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民国

　　历史深处的民国

　　文/飘忽轶男

　　近代中国的百年风云里，民国是一段特殊而复杂的存在。它上承封建帝制的余绪，下启现代文明的曙光，38年的历程中，既有旗袍长衫的风情、大师云集的盛誉，也有军阀混战的动荡、山河破碎的苦难。如今，“民国热”悄然兴起，有人沉醉于其浪漫想象，有人追捧其所谓“风骨”，却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全貌。本文将循着史料脉络，拨开滤镜与迷雾，从时代特质、政权属性、大师争议、家国担当四个维度，重新审视这段被热议的历史，探寻民国的真实模样——它不该是被过度美化的怀旧符号，而应是镜鉴当下的鲜活教材。

　　01

　　乱世民国与民国风情

　　民国离我们并不遥远，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1949年宣告落幕，短短38载的历史跨度，却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记。如今无论城市街巷的老建筑，还是乡野村落的旧器物，那个时代的遗迹仍随处可寻；彼时的先辈们是我们的祖父祖母，他们的故事也在书本典籍与银幕舞台中反复上演。即便深知民国是烽火连天、战乱频仍的乱世，人们依旧对其满怀向往，魂牵梦萦，难以释怀。

　　民国风情，总带着岁月沉淀的悠长韵味。泛黄的记忆碎片常入梦来：或许是一袭裁剪合体、勾勒东方韵味的旗袍，一辆穿梭街巷、叮当作响的黄包车，一座锣鼓喧天、粉墨登场的戏院；或许是老宅里吱呀作响的木制楼梯与地板，女人们腕间温润莹泽的玉镯，男人们胸前滴答作响的怀表；更或许是那位戴圆框眼镜、着深蓝或浅灰长衫，瘦削却温文尔雅、满腹经纶的先生……

　　人们对民国总有种特殊情怀，觉得那时的女性格外优雅高级、引领时尚。其实民国风情，本是乱世中的一抹桃源亮色。那是个新旧交替、世相百态、百废待兴的尴尬年代——封建帝制的历史在此沉寂，近代文明的曙光在此萌芽，新旧思想的纠缠、传统与现代的厮磨，构成了它独特的时代底色。

　　国难当头之际，既有乱世佳人的传奇，也有大师辈出的盛景。民国历经中国近代最动荡的岁月，从军阀混战到外敌入侵，印证了“乱世出英才”的箴言：文人雅士坚守风骨，爱国志士挺身而出，女性也冲破传统桎梏，涌现出诸多闻名于世的人物。

　　乱世虽扰攘，却也不乏花开月圆的温情时刻。民国值得我们以今日之生活节奏，缓步漫游、细细品咂。当目光沉入那些淋漓透彻的旧文字、斑驳泛黄的老照片，从不同角度审视这段历史，既能收获鲜活的时代感悟，也能看清“民粉”们过度渲染的滤镜，窥见其真实的双面模样。

　　02

　　民国算不算是一个朝代？

　　存续38年的民国，究竟能否算作一个朝代？这需要从历史学对“朝代”的定义说起。严格来讲，朝代指建立国号、帝王世代相传的统治时代，“朝”与“代”“国”有着明确区分——古代唯有天下共主方能称“朝”，如三国之魏只能称“魏国”，五代十国皆为“国”，而非“朝”。

　　细数中国历史王朝，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皆具备三个共同特质：有世袭帝王、实现大一统、隶属于封建时期。反观民国，显然与这三个特质并不契合。

　　从统治核心来看，民国大致历经四个阶段：孙中山时期、袁世凯时期、北洋军阀割据时期、蒋介石时期。期间虽有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仅维持83天）、1917年张勋复辟闹剧（仅12天便宣告失败），北方还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扶持下建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但这些“帝王”或昙花一现，或沦为列强操控的工具，并无真正的帝王之实与统治权威，与封建王朝的世袭帝王截然不同。

　　而大一统的实现与否，民国更显矛盾。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名义上全国同属一个政权，但实则四分五裂：孙中山让渡大总统之位后，专注于建立武装力量、重拾政权；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系，割据混战，政府首脑轮番更替，并无真正的统一统治者；即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仍有国共两党并立，外加1931年起日军持续南犯，国家完整统一更无从谈起。

　　从制度而言，民国绝非封建王朝——孙中山正是为推翻大清封建统治、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帝制，才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虽孙中山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试图推行“三民主义”，但并未完全落实，且经两次复辟之乱，民主制度更遭严重破坏，后期军阀割据之下，各地行政与社会制度更是扑朔迷离。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早已注定中国将走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道路，这与封建制度的本质更是天差地别。

　　尽管存续短暂，民国仍对中国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制度革新打破了封建桎梏，生产水平较封建时期有所提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思潮涌动，让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广泛传播，这些皆与封建时期判若云泥。它承前启后，引入新文化与共产主义思想，终结封建王朝，为后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铺垫了基础。

　　综上，民国虽有国号，却无正统世袭帝王，由总统与议会执掌权力，且未形成完整统一的统治时代，因此不能算作一个朝代——这也是《朝代歌》至清朝便戛然而止的缘由。

　　03

　　民国真的是大师辈出吗？

　　近年来，“民国大师热”悄然兴起：有人称民国大师云集，思想社会学领域的先驱开启民智，科学领域的先驱奠定中国崛起根基；有人言新中国各领域栋梁皆为民国所育，甚至断言“民国之后再无大师”，将民国大师抬至远超今日院士的高度。

　　不可否认民国确有大师，但绝非“民粉”们吹嘘的那般数量众多。这些大师多集中于教育、文学、艺术领域，屈指可数，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更是寥寥。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师，核心在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前清时期打下深厚古文功底，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之际，又接触了西方文化，遂成“学贯中西”之势。

　　若以民国的标准衡量，当今不少知识分子都能跻身“大师”之列——毕竟大师是相对的。词典定义大师为“某领域造诣深厚、公认推崇之人”，但更需加上“特定历史时空与社会背景”的限定：今日大学生置身非洲落后小国，或许能成文化思想大师；小学生放到原始社会，也可算大师。民国大师的“含金量”，离不开当时积贫积弱、教育落后、文盲遍地的社会环境：1922年“壬戌学制”推行后，民国教育虽有改革但成效有限，1949年全国高校数量仅约117所，1928至1947年累计毕业大学生仅18.5万人，年均不足万余，全社会识字率长期维持在10%左右，小学生在农村已算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留洋学者自然鹤立鸡群，成为“大师”顺理成章。若置于今日盛世中国，国民受教育水平空前提高，每年大学毕业生超1100万，“大师”的标准自然水涨船高，民国时期的诸多“大师”中，80%或许只是普通学者，与真正的大师尚有不小差距。

　　更关键的是，民国大师100%拥有留学经历，无一是纯粹本土教育培养而成——真正造就他们的是外国高等教育，而非民国本土教育。反观今日中国，绝大多数人才皆由本土教育体系培育，通信工程、航空航天、土木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等诸多专业已达世界一流水平，每年吸引上百万外国留学生前来深造，这是民国远不能及的。

　　大师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所学推动国家发展、引领领域进步。但民国大师们虽有学识，却未能改变国家命运：民国数十年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仅能生产少量轻工业产品，重工业几乎空白，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商品与科技产品几乎全靠进口；而今日中国拥有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最大制造业规模，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能制造火箭、高铁、宇宙飞船、量子卫星等顶尖科技产品。两相对比，谁更能担得起“大师”之名，不言而喻。

　　客观看待民国大师，既要承认他们启发民智、传播科学、推动进步的贡献，也要认清他们并未超越时代、更未领先今日中国的事实。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是国家制度与社会体系。民国大师未能救中国于水火，而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默默拼搏——从两弹一星元勋到袁隆平、屠呦呦，再到各行各业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功勋卓著却从不以“大师”自居。

　　那些给民国学者冠以“大师”头衔的人，或许有违逝者本愿，或许别有用心，但过度粉饰民国的意图昭然若揭。须知今日之中国，无军阀割据，无列强欺凌，人民安居乐业，科技同步世界，这样的时代，远比所谓“大师辈出”的民国更为伟大。

　　04国难当头的民国大师们

　　民国所谓“大师”，多集中于文学领域，理工科人才寥寥，他们的作品与故事流传甚广。学生时代读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常沉醉于其优美文笔，尤其是散文、人文与爱情题材，满是花前月下的诗情画意。但时隔多年再回首，那些文字却只剩无聊、矫情与空洞，更透着一种脱离民族苦难的优越感。

　　民国38年间，国家实则处于分裂与战乱的恶性循环中，民生凋敝，苦难深重：先有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再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寇侵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山河破碎，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陷入两种命运的博弈。整个国家与民族濒临危亡，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然而在许多民国大师的作品中，却读不到时代的脉搏、民生的疾苦、将士浴血的悲壮——1937年淞沪会战中数十万将士壮烈殉国，1940年百团大战中军民协同抗敌的坚韧，这些民族危亡之际的关键记忆，在他们的文字里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花前月下的抒情与心灵鸡汤，缺乏对历史厚重感的承载与时代苦难的共情。

　　反观这些大师的私生活，却堪称“温饱思淫欲”的写照：三妻四妾不足为奇，出轨绯闻屡见不鲜。这些贵族式知识分子的生活里，名媛环绕，红袖添香，香艳故事不断，充斥着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与卿卿我我的暧昧。他们身处租界的安全区，远离战场的硝烟与民间的疾苦，既未亲身参与1937年淞沪会战的支援，也未投身1940年百团大战的敌后动员，少有人心系百姓疾苦、国家兴衰，少有人思考如何收拾山河、建设家园，更鲜有人为“中华之崛起”躬身力行。

　　如今，这些大师的风流韵事竟成传世佳话：几位耽于风月的诗人作家成了文青顶礼膜拜的偶像，几位爱慕虚荣的名媛才女成了女文青眼中的女神，就连那些违背师德的师生恋，也被追捧为浪漫传奇——一边谴责当下类似的始乱终弃，一边神往民国大师的风流，何其矛盾。

　　民国与宋代有着惊人的相似：民国文学大师们，恰似宋代除文天祥和辛弃疾外的文人，将所有优美词汇都献给了享乐与风月，而国家却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政权软弱无能。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交锋中，总有一股势力试图引导年轻一代走向颓废、抱怨与盲从。情怀作家、经济学家、知名学者、明星大V们，用华丽文字煲着裹着麻药的心灵鸡汤，过度粉饰民国的繁华表象，却对其积贫积弱、文盲率超80%的本质避而不谈。

　　那些怀念民国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你怀念的究竟是哪一个民国？是上海三十年代名媛的风情万种、灯红酒绿，是所谓“大师辈出”却文盲率超80%的民国？还是列强入侵、山河破碎、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民国？

　　历史深处的民国，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不该忘记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濒临亡国的时代——“亡国”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两个文字，但对彼时的国人来说，是耳边轰鸣的防空警报，是身后的断壁残垣，是怀中逝去的亲人，是四处流亡的颠沛。八年抗战（或十三年抗战）中，无数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无数将士浴血奋战，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用青春与生命为国家争取一线生机。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永远歌颂、永远铭记的民族之魂与精英！

　　注：

　　文中有关数据资料来源于：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2017）、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史数据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李新《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桑兵《民国学人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