夹子被窃了。钱虽不多，但皮夹中还有我一路收集的全国各地粮票，很是惋惜。因为钱包被窃，身无分文，故只能向所到目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借钱”继续串游。借钱金额则是根据你所到目的地的路程远近。我们选了较远的“重庆”，希望能多借些钱。

　　签发的火车票是到“重庆”的，但进站的列车却是到“贵阳”的。其实，既然是“免费乘车”，则有票、没票，重庆、贵阳岂不都一样！于是我俩便手持到“重庆”的车票上了去“贵阳”的列车。

　　到贵阳又是“子夜时分”，何处投宿？我们已有经验：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便是无言而过硬的“介绍信”，找省革会招待所投宿。

　　省革会招待所领导说：“可以介绍你们去贵阳农学院住宿。”我们说：“可以啊。但天色已晚，我们怎么去？”孰料领导一个电话，来了辆军用吉普。于是我俩便神兜兜地坐着吉普去贵阳农学院（距市中心约20公里），还真意外地享受了一次“VIP待遇”。

　　贵阳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一日三餐辣，进黔容易出黔难矣。火车在高山峻岭中盘旋是相当的惊险，从车窗往下看是寨坝，风景虽好，但胆战心惊。记忆中在贵阳也就在农学院附近的花溪公园兜兜圈、爬爬山，便再也无心赏花揽月了。

　　在贵阳站滞留两天后，便取道株洲打算去韶山朝拜伟人。到株洲我们住宿在株洲长江机械厂工人宿舍。株洲到韶山不远，约70公里路程。第二天厂里便组织我们去韶山瞻仰了伟人故居。

　　在参观毛泽东青年时的卧室时，我怀着极其崇拜的心情，乘讲解员不注意，偷偷在伟人床上躺了一躺，希冀着呼吸一下伟人气息，沾点龙运。

　　参观完伟人故居，每人还可以购一枚伟人纪念章。纪念章有两种式样，一种长方形，另一种是菱形。于是我排了两次队，购得两种款式的纪念章，心中喜不自禁。

　　回到厂区宿舍，我拿出来反复欣赏把玩。孰料待我熟睡时，被对铺（打地铺）也是串游的哥们看到后窃走了。倘若这两枚伟人章收藏至今，估计价值不菲哦！

　　天气已逐渐转凉，所带衣物已不足御寒，故而归心似箭。在杭州西湖随意周游一圈后，便匆匆登上回沪列车······

　　回到上海已是初冬季节。校园里是依然冷冷清清，并无多少“大革文化命”的气象。于是笔者便写了一条“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幅标语，张贴在校门的围墙上，署名是“独立大队”，亦算是不虚此生“革命大串游”。

　　感谢1966年的“革命大串游”，它不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历练了我的胆魄与勇气，也因为品尝了当年“我自潇洒随心游”的滋味，便于眼下被三角旗导引，亦步亦趋的所谓“旅游”兴味索然了。

　　或许方某命中注定与那块神奇的黑土地有缘。两年后居然鬼使神差地写下血书把自己放逐去了北大荒，把那心中曾经念叨过的一笔聊以补上，真是命里有时逃不过啊！

　　眼前这张与破纸片毫无二致的“学生证”，在它那破陋的品相背后不正包孕着一段历史的足迹？倘若收藏它，抑或同样地是在收藏“历史”。

　　历史的记忆虽已是残缺的碎片，但只要这记忆、记载是真实的，则自有为历史存档的价值，是为感言。

　　笔者自我简介

　　方鸿儒，1948年5月17日出生，自号“竹园居士”，浙江慈溪人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1977年冬考入大庆石油学院。1979年春退学回沪，先后当过工人、教师、文秘，但生命的多半是支付给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粉笔生涯”，2008年5月退休。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多为杂感、随笔、书评与股评，计1000余篇，上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