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锅的青光

　　铁锅的青光

　　若问七八十年代关中农村长大的娃，“家的味道”是什么？我会说，是午后麦秸的焦香，是黄昏井水的清冽，是灶膛里跳动的火苗，更是饭后那口大铁锅泛出的青光。

　　夏收过后，场院里的麦秸积子像座小山。经了碌碡碾、木杈挑、人脚踩，又遭雨淋风吹日头晒，这麦秸瓷实得很。撕麦秸这活，大人都费劲，何况半大娃娃。母亲常教我：力气小，不能满把攥，得把手尽量探进麦秸堆，只抓一小撮。讲究探得深，抓得少，攥得紧，猛地往回一抽——“嗖”的一声，这一把便撕了下来。母亲总叮咛：“慢点，稳点，一把挨着一把来。”性子急了，麦秸撕不下几根，自己先泄了气。我站在麦秸垛的阴凉里，一抓，一撕，一放。麦秸混着尘土的味儿往鼻子里钻。偶尔抖出几颗漏网的麦粒，捡起来塞嘴里，生麦的清甜一散开，那点累便忘了。日头西斜，看着满笼的麦秸，母亲笑了：“够了，够今晚烧汤了。”那一刻，我觉得撕下的不是柴火，是自己能为家里分担的一份开心。

　　撕完麦秸，院子墙根下的压水井该“上岗”了。那井是全家的命根子。砖砌的台子湿漉漉的，深棕色的铸铁井头锈迹斑斑。那长长的压杆，小时候我根本抬不起、压不下。压水是个技术活，关键是“灌引水”。大多时候要先舀一瓢清水，顺着井头的小口倒进去，让井管里的“皮钱儿”喝饱水，鼓胀起来封住气，才能把地下水“提”上来。父亲弯腰攥住压杆，一下一下均匀地压。起初只有空洞的“呼哧”声，像老牛喘气。等听到“咕噜”一声闷响，他喊：“水上来了！”清冽的井水从铁管口喷涌而出，在黄昏里闪着碎银般的光。我馋那口凉水，总踮脚要喝。父亲接半瓢递过来，冰凉的水带着淡淡的铁锈气，从喉咙凉到肚底，夏末的暑气一下就散了。后来我长到能够着压杆，就学着自己压。抱住压杆，整个人吊在杆上往下坠，压一下歇口气。压满一桶水，硬撑着说不累，其实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冬天更难，井头冻得粘手，压杆上结着薄冰。有次折腾了半晌，冰化了，可“皮圈”坏了，水总吸不上来。父亲拆开井头换上新皮圈，我蹲旁边看，觉得那截废旧自行车内胎剪成的橡胶圈，竟能从地里“拽”出清亮的水，神奇得很。

　　天麻麻黑，灶房的煤油灯亮了，“烧汤”正式开始。关中人说“烧汤”，是做晚饭的统称。我的任务是拉风箱。那风箱箱体被烟火熏得黝黑，唯独那根拉杆油光发亮，把上缠着旧布条防硌手。我坐在那个被磨出包浆的木墩上，双手握杆，一推一拉。“咕咚——呼——”风被送进灶膛。母亲划一根火柴，点着一把麦秸送进去。“烧麦秸要轻拉、慢拉，”母亲叮嘱道，“火才能稳。”麦秸“轰”地蹿起火苗，金黄中透着幽蓝，把脸烤得发烫。最爱看灶膛里的火，跟着风箱的节奏跳动。我的影子被火光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像演皮影戏。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白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瞬间弥漫了整个灶房。母亲系着蓝布围裙，端着瓦盆过来：熬糁子，就顺着锅沿慢慢撒；做拌汤，就把面水搅匀了，细细淋进锅里。香味很快就飘满了屋。这时父亲回来了，在院里跺掉脚上的泥，靠着上房门槛圪蹴下来，抽着旱烟，“吧嗒吧嗒”响。风箱的“咕咚”、锅里的“咕嘟”、大人的说话声，凑成了最暖的声响。饭好了，母亲先盛一碗让我端给父亲。我捧着滚烫的大碗，小心翼翼穿过院子，碗沿冒出的热气烫得手发麻，却不敢松手。有次我拉风箱太急，把火吹灭了，黑烟呛得直咳嗽。母亲没骂，用烧火棍指着说：“烧火急不得，缓缓来。”我记在心里。后来再拉风箱，火总能烧得稳稳的。

　　晚饭吃完，碗筷一撤，洗锅有时就轮到我了。那口大铁锅黝黑厚重，一顿饭下来，锅底结着焦香的锅巴。那时没洗洁精，全靠锅铲和丝瓜瓤。先拿锅铲把锅巴铲下来。母亲总叮嘱：“铲干净些，一粒粮食都不能糟蹋。”铲下的碎锅巴，我会拌点盐，嚼着又香又脆。然后舀几瓢凉水，捏着丝瓜瓤用力擦，“唰啦唰啦”的声响，在夜里格外清晰。洗过锅的水，还得倒进泔水桶，喂那两头大黑猪。冬天洗锅最苦。水冰凉刺骨，袖子挽起来，手一伸进去就冻得发麻。母亲教我“在锅底搭把火再洗”。有次我心不在焉，想着白天打的陀螺，端着盆倒泔水时脚下一滑，溅了满身。我吓了一大跳，父亲抬头看了一眼：“毛手毛脚的。”母亲却叹口气：“快去擦擦。”我擦了衣裳回来，看见母亲正弯腰刷锅，煤油灯晃动着她的背影。洗干净的锅，得拿干抹布里外擦干，不然会生锈，然后盖上木头锅盖。灶房这才彻底安静下来。

　　摸着那口凉沁沁、泛着青光的铁锅，一天的乏累算是落了地。墙角那只蜘蛛，还在灯罩上投下一张晃动的网。这口锅，盛过饥，装过暖，如今早已不知去向。但那青光，似乎从未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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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惠建武，70后，西安市港务区人。平日喜爱运动旅行，闲暇读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