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低谷岁月

　　说起欧阳修，可谓大名鼎鼎。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领袖，一代宗师。他官至参知政事，位列宰执。即使去世，宋神宗还追赠他为太子太师，赐“文忠”谥号。这在宋代三百多年血雨腥风的历史中，欧阳修可以说达到了人生的天花板。

　　这样的人生结局，恐怕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他出身贫寒，4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投奔其叔父，过着寄人篱下的艰辛生活。没钱买笔墨纸张，母亲便折荻为笔，沙地为纸，教他识字读书。这便是广为流传的“画荻教子”的故事。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欧阳修，靠一支生花的妙笔，从卑微的尘埃里，一路杀到政治文化的核心位置。这样开挂的人生，看起来似乎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但是，这只是他高光的一面。殊不知，他曾几次被贬，从高位跌入低谷。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他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人生多年的低谷岁月。没有这多年的历练，就没有他走出低谷后的攀升。

　　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因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被罢黜。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身为右司谏的高若讷不仅不谏诤，反而落井下石，附权诋毁。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仗义执言，写《与高司谏书》：“足下身为谏官，见利则进，见义则缩，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耳。”一封奏书，让欧阳修名声大噪，也让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贬谪，外放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在偏僻的山城夷陵，他有过寂寞、愁苦，但是他没有沉浸其中，而是以自然美景冲淡政治苦闷，自嘲宽解，旷达超脱。

　　《黄溪夜泊》是他刚到夷陵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夷陵九咏》之六），表达了他从愁苦到宽慰的心路历程。“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幽暗的三峡，悲哀的猿声，衬托出诗人忧郁、悲凉的心情，但是，莽莽苍苍的树林，朦朦胧胧的烟云，开阔的江面，高悬的明月，这些宏阔的景象，洗涤着诗人一颗受伤的心。他望着美好的江山，情不自禁吟咏遣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如果不是贬谪，怎么能来到这个地方呢？他用自嘲轻松地把人生的挫折转化为饱览奇山胜景的特殊机缘。

　　欧阳修在夷陵期间，他的好友丁宝臣任峡州军事判官，常伴欧阳修游历山水，诗文唱和。景祐四年（1037年）春，他以诗《花时久雨》赠欧阳修，欧阳修便以《戏答元珍》唱和。“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他怀疑春风真的吹不到这天涯夷陵，已经二月了，山城还未见到花开。从情感上说，这里表达的是迷惘落寞的情绪——山高皇帝远，皇恩还能眷顾到吗？继而他从早春的景色中看到了生机与希望：“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春意正在萌发，他精神为之一振，坚守信念，期待复苏。“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当年在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观赏过了千姿百态的牡丹花，这里的野花开得虽晚，又有什么可以感伤、可以叹息的呢？心胸豁然开朗，忧愁、委屈一扫而空。

　　欧阳修在夷陵为官两年，从政治挫折中调整心态，为民造福。他体察民情，微服私访，平反冤狱，改善民生。宝元二年（1039年）他恢复旧官，次年被召回京，编修《崇文总目》。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提出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等新政措施，欧阳修积极参与，成为新政理论上的旗手。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等人接连被贬。欧阳修本已离京，调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被扣上一个荒唐的罪名——盗甥罪，即与妹妹的继女有染，被贬滁州。

　　在滁州太守任上，他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400多字的文章，没有牢骚，没有怨言，一个“乐”字贯穿始终。

　　首先是山水之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里水流潺潺，峰回路转，醉翁亭翼然而立。一年之中，春之野芳发而幽香，夏之佳木秀而繁阴，秋之风霜高洁，冬之水落石出。“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自然美景陶冶了情操，而豁达的心胸则从自然景观中看出乐来。主客观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山水之乐。

　　其次是与民同乐。太守独乐不是乐，官民同乐才是乐。最美的琅琊山，众百姓与太守同游。有背着东西唱着歌的，有走累了在树下休息的，有伛偻驼背的老人，也有被大人领着的小孩。前呼后应，络绎不绝。山上太守已摆好盛宴：溪水里的肥鱼，酿泉制作的美酒，山里的野味野菜。射饮弈棋，觥筹交错，众宾尽欢。这幅官民同乐的祥和画面，就是在今天也是求之难得的。

　　更核心的乐是超越山水之乐、与民同乐的乐民之乐，即以游人百姓之乐为乐。“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自任滁州太守以来，推行宽简政治，轻徭薄赋，安抚百姓，兴修水利，备灾建城，营造可游可赏的公共环境，滁州百姓安居乐业。相比百姓的欢乐，个人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政治理念变为现实，他放弃个人恩怨，融入到百姓的欢乐之中。

　　欧阳修在滁州任职两年，又移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兜兜转转，十二载过去了。当初离京时的中年汉子，已是头发斑白，他终于被召回了京城。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这一年他录取了苏轼、苏辙、程颢、曾巩等人，改变了北宋的文风，支撑起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次年转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

　　本以为可以稳稳当当的为大宋王朝效力了，然而人生的命运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他被卷入“濮议之争”。治平二年（1065年）宋英宗即位，对其生父濮王的名分问题——是皇考，还是皇伯？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议。这看似是家族内部的礼法之争，实质上还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博弈。“濮议之争”的余波之后，便有小人诬告欧阳修私从子妇，与其大儿媳通奸，上书弹劾。欧阳修蒙受冤屈，连上奏札，要求皇帝还以清白，并自请外放。虽然最后真相查明，造谣者得到惩处，但是心灰意冷的欧阳修还是坚定地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于治平四年（1067年）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出知亳州。

　　此行亳州，是欧阳修人生的一个重要分界。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沧桑，他看透了官场的倾轧和人生的起落，从一个敢于担当的政治家逐渐转向超然淡泊、圆融出世的隐逸文人。

　　他作诗《涡河龙潭》：“一夜四郊春雨足，却来闲卧养明珠。”雨后四郊雨水充足，传说中潜藏于潭的神龙在春雨滋润之后，又悠然地回来，闲卧在潭中养护明珠。神龙怡然自得、闲适惬意的状态，正是诗人离开纷扰的官场来到宁静平和的亳州后乐观超脱的心境。

　　他数次游览鹿邑太清宫，《太清宫烧香》一诗在描绘了宫殿的壮丽与神秘之后，将自己幻化成仙人：“我是蓬莱宫学士，朝真便合列仙宫。”他以这样虚幻的意象，表达了他在仕途受挫后对尘世的厌倦和对仙境的向往。

　　他连续五次上书皇帝，请辞官职，提前退休。朝廷屡次下诏挽留，直到他65岁，才以太子少师身份致仕。次年于颍州家中去世。

　　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欧阳修在低谷行走的时间约占去他人生的一半。在任何状态下，他都能调整心态，寻找自我安慰，寻找诗意与快乐。在大宋王朝的文人志士中，唯有欧阳修全身而退，寿终正寝。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或许有人仕途不顺，或许有人高能低就，或许有人蒙受不白之冤，因而闷闷不乐，抑郁不安。其实这种种遭遇，九百多年以前的欧阳修都已经历过。读懂了欧阳修，人生将没有过不去了坎。

　　作者庞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