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护母亲的日子

　　陪护母亲的日子

　　九旬母亲意外摔倒了。骨折。住进了医院。那段日子，竟成了我与她最亲近的时光。

　　说来惭愧，母亲身子骨一向硬朗，留恋乡下的老屋和菜园，不肯随我们进城。我们兄弟姐妹只能隔三差五地回去看看，陪她吃顿饭，听她讲讲土楼里的事，又匆匆散了。

　　母亲病床靠窗。阳光好的时候，能照到她的枕头上。

　　那天我送饭去，保温桶里装的是瘦肉粥。陪护的林阿姨要喂她，母亲执意不肯。林阿姨说碗都端不稳了，怎么吃？我接过碗，说我来吧。母亲看了我一眼：“怎么你来？”我笑了，说小时候你喂我，现在该我喂你了。我又故意问她:“小时候你有喂过我吗？”母亲乜了我一眼：“没喂你，那你怎么长大的？”

　　我们都笑了。她乖乖地吃了一口。

　　林阿姨在一旁说，儿子孝顺，感恩报答是应该的。我听了，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感恩，报答，这些词太重了。我只是想喂她吃顿饭而已，就像她曾经无数次喂我那样——孩子饿了就喂，哭了就哄。如今我做的这些，不过是看见那个为我遮风挡雨的人老了病了，心里疼，手就伸过去了。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不是责任，是本能。

　　陪护的日子里，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和林阿姨一道陪护。有时我一天跑三趟，送瘦肉粥、鱼汤鸡汤、面包发糕。油钱比菜钱还多，可那都是母亲爱吃的。

　　清晨六点半，厨房里只有锅灶的咕嘟声。我把瘦肉细细剁成茸，搅进白米粥里，小火慢熬。望着那缕白汽，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熬粥的：土灶里的柴火噼啪响，她把稠的捞给我们，自己喝稀的。如今轮到我了。

　　粥熬好，盛进保温桶，匆匆钻进车里。

　　到了病房，母亲还躺在病床上。我拧开保温桶，热气扑面而来。她眼睛一亮：“又是瘦肉粥？”我舀起一勺，吹了吹，送到她嘴边。她喝了一口，说咸淡刚好。有时候她胃口不好，只吃半碗，我就端着碗在旁边等，像小时候她追着我喂饭那样，哄她“再吃一口”。那只碗捧在我手里，温温热热的。

　　送鱼汤那天，我挑了两条鲫鱼，小火炖到汤色奶白。看着母亲用吸管慢慢喝，我心里甜滋滋的。

　　除了送饭，我和林阿姨常陪她用助行器走路，扶她沿着栏杆一步一步地挪。她的步子那么小，那么慢，像初学走路的婴儿。累了就坐下来，听她唠叨土楼里的事。她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李阿姨。

　　那是文革第二年，李阿姨才十七岁，从厦门来插队。母亲说，她细细瘦瘦的，像棵

　　水葱。同来的还有两个女知青，分住在别的人家。李阿姨分在我们家。土楼里的日子苦，出工像打仗。夏收割稻，她的手被禾叶割得全是血口子。挑谷子更是难，箩筐在肩上左摇右晃，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母亲便一次次放下手里的活，走过去，替她把扁担上的绳子挽短，把箩筐扶正，教她怎么换肩省力。末了，常常是母亲自己挑起那副沉甸甸的担子，把李阿姨那份也一并担了，只是对她说:“你慢慢走，先学步子。”

　　记得有一回，母亲熬了一锅芋子粥。粥稠得能立住筷子，她一碗一碗地盛，一、二、三、四、五——刚好五碗。我兄妹四个，加上李阿姨，每人一碗。我们端起碗稀里呼噜地喝，那粥滑进喉咙，滚烫的，糯糯的。我偷眼看了看李阿姨，她低着头，眼泪掉进了碗里。

　　后来，同来的那两个女知青和她们的房东处不来，不到半年就闹着分出去自己开伙了。有一天，母亲问李阿姨：“她们都分家

　　自己吃了，你呢？”

　　李阿姨说：“阿姐，你们待我好，我不分家。”

　　她就真没分。一直和我们一口锅里吃饭，直到县里的化肥厂来招工。她走那天，母亲送她，送出土楼，一直送到山凹口。母亲站在那里，听着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风声。母亲说，心里空落落的，不是少了个人吃饭，是一个女儿出门了。

　　我的喉头骤然发紧。那一刻我明白，母亲这一辈子，把“感恩”活成了一种本能。她照顾李阿姨，不是图回报；李阿姨不分家，也不是还人情。那是一种比感恩更深厚的东西——把别人的好放在心里，再自然而然地传递下去。

　　陪护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的骨折慢慢愈合，她能自己端碗了，我们扶着她，用助行器能走更远的路了。病房里的时光，让

　　我有机会好好看看她——看她花白的头发，看她手背上凸起的青筋，看她喝粥时微微颤动的嘴角。这些细碎的、平常的瞬间，竟比以往几十年的团聚都更清晰。

　　我忽然想起，母亲曾说过，山凹口的风，总是很大。如今想来，那风里吹着的，大概就是人心底最柔软的东西——说不出口，却生生不息。而母亲碗里的粥，稠了又稀，稀了又稠，从土灶前的烟火熬到病房里的保温桶，熬过了一个女人整整一生的晨昏。那只碗，从来不曾空过。

　　陪护母亲的日子，也从来不曾虚度。

　　图文/晓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