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宁诊所

　　春宁诊所

　　年前最后一天，我早早起床，收拾整理好东西，一个人开车赶回老家。

　　路上，老婆打来电话，被儿子在那边抢过去，跟我说：“爸爸，快点回来，要下雪了，我想跟你堆雪人。”老婆叮嘱我开车注意安全，老家那边在下小雨。又补充说，爸爸让我回去时顺路去春宁诊所，接上在那里输液的婆婆。

　　行程过半时，果然下起了雨。很轻很细，分不清是雨是雾。细雨浸湿了黑色的柏油路面，罩着一层水汽的树影，如幻影般在车窗外不断向后掠去。我紧握方向盘，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因为接过电话后，心神便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对春宁诊所的回忆里。

　　我去服务站用冷水洗了一下脸，定了定神，将自己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回来。特意感受了一会儿车外的寒冷后，重新上路，心里平静坦然了许多，开始期待着走进那间诊所看一看。

　　春宁诊所在我们村去镇上的半路，我小时候常去那儿看病，后来离家求学、工作，再未曾去过，大约有二十年了。小时候总觉得那里神秘又新奇，路过时，常跟着小伙伴窜进去。里面长长一排靠墙立着的药柜，药格上贴着毛笔写的古拙生僻的中药名，屋里总是弥漫着各种药材混杂的苦香味。

　　有一次，大概小学二三年级。老师带着我们从村小学出发，去镇上的中心小学参加期末考，走到春宁诊所前停下来休息。

　　医生春宁是我们班女同学“青”的爸爸。他出来和老师打招呼，也跟我们一群小朋友说笑。他问：“谁是陈玮？陈玮是哪个小朋友？”

　　同学们指向我。他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蹲下说：“哎哟，听说陈玮很聪明，原来你就是陈玮。”

　　我那时很腼腆，只觉得不好意思，但时隔多年，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情形。

　　他才刚认识我，但我早就认识他了。他跟我的爸爸妈妈是同村熟识的同龄人。他姓薛，我妈也姓薛，按辈份我该叫他一声“春宁舅”。

　　还有一次，大概五六年级的暑假，我的屁股上长了一颗很大的脓疮，外爷带我去找春宁看病。

　　到了诊所，春宁舅让我趴在一条长凳上，要褪下裤子检查。我那时候已经十一二岁，当然不愿意。大人们好一番劝说，我才勉强同意把裤子拉下一点点。

　　春宁舅起先依着我，说只往下拉一点也行。可在我往长凳上躺下时，他趁我不备，猛地一把扯下我的裤子直到脚跟儿，紧紧按住我，口中还不住地感叹那凶恶的毒疮不该长在我的身上。

　　我又气又羞又疼，涨红了脸，生怕给人看见。可是怎么也挣脱不了，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闭着眼趴在凳子上。他叫诊室里间的人打来半盆热水。随即，一个清脆的声音问：“放在这里吗？”

　　那分明是青的声音。我再疼也不吭一声了，只想把脸整个埋进那木头凳子里。

　　后来的半个月里，常常要去换药，每次走在路上，心里都打鼓。疼痛在所难免，我一点也不在乎，可一想起那尴尬场景，就万分不愿去了。

　　我和青升上初中后依然同班。因为从学前班起就是同学，她知道我的很多事。

　　我那时数学成绩不错，却总逃不过老师对“马虎”的严厉批评。有一次挨批后，她笑着调侃我：“小学老师也是这样说的，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我知道她是善意的，但从那时起，我莫名有种随时会被她揭短的窘迫感。

　　她是班里的团支书，我是组织委员，是她的“下属”。一次校内活动，她指派任务给我，我不情不愿，态度敷衍。却未想惹恼了她，竟将我告到了班主任那里。

　　老师也不问缘由，像是有意要为团支书立威，罚我绕操场跑圈。我跑了两圈，越想越气，便不跑了。面对老师的斥问，我扭着头，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错！凭什么要跑？”随后，在老师和同学们惊愕的目光中，径直走回教室。

　　我那时可能确实有点桀骜，或许是因为内心已生出微妙的羞怯与不好意思，被扭曲成了刻意的对抗。

　　去初中的路必经过她家，我的心像揣着一只不安的动物，总是本能地避开与她同路。若远远望见她的身影，我就故意放缓步伐，在安全距离外拖延。可这种自我放逐的躲藏，有时又激起一股羞耻又愤懑的无趣。于是我又猛地拐进旁边一条小路，疾速超到前面去。

　　男生寝室的晚上免不了讨论班上的女同学。她成绩好，又漂亮，还是团支书，自然是很多男生暗暗喜欢的对象。我至今也想不起为何，我几乎从不参与那些讨论，明明跟她很熟悉，却刻意地保持着距离。

　　初中毕业后，我们在不同高中。

　　有一次放假乘车回家，汽车在半路捎上了几位等车的高中生。

　　隔着蒙尘的车窗，我在一群灰扑扑的人影里一眼就认出了她。她那样清透、鲜活，像是浑浊空气里忽然透进来的一缕凉风。视线刚一接触，她也看到了我，满脸都是毫不掩饰的惊喜，喊着我的名字向我走来。

　　我们肩挨着肩挤在最后一排，像是很久没见的好朋友，一路海阔天空，相谈甚欢。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红着脸，记忆里只有她的眉眼间分明漾着让人愉快的笑意。至于我们聊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也许当时说完便忘了，心底被那份兴奋涤荡一空。

　　这突如其来的偶遇，却让我回家后感觉局促不安。那份久违的亲近感，让我重新审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面对。

　　高中毕业的暑假，我因高考失利而心情郁闷。好几次外爷去诊所输液，都要我陪他一起去，青也每次都在。外爷健谈风趣，常常将诊室逗得大笑。他的笑声像一层柔软的屏障，为我挡去了不少压力，也极大程度地稀释了我的局促，即使我对青依然怀着那份不好意思。

　　外爷对她印象很好，好几次跟我妈说：“春宁那个女子不错，长得聪明，人才也好，瓜子脸，一个细长条儿。”

　　可是，那之后，我便再没有踏足过那诊所，与青也再没有机会说上话。

　　很多次经过诊所，远远看到青坐在门口或在店里帮忙。我坐在外爷的摩托车上，总是把脸转向另一边，一晃而过。外爷有时还提醒我：“你看，春宁那女子也放假回来了。”

　　偶尔听人有意无意提起她，我刻意不接任何关于她的谈话，不愿与人讨论她。

　　现在想来，不知道当年青坐在门口，看到那个把头扭向另一边一晃而过的我，是否留意过，又曾想过什么。也许她根本没有在意。

　　上大学时，我认真地思考过我和她之间的可能。步入社会后，她也很多次闯入我的思绪。

　　我想起初中时，无意间听到青和另一个同学聊天中提及我，她说：“陈玮还是不错，就是不踏实。”

　　现在想来，她当年的无心之语，竟是一语成谶。

　　那时候的我，精神上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妄想，而实际的生活又是泥沙俱下，处处碰壁。二十到三十岁的那段毫无光彩的人生里得出的教训，竟然被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中女生早早说中。

　　我以为很多事都可以等等，没什么大不了，以后再说。似乎再等两年，我什么都会搞好。但那些来日方长的“等等”，和我在那些晦暗虚弱的岁月中放弃的其他东西一样，最终不了了之。

　　二十六七岁时，一次回家，外爷跟我说起：“春宁那女子已经结婚了，小孩都有两个了。”语气里多少有点惋惜。

　　后来，我也慢慢认识到：我们只能生存在有限的可能性中。

　　没多久，到了诊所门口。我推开门帘，走进诊所。春宁舅正站在柜台前，问我：“小伙子，有什么事儿？”

　　我指向里面，婆婆正坐在那儿，便说：“我来接我的婆婆。”又补了一句：“春宁舅，你不认识我了？”

　　他认真瞧了瞧我，却想不起来。阿姨从一旁走过来，看了看，说：“你是志东的儿子吧？”

　　“是的，我就是。”

　　阿姨说：“青娃子小时候的同学嘛，陈玮哇？好多年没见过你了！要不是你说来接你的婆婆，真想不起来了。”

　　“是啊，好多年没见过你们了！”

　　春宁舅这时想起来了，指着我笑道：“哎哟，只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了，总是害羞，像个女孩子一样。长大了不认得了。”

　　婆婆在一边搭话：“就是，他从小就像个女孩子。他现在那个小家伙，就跟他一样，跟人说话总红着脸，腼腆得很。我们逗他，‘总不好意思，以后怎么找媳妇儿呢？’”

　　大家笑起来，我到婆婆旁边坐下。

　　我们像从前外爷还在时那样聊着天，他们问我的近况，我一一回答。

　　阿姨也提起了青，我平静地“哦，哦”应声，没有顺着她的话追问。

　　诊所里，还是长长一排药柜靠墙立着，药格上的中药名我基本都认识了，各种药材的苦香味也并不觉得神秘和新奇了。一切都那么平常而熟悉，像是二十多年的空白一瞬间不翼而飞。

　　我抬眼望向诊所外面。那一切曾经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却杳无踪影。正如门外那似有若无的雨丝，安静地化成山间一片袅袅的岚意。

　　我想起外爷当年似有若无的惋惜，我那时没有说话。心里却深深感受着从前自己连续失去的东西的分量，我几乎白白耗掉了那许多岁月。

　　时间根本没有滚滚向前，只是悄无声息地流逝；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主动向前，生命本身也只会像全然忘记你一样，决绝地极速流逝。

　　婆婆输完了液，我们起身告辞，他们把我们送到门口。

　　汽车启动，那少年时的诊所在后视镜中渐渐远去，最后被濛濛的雨雾一口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