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在1976——

　　结婚在1976——

　　方鸿儒

　　1976年10月2日，我与妻牵手人生，喜结良缘。尘封往事虽已近半世纪，却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可数。

　　1974年初春，因工作关系我从六连学校调至妻所在的五连学校。人生就这么奇妙，一次意外调动，孰料结下一世姻缘。

　　那时妻在食堂，我在学校。原本同是天涯上海人，彼此好感，志趣相投，开饭前的刻把钟，便是我俩交心传情的难得好时光。两情相悦，情投意合，毋需跪地献花，一个眉眼传神，点头认可便足以敲定终身。

　　广阔天地下的一对情侣，“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火车站旁的树林中，无人看守的仓库房，学校和麦场都是我们你侬我侬，亲吻相拥的幽会绝佳处。

　　连队多一对知青有情人，原本不碍他人眼，却偏有心机阴毒且色胆包天（因玩弄女知青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刘姓指导员看不顺眼。好事岂能让方某成双？于是让妻去团部参加三个月的民兵训练，以期搅黄我俩甜蜜的爱情之旅。此等棒打鸳鸯的小人伎俩，如何能得逞？几乎没有太多的顾忌我们便决定回沪结婚。

　　1976年7月23日，我便去团部政治处开出结婚证（见图片一）。保卫股长魏某是上海知青，他便让我自己填写证书上姓名、年龄与日期。而此时距我俩“敲定”恋人关系也仅三个月——堪称超级“闪婚”！

　　四十年后荒友相聚，席间居然有哥们调侃问起：“老方当年和珍珍怎么这么快就结婚了？”似乎怀疑我们是“奉子成婚”，却并不知个中苦涩隐情。

　　或许我们命中注定还要经受一场天灾的考验。7月26日我们从连队出发，途径秦皇岛舅舅家，原打算玩上两三天。孰料7月28凌晨便遇上了“唐山大地震”。

　　秦皇岛虽距离唐山虽有三百里之遥，但7.8级的地震依然让人感到震惊恐怖。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直觉床象小舢板一样摇晃。灯已开不亮了，全家人都赤着脚，摸黑从屋里逃出来。屋外，电闪雷鸣，风雨大作。舅舅一家和我俩只得在塑料雨棚下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翌日清晨，便传来南下铁路已被震坏的消息。我们只得先北上沈阳，再南下大连，取道海路回上海了。

　　到了大连，候船大厅里已是人山人海，每个购票窗口都排着长队。白天我俩轮流排队购票。晚上便在候船室的长椅上和衣而卧。买到船票后，我俩又在大连“流浪观光”了三天三夜，包括去了大连老虎滩公园！在经受了八级风浪的严峻考验后，我们总算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乡上海，路上一共走了十天。

　　到家后，一切都在双方父母的关照下，按着“老规矩”筹办着婚事：拜访亲友，购买礼品，添置行头，拍摄婚照（见图片二）。

　　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份四十九年前笔录的父母、弟妹和亲友们赠送的礼金、礼品清单（见图片三）。其中包括母亲给亲家80元置办喜酒，给妻70元购置新婚礼服，天津荒友建国和国伟送的礼金。睹物忆旧，令我感慨万千。

　　1976年的秋季真是多事之秋啊！9月9日，一代伟人又撒手西归。在哀悼日里，婚照是不能拍的。在当时那种悲伤的气氛下，办婚宴自然是更不合时宜的。但“婚礼”又不能不举行，后经双方家长商定，喜酒一直拖延至10月2日，在悲哀气氛稍事冲淡后，在双方家中置办了。

　　没有西装革履，婚车摄像，一双凭票购买的轧花牛皮鞋，一件当年流行的涤卡“上海衫”和一条毛涤西裤便是我新郎的全部行头了。

　　10月2日一早，在亲弟和五妹陪同下，我们坐轮渡过江，再乘16路无轨电车到曹家渡丈人家接“新娘”。中午丈人家办了三桌喜酒，来宾都是妻家的远亲近邻。酒席上发喜糖的包装袋，是我买了半透明的红色玻璃纸，自己裁剪、粘贴、制作的（见图片四）。

　　婚宴结束后，当日下午妻在阿舅和她表妹（伴娘）的陪同下到我家。晚上我家又办了一桌喜酒。婚宴后阿舅陪同我们去“婚房”。那年头我家在浦东，弟妹众多，住房困难，父母便决定把婚房做在南京西路的阿姨家。

　　结婚在1976年，新婚一个月后，我们便返回连队，回到了我们那间犹如洪荒年代的“小草屋”。从此便开始了我与妻喜乐分享，冷暖相知，良宵共度的俩人世界，牵手至今。

　　光阴飞逝半世纪，转眼我与妻已年逾古稀，白头偕老，明年已是金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