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涯

　　我的“知青”生涯

　　方鸿儒

　　一、无悔选择

　　已不记得有多少同学、同事曾问起过我：“你对当年的选择是否后悔？”“没什么可后悔的，一切皆命中注定！”我总是淡然回答。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生选择，在我想来，其实无所谓“悔与不悔”，而在于“值与不值”。若顺从天命天意，率性直行，则值；反之，则不值。

　　毋庸讳言，五十年前的“上山下乡”是一股年轻人难以抗拒的历史大潮。但你如何抉择，去与不去，主动去还是被动去，则取决于个人的性格与理想。此所谓希腊贤哲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性格决定命运”。

　　时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那天（6月4日）从上港一区劳动回校，正巧在校门口遇见校革会毕分组组长陈月法教导主任。他说：“小方，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了，你是否表表态？”我（那年我是毕分组副组长）说：“可以啊”，便爽快地允诺了。翌日一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心书”，便赫然张贴在学校的大字报栏上，人生的第一步就此迈出。

　　后悔么？不后悔！因为在历史大潮来临时，我多少也曾是个弄潮儿，亦曾热血过，激昂过。我的人生我作主——很值！

　　二、挥别家乡

　　（在校园大字报栏前看获批赴黑龙江兵团名单的喜报）

　　（光影瞬间，笔者挥别家乡）

　　1968年7月5日，我校召开了“上山下乡表决心、献忠心誓师大会”。会场设在四楼音乐室，中间坐着我们六六届高三两个班百余名毕业生，四周围坐着一圈其它年级的“铁杆”上山下乡派，以助声威。

　　在校革会主任李谭桂先生简单动员后，我便率先走上讲台，先宣读“决心书”，然后便用刀片划破手指，写下几个血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后将一颗纸剪的“红心”（每位同学一颗，叫“献忠心”）贴在“外地农场”一栏——“示范表演”算是完成了。

　　讲台边竖着的黑板上有“外地农场”、“外地工矿”、“上海农场”、“上海工矿”四栏，对应毕业分配时的“四个面向”。其余同学便鱼贯而上，纷纷将“红心”贴在“外地农场”或“上海农场”。

　　“誓师大会”结束后，我们便抬着贴满“红心”的黑板报去《解放日报》社报喜。7月8日，“上海市塘桥中学百分之百上山下乡”的新闻便赫然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笔者的名字也第一次上了报，也因此成了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五团“知青连”带队副连长。

　　一个月后，学校大字报栏上便张贴了文首的这张“喜报”。“喜报”公布了获批的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名单。

　　1968年8月19日，是我一生中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那天我挥别家乡！

　　早上8时许，我们原南市区首批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一行共87人，在原南市区工人俱乐部集合，召开出征誓师大会。我从带队老师手中接过五师四十五团大旗，双手挥舞，很是自豪。然后我们便分乘两辆公交车，前往老北站。

　　那天父母已早早等候在站台上。我边忙着和校友们拍照留念，边和父母话别。

　　那年头正值“文革”期间。父亲在上港七区从科室被下放到码头干活，身心俱疲。家中经济状况也十分拮据。但父亲还是顾念着儿子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怕我口干舌燥，在列车启动前的一刻，还是为我去站台栅栏外买了两斤橘子。父亲那攀上爬下的“背影”，令我终身难忘。

　　列车启动的那一刻，站台上是一片哭泣声、喊叫声。我却身着绿军装，臂带红袖章，满脸笑容地和前来送我的父母、老师、校友挥手告别。一声汽笛长鸣声，十一年北国生涯就此启程······

　　三、“像章”风波

　　北上知青专列三天后顺利抵达双山车站。团部（现鹤山农场场部）派来的卡车已早早在站台外等候。老职工们拉着欢迎横幅，敲着喜庆锣鼓，气氛很是热烈。

　　我们在团部学校休整学习两天后，便被分到各连。笔者分到十二连（后改为“科研站”），一个以种果树、养猪、烧酒为主的连队。连队所在地距团部也就三四里地，用餐就在团部机关食堂。东边紧挨着154火车站，交通十分便捷。

　　笔者是农田班班长。班里成员全是知青，来自京津沪、哈齐鸡（西）。农田劳动其实并不十分辛苦，不过就是春播、夏锄、秋收、刨粪、挖窖。

　　一切似乎风平浪静，按部就班——出工、就餐、学习、就寝，但惊人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那年（1970年）初春，家里给我寄了一大包“伟人像章”，大约有二三十枚。校友季某见了，希望我送他一枚。这当然没问题，我说“随你挑”。结果他挑了其中最大的一枚。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这枚偌大的“像章”却引发了一幕人生悲剧！

　　那天，春寒料峭，一声声尖厉刺耳的紧急集合号吹响了，队伍迅速在宿舍前的场地上集结完毕。只见连长刘仁泽手举着那枚像章，脸色铁青站在队伍前，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大吼：“这是谁扔的像章，谁扔的？”边吼边不停地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一看，心想：“这下完了，这不正是我送他的那枚么？”果不其然，季某怯怯地走出队伍，小声地说“是我的。”“给我绑起来！”连长一声吼，季某立马被五花大绑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季某一早上茅厕时，不小心把“伟人章”掉入粪坑而被人告发了。

　　半小时后，“批斗会”在女知青宿舍召开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面依然十分恐怖。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季某某”十二个刺目的大字。愤怒的批判，狂热的口号，整个会场的气氛令人窒息而疯狂······

　　目睹这一幕，我内心十分矛盾。我凭直觉相信季某绝非是什么“现行反革命分子”；但若不跟着举臂呼喊，后果则吃不了兜着走。

　　我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良知与理性，不让其玷污，不留憾日后。面对这疯狂的场面，我选择沉默，哪怕为之付出代价！整个会场，自始至终，唯有我一人既不挥舞手臂，也不狂喊口号。

　　批斗会结束后，团部组织股批下来给季某“留团察看”处分。他的工作由机务排调到连队食堂烧火。我则因为“立场不稳”，被撤去班长职务，去连队烘炉打铁。

　　自从这次“像章”风波后，我和连长的关系便急剧恶化，大小摩擦不断。直至有一天李本明团长突然来到我连，在宿舍对我作了一番开导后，我方得以解脱。一星期后，我便被调到了团部宣教股搞通讯报道。

　　四、离开机关

　　宣教股股长何平，是一位个子不高，心气颇高，四十来岁的现役军人。他对我的评价是：“小方，你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

　　报道组组长是刘丽娟，另一名报道员是张大力，她俩是齐市知青。我的工作就是下连队蹲点，采写报道，或供团首长决策之用，或在团广播站播出。

　　那年（1971年）秋，我和团吴副政委一起下四连调研。一天晚上，两“知青”打架。其中一北京知青被打断锁骨。到连队办公室要求回北京治疗。苦苦哀求之下，连队指导员却不同意。笔者便不顾首长之脸面，当众为其求情：“人家尚年轻，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指导员听罢很是不悦。

　　待该知青走后，吴副政委含蓄地点拨我说：“小方啊，你要好好向候某某（组织股成员）学习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笔者的“学习榜样”候某某返沪后，因贪污而锒铛入狱）

　　言外之意我自然懂，无非是要我向他学习会“做人”，会看上司脸色而进退。

　　调研结束回机关后，吴副政委是否和何股长有过交谈，提及此事，我自然不得而知。但1972年春节我回沪探亲归来后，团部机关精简名单笔者赫然在册。

　　第二天，何股长对我说：“团里安排你去六连学校任教，你什么也不用多说。”也好！此一去虽断了我的仕途，却也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

　　五、教学生涯

　　在六连学校我先教初中数学。后以为数学并无大用，便“弃理从文”，改教语文，亦从此与“写作”结下不解之缘。

　　学校分小学部、中学部，老师们在一间偌大的办公室一起备课，彼此相处和睦。

　　学校音乐老师，我的好友刘明环，她曾在来信中如此生动地描述过我们当年共同的“教学生涯”：“你现在想起来了吧？我们曾在一起弹琴，唱歌，那架脚踏风琴，如果它还在的话，一定会出来作证的。我还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先到学校，接着你也来了。你说你是踩着我在雪地里踏出来的脚印走过来的，还说我步子迈得很大。然后我们一起劈树疙瘩，生炉子。那时的生活真是既艰苦又单调，可我们却难以忘怀。”的确难以忘怀！风雨过后，琴声依旧，心声依旧！

　　然则，世事难料，人事难卜。或许我命中注定还要折腾一次，两年后我还是被调离六连学校了。

　　临走前在办公室，校长盛野曾对我说过：“我既想让你走，又不想让你走。”什么意思？我不理解。

　　直至文涛（北京知青，遇难于唐山大地震）为我点开后，我方悟得：在盛某看似矛盾的托辞背后，隐藏的只是他的一点小小的算计而已。

　　临走前一晚，文涛来办公室于我座谈。他问我：“你是否对于静珍（哈市知青，政治老师）有好感？”“好感”？这个词实在很微妙。是“谈得来”，还是“谈朋友”，或许只有“好感”的双方才掂得出个中情感分量。

　　但不争的事实是：我的调离确然和对于静珍的“好感”有关。她的男友是连队木工小汤，曾为盛野打过家具。我的“好感”，自然易使他生疑。他如何说动盛野，将我调离，内情则不得而知。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离开六连，或许让我收获真爱——“缘分”就在得失之间！

　　六、喜结良缘

　　（我与妻的结婚证，公章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五团政治处”）

　　北国生涯十一年，五连是笔者完成人生两件大事：“洞房花烛夜”与“金榜题名时”的福地。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一次意外“调动”，与妻（上海知青）喜结良缘，牵手至今。

　　那时妻在食堂，我在学校。一席交谈便足以私定终身。当我们彼此接受了对方后，铁道旁、木匠房、学校和麦场都是我们谈情说爱的地方。

　　就在朋友们普遍认为我们很般配时，连队刘喜军指导员（该人因玩弄女知青而受“留党察看”处分），却企图拆散我们，让妻去团部参加三个月的民兵训练。

　　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回沪“闪婚”。1976年7月23日，我们去团部开了结婚证。此时距我俩“敲定”朋友关系也仅三个月。

　　或许我们命中注定还要经受一场天灾的考验。7月26日我们从连队出发，途径秦皇岛舅舅家，原打算玩上两三天。孰料7月28凌晨便遇上了“唐山大地震”。屋外，电闪雷鸣，风雨大作。舅舅一家和我俩只得在塑料雨棚下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南下铁路已被震坏。我们只得先北上沈阳，再南下大连，取道海路回上海了。在经受了八级风浪的严峻考验后，我们总算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乡上海，路上一共走了十天。

　　孰料“好事多磨”，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撒手西归。“结婚照”是不能拍了，“喜酒”也办不成了。直至10月2日，在悲哀气氛稍事冲淡后，我们才将就着把婚事办了。

　　新婚一个月后，我们便回到了连队，回到了我们那间犹如洪荒年代的“小草屋”，从此开始了我们俩人世界的岁月······

　　七、参加高考

　　（笔者1977年高考成绩）

　　1977年秋季开学，我调到团直一中，教高一语文，并担任语文教研组长。

　　1977年——我高考，正当而立之年。那年儿子出生不久，我是一手怀抱着儿子，一手演算着“xyz”，与时间赛跑。

　　那年高考，因为十年积聚，应试者如云，故还有初试。初试考场设在团直学校。我至今仍记得，初试的作文题是——《当我填写报考志愿时······》监考老师事后对我说：“你的作文写得像弹钢琴，跌宕起伏。”其实十年情感积压，能不一吐为快么？

　　复试已是1977年年底了。复试考场设在师部中学。一天考两场，上下午各一场，共考四场——数学、语文、政治、史地（一卷）。

　　复试完毕，师部用卡车把我们考生送到团部后，即各自回家。我是手持打狗棍，头顶朗月，足踏积雪，一步一坎，徒步二十余里，回到连队的家——“小草屋”时，妻儿早已进入梦乡。

　　“录取通知书”则是在忐忑不安地企盼中由一位开拖拉机的哥们从团部邮局给我捎来的。我清楚记得：那天放学，我正从学校回家，他叫住了我，说有我的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刹那间，我心跳加剧，犹如怀揣着一块“通灵宝玉”——我的命根子，那种感觉此生仅有！

　　1977年——我高考，成绩还算不错：数学117（我把理科生最后20分的附加题也做了），政治72，语文69，史地（一卷）81，录取“大庆师范”。

　　那年高考，正式入学已是1978年3月了。而我凭着还算不错的成绩当上了班级学习委员。

　　1977年——我高考，最感欣慰的是给了父亲一个交代、一份安慰！当我将“录取通知书”寄回家后，母亲来信说：“你父亲得知你被录取的喜讯后，病情顿时减轻了许多。”那一刻，我才掂出一纸“录取通知书”的份量，它胜过药石无数啊！

　　岁月如梦，转眼已四十年过去了。尽管1979年春，我为了“户口”，放弃“文凭”，退学回沪。但我仍很怀念和感激1977年的高考，因为它不仅给我一次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更在于它重新开启了我们民族智慧的闸门！

　　八、退学回沪

　　（大庆师范学校革委会开出的“退学证明”）

　　历史的一页虽早已翻过，但留在心中的记忆却永难磨灭。那是1979年早春二月，我在学校接连收到妻寄自故乡上海的三封来信，时间分别是：1979年2月15日、19日、21日。

　　“鸿儒：我和阿爸（我父亲）讲了，我主张你退学，坚决退！你是否跟农场劳资科说说，你还是回农场教书。我们认为，你如果还想等拿到文凭后再办返城，恐怕就错失良机，再也回不了上海了。如果我们真的两地分居，那也太没意思了。回来吧，还是和杰杰（儿子小名）、和家里人在一起有意思。······珍”。字里行间浸透着浓浓的夫妻情，那远方的呼唤是情真意切，归心似箭啊！

　　毋须多加斟酌，亦不必计较后果。我与妻本来就志趣相同，灵犀相通。鱼和熊掌——户口和文凭，孰重孰轻，孰取孰舍，答案分明——倘按当年上海的政策：已“上学、上调”的知青是不能返城的，则我别无选择，只有“退学”，才能“回沪”！至于未来，只能“听天由命”，另作打算了。

　　去意既已决，则与“时间”赛跑，与“命运”搏斗！感谢“大庆师范”的通情达理，放了我一马——“只要原农场同意接受你，就给你开退学证明。”于是我便连夜坐火车赶回嫩江鹤山农场。

　　人虽走，茶未必凉——有求于人时，最能检测出你昔日待人的品格与情义。虽已时隔近半世纪，我仍要笔录下他们的尊姓大名——劳资科长辛璧、文教科长王宝福。在我虽已离开农场近一年了，但当我说明来意后，他们几乎二话没说，便给我出具“接受证明”。是的，倘没有他们的古道热肠，成人之美，或许我当年就未必能顺利返沪。

　　“证明”到手后，我又连夜赶回学校。不日学校便开给我“退学证明”。弹指算来，从接到妻的来信到我“退学”成功，前后不过十余天。

　　亦无怪乎十年后，我们“大庆师范”七兄弟（都是“上海知青”，也都已“回沪”）相聚时，他们还不忘调侃我：“老方，你当年退学回沪，可真是速战速决啊。”

　　“退学”成功后，我立马给妻发电报——“退学成功，速回农场”。妻接到我的电报后，便星夜兼程地赶到农场与我相会。

　　余下的日子，生怕夜长梦多，好事多磨，便是忐忑地等待上海方面开出我的“顶替证明”和“户口迁移证”（妻与儿子已办妥返沪）。喜讯终于来了！父母发来电报说：“证明已开好，马上寄出。”真是天遂人愿，终于尘埃落定——我们要故土重返了！

　　倘从1968年夏来到农场算起，已将近十一年了。现在要走了，心中终还是有点不舍，毕竟这是一块我们曾播下过希望、热血与爱情的神奇的黑土地。

　　三月下旬，我们启程回沪。北国的春天，依然寒风刺骨，天空中飘着雪花。我的心情则是五味杂陈，矛盾而复杂。在历经时代风雨的涤荡后，我早已没有了当年“写血书、表决心”的慷慨。而“回家”的感觉固然喜悦在心，却亦掺杂着几分惆怅。

　　望着不时北上的军列（时值“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苏关系尚未解冻），我不知道哪里才是我毫无牵挂的远路！

　　九、岁月留痕

　　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前不久上视综合频道“上海故事”栏目重播了“家在浦东”。笔者有幸再次在荧屏上亮亮相，说说话。

　　节目的重播，让我意外地收获了一份飘逝了五十年之久的荒友情，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感伤在怀。

　　岁月留痕，那天节目刚播完，笔者所在小区居委会便来电，说有观众周阿姨要和我通话。于是我便接通了对方电话。

　　周阿姨说：她老公叫孙留成。生前一直在念叨我。所以节目一播出，听到“方鸿儒”三字，她便格外地留意。再一看我的经历，便认定就是她老公生前的荒友！

　　听到“生前”二字，我内心不免一颤。周阿姨在电话里说：“孙留成讲‘侬是伊的班长。当年就像大阿哥一样对伊老照顾，还教伊练钢笔字。’”

　　我极力搜索着残存在脑海里的记忆碎片。想起来了：那是个和我的亲弟弟同龄的来自徐汇区的68届初中生，瘦瘦小小，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笑起来还有浅浅的酒窝。要知道，那年（1969年）上山下乡时，他们可都是尚未成年的十六七岁的青春少年啊！

　　在我的记忆里，当年我们大田班，除了像孙留成一样的小上海，其实还有小天津、小鸡西······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我们同睡一铺炕，同吃一桌饭，同耕一块地，友情的种子就此播下。

　　说实话，周阿姨在电话中提到的教他练字的事，我已不记得了，但有一件小事我倒是依然记得。

　　一次团俱乐部放映电影《英雄儿女》，每班发了两张电影票。我看天色已晚，孙留成还在大田里拉柴禾。于是我匆匆赶去，对他说：“我替你干，你快去看电影。”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接过电影票，满是感激地微笑，然后便飞也似的消失在夜幕中······

　　和孙留成的相处大概也就两年左右。以后我去了团部，就很少回连队，和孙留成便失去了联系。

　　感谢上视综合频道，让一段半世纪前的淡淡的“荒友情”，借着荧屏得以再续。节目的重播，让昨日的一幕再次清晰地在脑海里回放。

　　在接听电话中，我也大致了解了周阿姨夫妇的经历。他们都是68届初中生，都是兵团知青，且先后调往扬州。于是从相识到相恋，于1979年喜结良缘。不幸的是，孙留成因患脑梗于2017年4月去世。周阿姨的来电，让我体味出她是个有心人，对孙留成深怀爱意。

　　周阿姨很是客气，想请我吃顿饭。但这份沉甸甸的谢意，我如何承受得起。为告慰在天之灵的荒友情，我答应给周阿姨寄去我写的两本书，并请周阿姨替我给孙留成燃上一炷心香。

　　十、反思既往

　　岁月如流，转眼就是半世纪；人生如梦，恍惚就在昨天。回忆只是记录下亲历的片段，历史的真相，以免后人失忆。

　　一种几乎不堪回首的苦难，何以会如此久长地成为一代“知青”生生死死都难以抹去的心灵印痕，一个永远的怀念？或许那便是“黑兄黑妹”们对自己当年亲历的委屈与不幸的心灵祭拜，是对一个自身的精神记号，生存版权的认定！

　　至于那曾经的既往，究是理想的辉煌，还是狂热的冲动，是苦难的岁月，还是风流的人生，或许对我们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共和国基石出现巨大裂缝，我们——一群历史上的“特殊部落”，曾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弥合过这巨大的缝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背纤着共和国的巨轮缓缓前行，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