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谷之虹

　　挂谷之虹

　　作者：林扬风

　　第一章桂北晨星

　　1991年，王虹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母亲在银行工作。桂林的山水灵秀，却并未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诗意——父亲王建国每天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在桂林中学和家之间往返，母亲则在银行柜台后面数着别人的钱。

　　王虹从小就显露出一种安静的气质。别的孩子在漓江边追逐打闹时，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一摞旧课本发呆。那些课本是父亲从学校里带回来的，上面布满了红笔批注。

　　“虹虹，你在看什么？”父亲有一次问她。

　　“这个。”王虹指着课本上一道思考题，“七棵树，每三棵共线算一行，最多能有多少行？”

　　父亲愣了一下。那是小学五年级课本上的“想一想”栏目，他教书多年，知道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六行，但他从未认真想过，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会对这种题目产生兴趣。

　　“你觉得呢？”父亲蹲下来，平视着女儿。

　　王虹用小树枝在地上画着，嘴里念念有词。画了擦，擦了画，足足过了二十分钟，她忽然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漓江水：“爸爸，是不是七行？”

　　父亲接过树枝，在地上验算。七棵树排成一个特定的图案，果然可以形成七行。他惊讶地看着女儿——这不是标准答案，但确实是一个更优的解。

　　“你怎么想到的？”

　　“我就想，如果树不是排成直线，而是……”王虹用小手在空中比划着，“像一个星星。”

　　那一刻，父亲王建国意识到，自己的女儿或许有些不同寻常。但他没有声张，只是从那以后，每次从学校带回旧课本，都会特意把“想一想”栏目里的题目圈出来，放在女儿的书桌上。

　　王虹上小学时，因为成绩优异，连跳两级。这在当时的桂林并不多见。父亲有些担心，母亲却说：“孩子自己愿意，就让她去吧。”

　　初中时，王虹的成绩并不拔尖。全年级三百多人，她排在一百名开外。班主任找她谈话，问她是不是学习方法有问题。王虹摇摇头，说：“我觉得现在的课太简单了，没什么意思。”

　　班主任哭笑不得。一个排在一百名开外的学生，说课程太简单？

　　“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

　　“数学竞赛班的题。”王虹说。

　　学校每周开设一小时的数学竞赛课外班，面向全校选拔。王虹没有入选，但她从同学那里借来了竞赛班的讲义，自己琢磨。那些题目远比课本上的难，但王虹觉得“好玩、有意思”。

　　她常常一道题想好几天，做完就忘了对答案。遇到想不明白的，她会去问同学，但经常是还没等对方回答，她自己就想通了。

　　“你这不是在问问题，”同桌笑着说，“你是在借别人的嘴来整理自己的思路。”

　　王虹也笑了。她确实是这样——说出来，思路就清晰了。

　　到了高二，王虹的成绩突然突飞猛进，从年级一百名开外跃升到前六十，高三更是冲进了前十。老师们惊讶于这个安静女生的爆发力，只有父亲知道，那些“想一想”的夜晚，那些独自对着竞赛题发呆的周末，早已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

　　2007年夏天，16岁的王虹以653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消息传来，整个桂林中学都轰动了。但王虹自己却有些失落——她想进的是北大数学系，而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她的分数，差了一点点。

　　最终，她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

　　报到那天，王虹站在北大未名湖畔，看着湖面上倒映的博雅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转系。

　　第二章二次高考

　　北大数院，是无数数学天才的汇聚之地。这里的学生，大多是通过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保送进来的，手里握着金牌、银牌，眼睛里闪烁着对数学的狂热。

　　王虹不属于这个圈子。

　　她从地空学院转入数学系的过程，被同学们称为“二次高考”。按规定，转系需要本专业成绩排名靠前，同时通过数学系的转系考试。这意味着她必须同时修读两个专业的课程，而且要在两个专业都取得优异成绩。

　　王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和自习室里。她选了数学系的几何和高等代数，但受学分限制，数学分析这门核心课她无法选修，只能自学。

　　那段时间，她的生活极其单调：上课、自习、吃饭、睡觉。偶尔在校园里遇到地空学院的老同学，对方惊讶于她的消瘦，她只是笑笑，说“还好”。

　　转系考试那天，王虹走进考场，发现周围坐满了竞赛保送生。他们彼此熟悉，低声交谈着，偶尔发出笑声。王虹坐在角落里，默默翻开试卷。

　　考试结束，她走出考场，长舒一口气。题目很难，但她觉得自己答得还不错。

　　成绩公布，王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转系考试。大二开学，她正式成为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一员。

　　然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数学系的课程远比她想象的艰深。中学数学是具体的、直观的，大学数学则是抽象的、公理化的。王虹发现，自己虽然能解出一些难题，但对于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却完全没有概念。

　　“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她后来回忆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摸索。”

　　她观察身边的同学。那些竞赛保送生似乎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学——他们不看课本中定理的证明过程，而是先自己推导。推导过程会花很长时间，经常被卡住，但这恰恰是最好的练习。

　　“被卡住，往往是因为比较难，或者之前没理解透彻，”王虹慢慢领悟到，“如果花很长时间想清楚了，哪怕最后没想出来，而是只算出一些例子、想到一些特殊情况，也能够建立自己的理解。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事。”

　　她开始模仿这种学习方法，但进展缓慢。在北大数院这个天才云集的地方，王虹几乎是个“小透明”。

　　她的同级同学中，有一个叫邓煜的男生，是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被同学们称为“邓神”。邓煜在讨论班上总是最活跃的那个，提出的问题深刻而尖锐，让教授们都为之侧目。

　　王虹也会参加讨论班，但她更多是倾听。读什么、讲什么，都听安排。“因为同学们都很厉害，”她说，“他们是非常有数学品味的。”

　　数学太难了。用王虹的话说，“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

　　她曾经对数学家的想象是“自己看书、想一想上面的问题”，但经过本科的学习，她感到自己并非想象中的数学家。有一次，她对着一道题苦思冥想了一整天，毫无头绪，忽然自嘲地笑了：“数学家至少能把题做出来吧。”

　　那一刻，她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但她没有放弃。父亲王建国在电话里对她说：“虹虹，做数学不是赛跑，是一辈子的事。你慢慢来。”

　　2011年夏天，王虹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她没有选择在国内深造，而是申请了法国的研究生项目。

　　她想离开这个让她感到挫败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审视自己。

　　第三章巴黎的抉择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法国最负盛名的工程师学校，坐落在巴黎南郊的帕莱索。校园里的建筑古典而庄严，梧桐树的影子在石板路上摇曳。

　　王虹在这里攻读工程师学位，同时选修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数学硕士课程。

　　巴黎综合理工有一个特点：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虹对建筑和绘画一直有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

　　那门课让她着迷。教授带他们参观巴黎的建筑——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蓬皮杜中心的管道外露、拉德芳斯的新凯旋门。王虹第一次发现，数学之外，还有另一种创造的美。

　　学期结束，她在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那一个月，她画图纸、做模型、参与方案讨论。建筑师的创作是直观的、可视的，与数学的抽象截然不同。

　　“如果做建筑，”她想，“我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立在地上，被人使用、欣赏。”

　　但她也发现了建筑的局限。一个建筑方案，需要说服投资方、说服政府、说服公众。创作自由受到诸多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

　　“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她在日记里写道。

　　那个夏天，王虹在巴黎的街头走了很久。塞纳河上的游船缓缓驶过，埃菲尔铁塔在暮色中亮起灯光。她想起小时候在桂林院子里解“七棵树”的题目，想起父亲蹲下来平视她的眼神，想起北大图书馆里那些独自苦读的深夜。

　　一个月后，她做出了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如果这条路行不通，再重新做选择。

　　她回到了数学。

　　2014年，王虹获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和巴黎-萨克雷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她没有留在法国，而是申请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项目。

　　她选择了拉里·古斯（LarryGuth）作为导师。

　　古斯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调和分析领域和挂谷猜想的顶尖科学家。在王虹眼里，古斯最大的特点不是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的耐心和同理心。

　　第四章挂黑板的人

　　MIT的数学系位于剑桥市麻省大道上，一栋不起眼的红砖楼里。王虹的办公室在四楼，窗外可以看到查尔斯河的波光。

　　第一次和古斯讨论问题，王虹就“挂黑板”了。

　　古斯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问题，问她怎么看。王虹站在黑板前，脑子里一片空白。她试着写了几行，发现不对，擦掉重写，还是不对。古斯站在一旁，微笑着看着她，不着急问下一个问题。

　　“你慢慢想，”古斯说，“不着急。”

　　那节课持续了两个小时。王虹最终没有解出那个问题，但古斯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望。他只是说：“下次我们再来。”

　　后来王虹才知道，古斯的问题总是从独特的角度切入，看似简单，实则深刻。刚开始和他讨论的学生，几乎都会“挂黑板”。

　　有时，王虹带着脑海中还不十分确定的想法去找古斯。那些想法是混乱的、模糊的，甚至有些荒谬。古斯从不会打断或否定。他认真地听，还鼓励她把脑子里所有的想法全都“倒出来”。

　　“这种对话，让我学会了如何把脑袋里的想法理清楚、如何深入下去，”王虹后来回忆，“只有深入了，才能想到不靠谱的地方。通过自己想办法，而不是通过别人告知发现想法不靠谱，自己会积累更多的经验，知道什么样的想法是靠谱的。”

　　古斯还有一个特点：他非常鼓励学生活动和休息。

　　“他一听说我要去玩，就非常高兴，”王虹笑着说，“他非常鼓励我放松休息。”

　　在古斯的指导下，王虹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这是一个艰深的领域，涉及傅里叶分析、偏微分方程、分形几何等多个分支。但王虹发现，自己对这个领域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2019年，王虹在MIT完成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在调和分析领域已经崭露头角。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苗长兴曾邀请她来所交流。

　　“王虹对数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与执着，”苗长兴后来评价，“从她的讲座及与其学术交流中，可以感到她节奏平稳，回答问题深思熟虑且理解深刻，特别是对讨论问题的背景、问题的数学归结、采取的研究策略有独到的见解。”

　　博士毕业后，王虹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那是2020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世界陷入混乱。王虹在普林斯顿的乡间小屋里，独自面对着一摞摞论文和草稿纸。

　　她当时正在研究福尔克纳距离集问题（Falconer'sdistancesetproblem），这个问题她已经卡了很久。

　　第五章黏性的启示

　　福尔克纳距离集问题，是几何测度论中的一个经典难题。简单来说，它问的是：给定一个平面点集，这个点集中所有两点之间的距离构成的集合，至少有多大？

　　王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投入了数月时间，进展甚微。她尝试过多种方法，但总是在某个关键步骤上卡住。

　　2020年秋天，她看到一位合作者的最新论文。那位合作者通过假设“黏性”（sticky）条件，在福尔克纳距离集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黏性”是一个几何概念，描述的是集合中不同部分之间的“粘连”程度。在三维挂谷猜想中，黏性是最棘手的障碍。

　　王虹盯着那篇论文，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2014年，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在一篇博客长文中提到：如果三维挂谷猜想有反例，那么反例很有可能具有黏性。

　　挂谷猜想，源于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提出的一个几何谜题。问题是：在平面上，一根长度为1的线段（一根针）要旋转180度，扫过的区域最小可以有多大？

　　人们后来发现，这个面积可以任意小。现代数学则用分形维数等更精细的语言来描述这种集合的“大小”。三维挂谷猜想问的是：在三维空间中，如果一个集合可以容纳每一个方向上的一条单位线段，那么这个集合至少要有多“大”？

　　这个猜想困扰数学界逾百年。调和分析领域内三个不朽的猜想——傅里叶限制性猜想、局部光滑化猜想、弗斯滕伯格集猜想——都矗立在挂谷猜想之上。如果挂谷猜想被证明是错的，那么其他猜想也都是错的。

　　王虹研究数学并不“钻牛角尖”。一个问题做不下去，那就换个问题。

　　“如果假设存在黏性这一特殊情况，”她想，“说不定挂谷猜想能做出一些东西。”

　　她马上联系了同样关心挂谷猜想的约书亚·扎尔（JoshuaZahl）。扎尔是陶哲轩的学生，曾在古斯团队从事博士后研究，对挂谷猜想有着深入的研究。

　　两人通过邮件交流了想法，很快决定合作。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事情远没有当初想的那么简单。

　　第六章三部曲

　　王虹和扎尔的合作，从2020年底开始。

　　他们首先研究的是“黏性”情形。如果三维挂谷猜想存在反例，那么反例必须具有黏性。他们试图证明：不存在黏性的反例。

　　这个方向看似迂回，实则精妙。如果能证明黏性情形不成立，那么挂谷猜想在某种意义上就得到了“部分证明”。

　　但证明过程极其艰难。他们需要构建一套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框架，分析不同尺度下管状集的几何结构与重叠方式。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技术细节，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王虹习惯在家工作。她在普林斯顿租了一间小公寓，客厅里放着一块大白板，上面写满了公式和图形。她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盯着白板上的某个式子发呆。

　　“卡壳、推不出来是常态，”她后来回忆，“但卡住了就换个思路，或者干脆出去走走。”

　　普林斯顿的秋天很美，落叶铺满了街道。王虹喜欢在树林里散步，让大脑放空。有时，走着走着，一个想法忽然冒出来，她赶紧掏出手机记下来。

　　2022年，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王虹和扎尔完成了“三部曲”的第一部：他们证明了挂谷猜想没有黏性反例。这个结果支持了三维挂谷猜想是真的，但还没有完全证明。

　　“第一部”完成后，他们没有停歇，立刻投入到“第二部”的工作中。他们把黏性特殊情形扩展到Assouad维数3的广义挂谷集上。

　　这一步更加艰难。Assouad维数是一种更精细的分形维数，描述的是集合在最微观尺度上的结构。王虹和扎尔需要证明，在Assouad维数为3的情况下，挂谷集合的豪斯多夫维数和闵可夫斯基维数都等于3。

　　又是两年的苦战。

　　2024年，他们完成了“第二部”。

　　但真正的挑战是“第三部”——完整证明三维挂谷猜想。

　　王虹和扎尔将前两部分的结果整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多尺度归纳框架。他们把包含所有方向单位线段的挂谷集合问题，转化为空间中δ-管（细管）并集的体积估计问题。

　　这个过程需要处理大量的例外情况。有些集合的结构非常“丑陋”，需要一点点分析、一点点排除。

　　“从文章篇幅也可以看出，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一位数学评论家后来写道。

　　2025年2月24日，王虹与扎尔在预印本网站arXiv上提交了一篇长达127页的论文：《Volumeestimatesforunionsofconvexsets,andtheKakeyasetconjectureinthreedimensions》。

　　论文宣告：三维挂谷集合的豪斯多夫维数和闵可夫斯基维数都是3。

　　百年难题，被解决了。

　　第七章风暴之眼

　　论文发布的那一刻，数学界轰动了。

　　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铺天盖地。有人称这是“世纪性突破”，有人说这是“调和分析领域的里程碑”，还有人开始预测王虹将获得菲尔兹奖。

　　但王虹自己却异常平静。

　　“获奖挺好的，”她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语气淡淡的，“但是题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

　　她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大多数时间里，她依然在想难题、参加学术会议、开展讨论。

　　2023年7月，王虹入职美国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教授。柯朗所位于曼哈顿格林威治村，周围是热闹的街区和城市公园。王虹的宿舍楼就在研究所附近，楼下就是华盛顿广场公园。

　　她习惯早上到公园里走一走。走路时，想不想数学，依心情而定。

　　在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离家仅几分钟路程的研究所的顶楼。那是一个贯通一层楼的超大公共休息室，教授、博士后和学生常常聚在这里。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话题从数学到政治到生活，无所不包。

　　王虹喜欢这种氛围。她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她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这种放松很重要，”她说，“数学需要专注，但也需要松弛。”

　　2025年5月，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向王虹发来邀请邮件，聘请她为数学学科终身教授。

　　IHES是全球数学与理论物理领域顶尖研究机构，位于巴黎南郊的布雷斯-苏尔-伊维特。该机构目前只有5位数学领域的常任教授，历届数学常任教授共13人，其中8人获得过菲尔兹奖。

　　王虹一度不相信这封邮件的真实性。“花了一段时间研究这不是诈骗信息后，我感到非常惊喜，”她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纽约大学的同事们对她非常好，她舍不得离开。两边商量了一下，最终决定让她同时兼任IHES和柯朗所的职位。

　　2025年9月1日，王虹正式出任IHES数学学科终身教授，成为该机构首位中国籍终身教授。

　　第八章费城之夜

　　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

　　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在费城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齐聚一堂，等待着本届菲尔兹奖得主的揭晓。

　　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授予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1982年的丘成桐和2006年的陶哲轩。中国籍数学家从未有人获奖。

　　王虹坐在会场的前排，穿着一身素色的连衣裙，戴着黑框眼镜，模样如邻家女孩儿般平静。

　　国际数学联盟主席走上台，开始宣读获奖名单。

　　“本届菲尔兹奖得主之一，王虹（HongWang），表彰她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研究成果，特别是与合作者约书亚·扎尔一起，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

　　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王虹站起身，微微鞠躬，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她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也是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

　　同获本届菲尔兹奖的还有她的北大同级同学邓煜，以及美国数学家约翰·帕顿和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荣获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两位同届中国内地本科背景的数学家同时获奖。

　　颁奖典礼结束后，记者们蜂拥而至。

　　“王教授，您现在有什么感受？”

　　“挺好的，”王虹说，语气依然不疾不徐，“但题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

　　记者们笑了。他们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回答，背后是一个数学家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第九章未竟之路

　　菲尔兹奖的光芒，没有让王虹停下脚步。

　　挂谷猜想“三部曲”的完结，并不是她的终点。她又回到最初关心的那些更难的猜想——傅里叶限制性猜想、局部光滑化猜想、更高维度的挂谷问题。

　　“现在能推导到什么程度、在更高维的情况下究竟是否正确、用目前的方法能推出什么……”她列出一串问题，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2026年秋天，王虹在IHES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那位学者是她的“粉丝”，特意从国内飞来，想请教她关于调和分析的问题。

　　王虹耐心地听他讲完，然后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图。

　　“你看，”她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不同尺度下的几何结构。你先不要急着证明，先试着‘想一想’……”

　　年轻学者愣了一下。“想一想”？

　　王虹笑了。她想起小时候在桂林院子里解“七棵树”的题目，想起北大图书馆里那些独自苦读的深夜，想起巴黎街头的徘徊，想起普林斯顿树林里那些灵光一现的时刻。

　　“对，想一想，”她说，“数学是用简单的词语来表达艰深思想的科学。但首先，你得愿意去想。”

　　窗外，布雷斯-苏尔-伊维特的秋天正浓。远处的枫树红得像火，与巴黎的天空交相辉映。

　　王虹转过身，继续在那块白板上写着、画着。她的身影瘦削而专注，仿佛与多年前那个在桂林院子里用树枝画图的少女重叠在一起。

　　数学之路，没有终点。但对于王虹来说，每一步都是风景。

　　尾声虹

　　2026年冬，王虹回到桂林过年。

　　父亲王建国已经退休，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母亲还是老样子，在银行退休后，每天跳广场舞、打麻将，忙得不亦乐乎。

　　年夜饭上，父亲端起酒杯，看着女儿，眼眶有些湿润。

　　“虹虹，爸这辈子教了三十多年书，教过的学生里，有考上清华北大的，有出国留学的，有当工程师的。但爸最骄傲的，是你。”

　　王虹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

　　“不是因为菲尔兹奖，”父亲继续说，“是因为你从小就喜欢‘想一想’。这个‘想一想’，爸教了一辈子，也没几个学生真正学会。你学会了，而且用了一辈子。”

　　王虹抬起头，看着父亲。她忽然想起那个五六岁的下午，阳光透过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她蹲在地上，用树枝画着七棵树，父亲蹲在她对面，平视着她的眼睛。

　　“爸爸，”她轻声说，“那个‘想一想’，我会一直做下去的。”

　　窗外，桂林的夜空繁星点点。漓江在远处静静流淌，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王虹站在窗前，望着夜空。她想起自己在菲尔兹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

　　“数学之美，在于理解之后的清晰、优美与雅致。但通往理解的路，往往是漫长而曲折的。我愿意继续走下去，因为每一步，都有风景。”

　　夜空中，一道流星划过。

　　王虹微微一笑，转身回到书桌前。桌上摊开着一摞草稿纸，上面写满了她最新的想法。

　　她拿起笔，在纸的顶端写下：

　　“想一想……”

　　（全文完）

　　后记

　　本小说基于王虹教授的真实经历创作。王虹，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2007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2008年转入数学科学学院，2011年获理学学士学位；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萨克雷大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师从拉里·古斯教授。2025年2月，她与约书亚·扎尔合作发表127页论文，证明了三维挂谷猜想。2026年7月，她荣获菲尔兹奖，成为首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三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

　　作者真实姓名：林扬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