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往事

　　辽西往事

　　乡愁是遥远的、乡愁是凄美的、乡愁是温暖的！

　　回味辽西故乡那些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民俗和童趣！

　　任丽秋

　　目录

　　之一：…………………………………土房

　　之二：…………………………………支农

　　之三：…………………………………豆包

　　之四：…………………………………火枪

　　之五：…………………………………野菜

　　之六：…………………………………冰车

　　之七：…………………………………碾子

　　之八：…………………………………放羊

　　之九：…………………………………地道

　　之十：…………………………………游泳

　　之十一：………………………………知青

　　之十二：………………………………高考

　　土房

　　“辽西往事”之一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历史上，辽西犹如中国的大西北，成了“荒凉”的代名词。听老辈人说，这里有“三多三少”，山多、石多、光棍多，树少、水少、姑娘少。由于女孩子出嫁早、生娃早，产后下地干活早，身体也就衰老的早，年轻的大姑娘当然就显得少了。辽西还雨水较少，经常闹旱灾，特别是春旱，有时候种下去的种子都出不了苗。

　　山，大都矮矮秃秃的丘陵；水，只有浅浅清清的河套；石，多是大大小小的糟石砬子，就连耕地里也有很多碎石头，这就是辽西的自然环境。

　　老家的土地适宜耕作的并不多，而且土地大都贫瘠、零散，但那年头人们的生活却又一刻也离不开“土”，踩着泥土、顶着尘土、住着土房、睡着土炕、吃着土里生的、穿着土里长的，就连小孩生下来也要包在沙土里。那年头，似乎大人孩子们总是在跟“土坷垃”打交道。

　　因为穷，没有那么多的尿布换洗，女人们就把细沙土筛净、炒热铺在小孩的屁屁底下，拉尿后把沙土一“抖搂”再换。记得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大哥，由于贪玩没有筛净沙土，一根枣刺害得襁褓中的小妹妹哭闹不止，被母亲发现后挨了一顿“揍”。

　　辽西靠近蒙古高原的科尔沁沙地，夏天雨水集中、冬春风沙很大，但那年头农村的房子却都是用土筑成的，叫“土房”。

　　房顶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尖的，而是略成弧形，前后稍低、中央稍高，左右两侧的山墙高出屋顶，高出部分也被砌成弧形，房檐再压上瓦片，门窗不大，都是木头的。这种房子排水效果比平顶房好，又比尖顶的“人字房”抗风沙能力强，还能在上面晾晒粮食。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囤顶民居”，体现了辽西先民的智慧。

　　砌筑这种土房的墙壁有三种，虽然用的都是土，但又很是不同。

　　“泥垛墙”最结实，但做起来最慢。

　　在“和泥”时要加入一些铡短的“谷草”，就是谷子的秸杆，这种草很有韧性。用一种叫“垛叉”的农具，将和好的“草泥”叉起来一坨一坨地“垛墙”，很像燕子用小泥团筑“巢”。这种墙很容易“垛”歪了，但“老把势”仅凭眼光也能垛得又直又平。这种墙每垛起一些，还要侧着用垛叉，顺墙面将露出的谷草从上向下打平齐。墙垛起来后，黄黄密密的谷草在墙面上全都顺顺地向下“长”着，就像给墙壁披上了“蓑衣”，可以大大减少雨水对土墙的侵蚀。

　　“土坯墙”比较结实，做起来也比较快。

　　砌墙之前要先用泥来“脱坯”，泥里也要加谷草，脱坯用的“坯模子”是木条做的一个长方形木框。把和好的草泥放进坯模子里，用拳头反复压实、抹平，再慢慢把坯模子拿起来，一块“土坯”就“脱”好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土坯，晒干以后就可以用来砌筑土坯墙了。土坯就像现在用的砖，只是没有经过烧制，用来盖土房还是很好的。

　　“夯筑墙”做起来最快，但不太结实。

　　照着“墙”的宽度，先用长长的大木板固定出“槽”，就往木槽里加泥土，再加谷草，一层泥土一层草，然后用大木锤反复夯砸结实。一段墙夯筑好后，就把木板向上移动重新固定，继续加土加草，继续夯实，墙就很快出来了，这种墙也叫“干打垒”。

　　我家的“老房子”就是父亲用“土坯墙”盖起来的，但院墙是“泥垛”的，听说还得到了村里一些乡亲的帮助。

　　老房子所在的小院儿其实是在一条长长的土沟里，沟底一条窄窄的“马车道”向南通二队、向北通一队，院子就是在道旁向东边生生开出的一块平地。

　　院子南边是邻居张大娘家，北边、东边都是高高的“土捱子”，现在想来有三四米吧。我常常领着弟弟妹妹欢快的爬上爬下，我还多次站在东边“捱子”上闭眼往下跳，害的很长时间做梦都是从高山上突然摔下而吓醒。西南角是猪圈和“茅楼”，西边是院门，门外就是那条马车道。

　　三间正房和两旁的小耳房紧靠北捱子，都是土墙土顶土屋地，但房梁、檩子、椽子都是木头的，檩子上好象还贴着画在红纸上的大鱼。门窗也都是木头的，窗户棂子上糊着纸，只有中间镶一块巴掌大的玻璃。记得有一年，父亲做了一扇镶着三块大玻璃的窗户，屋子里一下亮堂起来,高兴得母亲唱起了样板戏“………改天换地”。

　　房前是一大片菜园子，园子边上还有几棵桃、杏、梨树。每到春天，母亲总是在园子里种上一池一池的小白菜、小生菜、小菠菜、小葱什么的,一冬天见不到“青菜”的孩子们,总是傻傻地盯着刚刚拱出土的点点嫩芽,盼着、盼着。

　　土房的当中一间是“外屋地”，其实就是厨房。进门左右各有一个锅台，对面北墙根放着几口大缸。冬天寒冷的早晨，父亲从很远的井台挑水回来，往大缸里倒水的哗哗声，常常就是叫醒我的“闹铃”。东西屋里各有一铺“火炕”连着外屋的锅台，我和父母、弟妹住在东屋，大哥住西屋，炕稍还放着粮食、杂物。

　　火炕也是用土坯搭起来的，炕上铺着用秫秸编织的“炕席”，只有晚上睡觉前，母亲才把破旧的被褥铺到炕席上，于是小孩子们就一哄地钻了进去。一般的，过年以前都要换上一“领”新炕席，因为火炕很容易使炕席变脆损坏，断裂的秫秸“篾子”也很容易扎伤小孩。我右脚的大拇指甲是分成两半的，听母亲说就是小时候在炕席上爬着“撒欢”扎裂的，那一年实在买不起新炕席了。

　　那年头，虽然辽西的冬天很冷很冷的，但老家的火炕好像总是热热乎乎的。早晨醒来，被窝里那种暖暖的、恋恋的感觉，总让我难以割舍！后来才知道，为什么老家的人们那么劳累、辛苦，却很少有腰腿疼的，原来硬硬热热的火炕，就是治疗腰腿病的最好“药方”。

　　土房虽然住起来冬暖夏凉，但特别怕雨水，所以房顶每两年就要重新“抹”一次泥、外墙每三年也要重新抹一次泥。抹墙的泥就是一般泥土加上谷草，但抹房顶的泥却大有玄机，因为正好火炕也要每两年重新“搭”一次，否则炕就会“返烟”。

　　无论“搭炕”还是“抹房”，对于“农家院”都算得上是“大工程”，还要抢在雨季到来前进行，但这时又是农忙季节。要想快，就得找人帮忙，但要招待大伙一顿“好吃的”；要想省钱，就得自己做，好象大多数都是父母带着大哥做的。

　　父亲把火炕里拆出来的黑糊糊土坯，全都搬到院子里，然后把“炕墙”内的烟灰打扫干净，再撒上些水就可以搭炕了。炕是否好烧，关键在“炕洞”的设计，搭炕在农村可算是“技术活”，但没文化的父亲却能做的很好。用一块块新土坯竖着砌成曲曲折折的炕洞，上面再用土坯铺成“炕面”，炕面上用草泥把缝隙抹严实，最后用很细腻的“沙泥”抹光滑就算完成了。接着要用大火烧两天，必须把新搭的炕彻底烧干才能用，否则人睡在上面会生病的。

　　搬到院子里的“炕坯”，被父亲砌成中间凹的一个大堆，然后往上浇水，每天浇两遍。大约四五天后，父亲领着大哥开始用镐头和锤子，捣砸那些湿透的黑炕坯。奇怪的是，砸碎的黑炕坯里面却是红的，就是红砖的颜色。

　　慢慢的，一个黑红的大土堆出现了，父亲说这叫“炕洞土”，用这种“土”抹房顶不漏雨。炕洞土有不吃水、比较重、耐冲刷的优点，是那年头辽西人用来“抹房顶”最好的材料，当然也要掺上柔韧的谷草。就这样，两铺炕拆下来的炕洞土正好够抹三间土房的房顶，这难道是老辈人也懂得“循环利用”吗？

　　有一年过年前，父亲破天荒地从生产队一下子“分”到30块钱。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童年里过得最富裕的一个年，母亲高兴地给每个孩子都做了一身新衣裳，父亲还高兴地买了几挂鞭炮。到开春时竟还有10块钱，父母就商量着要拿出3块钱来，请人好好地“抹抹”房子。

　　那年春天抹房时，父亲真的请来了好几个人帮忙，那天父母还做了丰盛的晌午饭来招待大伙。父亲先跑到很远的公社，买回来一大堆的面条、几捆“二刀”韭菜、三盒“锡纸烟卷”和一瓶子豆油。面条是用玉米面、秫米面、小米面合制的，而且是机器“压”出来的，父亲说这叫“粗粮细作”。

　　母亲用自家攒的鸡蛋炒了满满一大盆韭菜，连同煮好的两大盆面条都端到院子里的矮墙上。父亲就跑前跑后地“招呼”大伙吃饭，乐呵呵地喊着“快来吃面条啦，还有韭菜炒鸡蛋呢”。

　　乡亲们高高地“擎”着装满面条的大碗，上面是绿油油的韭菜和黄澄澄的鸡蛋。虽然累了大半天，可大伙还是有说有笑，一个个吃得汗流满面。那天,我什么活也没干，却“撑”的死去活来。

　　“文革”结束的那年，父亲以750元的价格，把老家的土房和院子一起卖给了同村的老李家，带领全家离开小山村，搬到了离城较近的农场里。

　　离开老家已近40年了，但那个“土房子”和“老院子”的事,还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支农

　　“辽西往事”之二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那年头农村里的乡叫公社、村叫大队，大队又分成几个生产队。本来，村里每个生产队生产的内容也不太一样，一队和我家所在的二队是农业队，以种粮食作物为主；三队主要种蔬菜、四队主要种果树；五队由于处在山沟的最里边，是以牧业为主的队。但是，后来在“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鼓舞下，基本上各队都主要种粮食了。

　　我上小学时，正赶上“文革形势一派大好”，学校的山墙上有一条大标语“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们都是农家孩子，学工、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好像都离的太远，就只剩“学农”最方便了，而且学得持久、扎实。

　　我记得每个学期下来，书本总是剩几课讲不完，还有一个学期，老师竟然只讲了三四课。不是老师不愿讲，也不是学生不想学，都是因为主管学校的“贫代表”指示了，小学生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课堂要搬到田间地头，要去支援农业生产。当然，那年头的解放军也正在“支工、支农、支左”，我们“支援农业”也可以算做学习解放军了。

　　所谓“支农”其实就是干农活，大人们干什么，我们这些八九岁、十来岁的孩子就要干什么。好在都是农家子女，从小跟着父母基本都学会了各种农活。

　　辽西都是旱田，种植最多的就是高粱、苞米。在我印象中，小学生们干的最多的是春天里给高粱、苞米“间苗”；夏天里给高粱、苞米“耪地”。

　　间苗就是把长出来的小苗，按一定距离、挑长势不好的拔掉，使留下来的小苗有更大的生长空间。高粱大约每隔15至20公分留一棵、苞米大约每隔25至30公分留一棵。耪地就是在高粱、苞米生长过程中，定期用“锄头”铲掉与庄稼争夺水肥和空间的野草，并把庄稼底下的土“耪”松了，为庄稼生长创造更好的环境。

　　在小苗长到10公分以后开始间苗，只需一遍就可以。但耪地却需要进行三四遍，从间苗后开始耪第一遍，等到耪最后一遍时，庄稼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

　　间苗基本属于细致活，而且是完全要蹲着进行的。不知道为什么，女生间苗总是遥遥领先，男生说什么也比不上女生快。我那时累得甚至都跪着、爬着了，还是不行。女生们都已经到了地头时，男生们才刚刚过了一大半，女生们就纷纷回过头“接”那些已经累得连滚带爬的男生们。

　　耪地的情况就完全变了，因为这基本属于力气活，男生大都是领先女生的。

　　高粱、苞米在耪最后一遍时，已经进入盛夏，庄稼都已长的很高了，大人们走进去都没了顶，更别说小学生。孩子们抱着比自己还高的大锄头，一头钻进遮天蔽日、阴暗闷热的庄稼地里，一边吃力地除着草、一边抹着满脸的汗水。密密麻麻的庄稼棵子不仅阻挡了风、还阻挡了彼此的视线，使陷在这阴暗、憋闷的庄稼地里的孩子们，感到很无助、很绝望。

　　男生们这时候可以喊叫、可以咒骂、甚至可以脱光膀子干活，但女生不行。劳累、闷热、单调、孤独，种种困难一起包围着可怜的小女孩们，所以这耪地的活女生不可能不落后。好在男生们咬牙切齿地钻出庄稼地，喘口气后也知道纷纷回过头来，“接”那些连累带热带紧张，已经快要晕倒的女生们。

　　其实，对于小孩子们干活，生产队也没有完全用大人的标准要求。间苗时该拔的没拔、该留的没留；耪地时稀稀拉拉、草没铲掉倒把庄稼棵子铲断了的事经常发生，甚至有时还会出现意外事件。

　　我在高粱地里耪地时，就被扎破过脚，一根钉在烂木板上的大钉子扎透了我的破胶鞋，把脚底板扎了一个很深的洞。老师赶来后，禁止我按住伤口止血，反而叫一个力气大的同学用劲往外挤血。直到实在挤不出血时，老师才烧了一点草木灰按在伤口上，用“手绢儿”包扎起来。老师还特别嘱咐我们说，当伤口很深时，一定要及时挤出一些血后再包扎，使伤口里的细菌、脏物随着血液流出来，否则包扎上极容易感染。

　　对于我们小学生的支农运动，广大贫下中农和生产队干部还是很欢迎的。特别能体现欢迎的是有一年，也不知道是谁下的令，我们无论来到哪个生产队，队部都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中午饭吃。

　　到一队支农时，中午饭吃的是小米水饭，菜就是用酱油淹的生韭菜。小米水饭虽然很好吃，但韭菜吃起来却很辣。

　　到三队支农时，中午饭吃的是秫米焖饭，菜是熬大头菜。菜里虽然见不到一点油星，但菜毕竟是熟的。

　　到四队支农时，中午饭吃的是包米面大饼子，菜是用酱油淹的生葱叶。葱叶子也很辣，大饼子还贴糊了，咬到嘴里有股子烟味。

　　到五队支农时，中午饭吃的也是秫米焖饭，菜是炒盐豆子，就是黄豆放到锅里炒熟，再加上咸盐。使劲嚼了一中午的盐豆，腮帮子都累酸了。

　　到二队支农时，中午吃的那顿饭却是最最难忘的，虽然二队是最穷的生产队。主食依然是秫米焖干饭，但基本上没有沙子咯牙，而且菜是所有生产队里最好吃的，竟然是南瓜炖红烧肉。

　　听说是生产队长安排队部养猪的饲养员，“埋里埋汰”的老刘头，到村里唯一的供销社，买回来几瓶红烧猪肉罐头，并要求老刘头用罐头来炖生产队种的大南瓜。

　　我在吃饭时，无论怎样拼命地“扒拉”着找，也没有找到一块红烧肉。但是，那金黄色南瓜里偶尔能看到的红褐色碎肉丝儿，再加上浸在南瓜里那浓香浓香的红烧肉油汁，已经让我们这些常年闻不到肉味的小孩子们，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至今，我对南瓜炖红烧肉这道菜依然有着特别的感情。

　　饭后，我们一边回味着饭菜的美妙，一边打听谁吃到了整块的红烧肉，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有幸吃到。于是，大家伙议论起来，有的说是因为火候太大，把肉炖碎了，所以看不到肉块；有的说是老刘头在做菜时，偷偷把肉块从南瓜里都挑出来自己吃了；还有的说老刘头根本没放肉，只把肉汤倒进南瓜里，肉块都送给队长的女儿吃了，因为队长的女儿就是老刘头的侄女，而老刘头又是个光棍子，他最疼爱的人就是这个侄女。

　　总之，关于红烧肉的事,已经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

　　豆包

　　“辽西往事”之三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辽西属于半干旱地区，耕地往往开在山坡上，很少平地、都是“旱田”，土壤里混有很多沙石，水土流失的现象很多。贫瘠的土地、稀少的雨水，也决定了这里的庄稼种类。

　　人们辛辛苦苦耕种出来的，也就是高粱、包米、谷子、糜子、荞麦、豆子等这些粗杂粮食。包米、荞麦可以碾面，而高粱、谷子、糜子可以碾出秫米、小米、大黄米。

　　从我记事起，一年到头吃的都是包米面大饼子、秫米饭，赶上年景不好，这些还吃不饱，只能掺上糠皮、野菜凑合吃。老家的人们是把大黄米、荞麦面和小米看作细粮，都是用来过年过节、招待客人和女人做月子吃的。

　　那年头的白面、大米，好像是来自遥远的未知世界，特别地神秘、出奇地稀少。后来才知道，其实能出产小麦、水稻的地方，距离我的老家也不过就是几百里地，但“统购统销”政策让农民只能是种什么吃什么。

　　只有等到过年之前的两三天，生产队的马车才能拉着全队人的“细粮”，可怜的两袋子白面和一袋子大米，慢慢腾腾地从门前经过。

　　这事不用大喇叭广播，男女老少很快都跑到队部大院。虽然永远都是每人一斤白面、半斤大米的定量，但人们还是眼巴巴地盼着能早早分回家。

　　日子是劳碌的、清苦的，但老家的人们是乐观的、务实的。白面、大米只能在过年那天包上两顿饺子、焖上一顿大米饭，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表示上边对农民关怀了，但过年不能靠吃这个。

　　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在过大年的那段美好时光里，真正能享用的“美食”不是白面饺子、大米饭，而是自己亲手种、亲手打、亲手做的“粘豆包”。因为“粘”和“年”同音，所以粘豆包也就成了“年豆包”。那黄黄、粘粘、香香、甜甜，饱含着浓浓“年”味的“豆包”，承载着父老乡亲太多、太久的欢乐和幸福！

　　做豆包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黄米碾成的面，里头包的馅儿是用红小豆或饭豆“烀”的，又香又沙。由于糜子的产量很低，所以大黄米也是很稀罕的，只能等到过年时才舍得吃。

　　一般地，从进入腊月门开始，各家就着手“蒸豆包”了。条件好的人家要蒸一二百斤面的，一般的也要蒸上六七十斤，一直要忙到过了小年，但可以一直吃到出了正月。

　　母亲把大黄米倒进大缸里，先用水淘洗两遍，然后开始“沙米”。要用“水瓢”舀起一些米，和着水一晃一晃的，慢慢把大黄米“沙”到另一个大缸里，水瓢中最后剩下的就都是沙子了。一瓢一瓢，沙米所耗的功夫是很长的，但母亲很有耐心。

　　“瓢”是以前辽西农家常用的炊具。春天，一般农家都要在菜园边上种几棵葫芦，长出的小葫芦趁着鲜嫩还可以做菜吃，但要挑选几个形状匀称的留着。等到秋后，葫芦完全成熟时才摘下来，放在窗台上晒干，干透的葫芦从中间锯开，掏空里面的干瓤子，就一下成了两个瓢，大的可以舀水，小的可以当饭勺。

　　无论秫米、小米、大黄米，里面或多或少都有沙子，这是因为庄稼收割后要在“场院”里碾压、扬场，地面上的沙子难免混入粮食中，而清除这些沙子最好用的工具就是水瓢。

　　淘好的大黄米要摊放在“大盖帘”上沥水，沥干米中的水分大约需要一天一宿的时间。母亲把沥干水的大黄米装进大口袋，父亲扛上口袋，母亲拿上“簸箕”、“筛箩”和“小笤帚”，就去村里的“碾道”碾面了。

　　母亲把碾好的大黄米面倒进小矮缸里，我记得每年蒸豆包都是要用那口褐色的小矮缸。由于大黄米太粘了，还要搀进去一点包米面才行，加入温水后就开始和面。其实和面主要还是靠父亲，因为实在是太累人了。父亲把棉袄袖子挽的高高的，攥着两个大拳头，一上一下地和着面，现在想来那动作有点像“冲拳”。和好的面还要放在炕头上发一天一宿，等到出来一点酸甜味儿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把散发着豆香味的红褐色豆馅烀好了。我家用的都是饭豆，因为它产量比红小豆高、种的多。豆馅里还要加入一点点糖精的，因为白糖实在太金贵，那年头买不到也买不起。

　　面发好了、馅烀好了、“苏子叶”也烫好了，两个“大蒸帘”往炕上一摆，一年一度的“蒸豆包”工程才算正式进入关键阶段。

　　老家的人们蒸豆包是必须要用到苏子叶的，“苏子”是辽西农家经常种植的，种子可以用来炒“苏子盐”，用大饼子蘸着吃别有风味。夏天苏子叶最大最嫩时，女人们就一片片采摘下来，用缝衣服的线穿成串儿，挂在房檐下阴干。一串串绿绿的叶子就像风中摇曳的风铃，煞是好看；一阵阵浓浓的香气宛如仙境飘逸的歌声，沁人心扉。等到年底蒸豆包时，取下成串的干苏子叶用热水一烫就能用了。

　　母亲手上先蘸点凉水，抓起一团面，在手中揉成一个“面球”，握在左手心，用右手大拇指一下一下将面球捏成“面碗”，用小勺挖起一小团豆馅放到面碗里，两手一扣，很快地团弄几下，豆馅不见了，一个豆包出现了，再半包上一张苏子叶，就全了好。一个个“提溜圆”的豆包，“坐”在一张张墨绿色的苏子叶中，在大蒸帘上摆出了一环一环的“同心圆”。

　　当一个大蒸帘摆满时，父亲就搬到外屋地的大锅里，锅盖儿一盖，开始烧火。大哥负责烧火，我来帮忙，因为烧火的主要内容是“拉风匣”，这个我也能做。弟妹们则手里攥着一小团面，屋里屋外、炕上地下的“打搅混”。

　　“风匣”是农家烧火的重要工具，类似鼓风机，但必须用人力推拉。一个大木箱子里面，立着一块类似活塞的木板，边缘都扎着密实的鸡毛，起到密封的作用，有两根长木杆连着一头外面的木手柄。里面底下还有一条开着两个口的风道，中间有风嘴对着灶台底下的进风口。风匣两头外面各开有一个小风门，推拉手柄时，两个小风门一开一合，交替进风，“灶坑”里的火也就越烧越旺了。

　　一大锅豆包蒸好后，父亲把大蒸帘拿到屋外，用铲刀蘸着凉水，飞快地把豆包一个个都“起”出来，先放到孩子们早就端着的碗里，剩下的都摆到大盖帘上等着“上冻”。再把大蒸帘用热水刷一刷，就可以蒸下一锅了。

　　等屋外大盖帘上的豆包冻得邦邦硬时，就可以捡到大缸里。就这样，母亲一帘一帘地包、父亲一锅一锅地蒸，蒸好、冻好以后，再一层一层装进大缸。当大缸装满后，父亲拿起一个大盖帘盖上，再压上块石头，脸上乐呵呵的，好像那里面装满的不仅是过年的美味，还是一年辛劳的收获！

　　从蒸豆包那天开始，似乎生活改善了，只要蒸的够多，基本每天都可以吃上香甜的豆包，父母绝对不会阻拦。

　　豆包的吃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孩子们做零食吃。出去玩耍时，衣袋里常常揣上一个，和小伙伴们一边大打着“片技”，一边啃着“冻”豆包，偶尔再用棉袄袖子擦一下鼻涕，这是那年头辽西农村男孩儿们的特有情景。

　　二是平时全家做主食吃。把冻豆包从大缸里拿出几个，放到锅里的大蒸帘上，开锅“馏”十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吃豆包可以连同苏子叶一起吃，别有风味。后来我才知道，苏子叶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有化痰止咳、发汗解表、养胃醒脑的作用，还能解鱼虾的毒。但那时根本不知道，只是把苏子叶当“屉布”用的，免得豆包熟了沾在蒸帘上，同时还有香味，仅此而已。

　　三是过年或来客时用油煎着吃，这是最奢侈的吃法。锅里先放上“大油”，当然必须是能够杀得起“年猪”的时候，把馏好的豆包放到滚烫的油里，金黄的豆包浸满滋滋作响的大油，浓重的油香味立刻飘满屋子。用铲刀将豆包压扁，两面翻着煎，大约1分多钟就可装盘。如果再撒上些白糖，咬上一口满嘴流油，香里透甜、甜里裹香、香香甜甜、软软粘粘，一道那年头辽西人“最爱”的美食诞生了。我曾经认为这是人间最好吃的美味，但我的童年里，总共也就享用过两三回。

　　豆包还可以当作礼物，亲戚朋友之间相互赠送的，各家也趁机炫耀一下手艺。一旦有谁听到别人夸自己，说蒸的豆包好吃时，立马乐得“屁颠屁颠”地………

　　火枪

　　“辽西往事”之四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农家孩子放了学，要“看”更小的孩子、要放猪打草、要帮父母干农活、要挖野菜、当然还要写作业，真正能“玩”的时间很少。可孩子的天性就是活泼、好奇，玩耍是他们的“天职”，只要一有“空”就一定会玩的很“野”。

　　要玩就得有玩具，那年头的孩子别说没见过如今琳琅满目的玩具，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玩具还能用钱“买”。在我们的心目中，喜欢玩什么是必须要由自己“做”的，同样的东西看谁有本事做的更好。

　　女孩的玩具也就是“嘎拉哈”、“花口袋”、“跳皮筋”什么的，而男孩子的玩具要丰富的多、惊险的多，甚至还有“科技含量”，但无一不是靠自己搜集材料、亲手做出来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动手能力”相当强。

　　男孩儿天生好斗，所以游戏和玩具也多是竞技性和攻击性的。比如打“片技”、射“弹弓”、玩“火枪”等等。

　　片技分两种，一种是圆圆的硬纸片儿，是从硬纸壳子上剪下来的，纸壳什么颜色片技就是什么颜色，但要用蜡笔或铅笔画上各种图案或写上“样板戏”里某个英雄的名字，以壮豪情。另一种片技其实是用一般的旧作业本纸或包装草纸折叠的，外形是正方的，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折叠的方法。

　　两种片技的玩法都一样。自己揣着自己的片技，找一个有软土的地方，先在地上用鞋底子稍稍磨出一个浅浅的“凹兜”。两个人要“竞杠锤”比出先后，落后的人要拿出一张片技放到凹兜等着占先的人来打，两人轮流用自己的片技打对方的，等到把对方的片技打得“翻了个”就算赢了，对方的这一张片技归自己。

　　我最好的战果是，用自己做的十张“片技”，一周内赢回来一百多张。秘诀有三个，一是自己做片技的纸壳要硬，二是动作要凶猛、准确，三是提前把衣服扣子偷偷解开，敞着怀打，借助衣襟“煽”起的风把对方打翻。

　　弹弓也有两种，但打出的弹子都一样，基本都是小石头子，也有将黄泥球凉干用的。

　　一种弹弓的弓架是用粗铁丝弯折出来的，缠上各种颜色的布条，既漂亮又不“咯”手。弓架上必须系紧两条约一尺长的胶皮筋，这是弹弓的最关键部件，胶皮筋的拉力大小决定弹弓的射程远近。最好是用做自行车“气门芯”的细胶管，弹性非常好，但很难弄到，我一般就是用自行车的旧内胎做。两条胶皮筋的另一头系上一块包裹弹子的羊皮片，没有羊皮帆布也行。

　　另一种弹弓的弓架是用三叉树枝削出来的，比较粗壮的一根做把手，枝叉的另两跟用来系紧两条胶皮筋。

　　我曾经用弹弓打过树上的鸟、打过菜园子里的老鼠、打过电线杆子上的瓷瓶，还打过教室的玻璃，当然是在挨了老师的“罚站”以后。更过分的，还打过同学的光脑袋，打得头破血流，于是在学校挨了老师一顿“手板”、回家再挨父亲一顿“皮带”。

　　在我自己做的玩具中，最复杂、最困难、最好玩、最有科技含量的当属“火枪”，当然不是火药枪而是“火柴枪”。

　　邻居家有个比我大的孩子叫“大牛子”，曾经做了一只火柴枪，天天“别”在裤腰带上“显摆”，“馋”得我连做梦都在想，但无论咋说他都不借给我玩。那年正赶上家里“杀年猪”，我就送给他一小块偷出来的“血肠”，他“麻溜”把“枪”借给我了。我在尽情玩耍的同时，还悄悄把枪拆开、装上，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做火柴枪。

　　其实，做火柴枪的最关键部件就是自行车的“链条”。

　　第一步：用铳子和锤子，把连着的链条一节节打开，每节链条都有两个小孔，再一节节并排在一起，然后用细铁丝把它们紧紧捆扎起来，这就成了枪管。大牛子的枪是八节链条，而我自己做的是十节的。

　　第二步：用钳子把粗铁丝折弯成手枪的形状，铁丝一头在手枪柄的上方竖着留出一小段粗铁丝，粗铁丝的另一头要横着留出长长的一段，用来穿过并排链条的一串小孔，让另一排小孔竖在上方，再用细铁丝固定好。

　　第三步：用粗铁丝做一个有着小环的弯弯的扳机，套在手枪柄上方竖着留出的一小段粗铁丝上，用胶皮筋捆住。

　　第四步：也用粗铁丝做一个枪栓，一头折弯成一个小环，另一头穿过链条枪管上方的一排小孔，还要留有刚好多出一节链条长度的一小段。

　　第五步：用自行车轮子辐条上的一个“条帽”，铆在另外一节链条小孔内，把这节链条穿在枪栓通过枪管后多出的那一小段粗铁丝上，然后用胶皮筋，把这一节链条与链条枪管固定在一起。

　　第六步：用比较有力的粗胶皮筋，把所有的链条与枪栓一同紧紧套住，这时候火柴枪就算基本做好了。

　　开枪前，先把枪栓拉开，枪栓的小环套在手枪柄上方竖着留出一小段粗铁丝上。再把链条枪管顶端单独的那一节链条掰开，露出上方铆着条帽的小孔，将一根火柴杆穿过这一节链条孔，火柴的“红药头”刚好进入条帽小孔里，而火柴杆也刚好从前边钻出来，这时就可以将装有“弹药”的这一节链条合上了。

　　开枪时，右手握紧手柄，食指扣动扳机，枪栓在粗胶皮筋的作用下，瞬间冲进链条枪管，撞击红药头，药头瞬间爆炸，条帽小孔里的空气急剧膨胀，随着一声炸响，将火柴杆瞬间射出，一缕青烟伴着硫磺味升起。

　　我专门做过试验，这种火柴枪的射程可达三四米，力量可以穿透一个5毫米厚的“算草本”，在我所有的“武器”中威力最大。

　　为了火柴枪的方便和美观，我还将两小块木头条削成手柄形状，扣在粗铁丝枪柄上，再用各种颜色的布条紧紧地反复缠绕，形成近似真手枪的手柄，握起来十分方便得力，在下边还栓上一块红布，就像“沙家浜”里，指导员的那只驳壳枪。

　　我自从有了这支漂亮的枪，好象威望大增，小伙伴们再玩“打鬼子”、“捉舌头”之类的游戏时，都推举我当“八路军”或“志愿军”。

　　说来容易做起难，其实我的枪是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最后完成的。最困难的是严重缺乏材料，特别是自行车链条。那年头辽西农村自行车很少，更没有路边修车铺，车子坏了都是自己修理，结果有自行车的人都成了修车高手。

　　无论是上学放学、放猪打草、还是出去玩，我只要看到有修自行车的，就立刻停止所有要做的事，静静地蹲在附近等着。一旦发现有旧链条卸下来，我就硬着头皮向人家要，说多少好话都行。如果实在不给，就趁人家一不注意，抓起来就跑，也能常常得逞。

　　有了枪还不行，弹药也很成问题。那年头虽然火柴只要二分钱一盒，但生产队基本不发钱，农民“真没钱”，靠着到城里偷偷卖几个鸡蛋或山上的野果换点钱，才能买火柴、咸盐什么的，还得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

　　实在不行就只有“偷”了，因为我看到母亲每次做完饭，都把火柴盒放到锅台上咸盐罐子的后面。但我绝对不敢一整盒都偷走，每天悄悄从里拿出来两三根火柴，母亲不会发现，我还能每天都过过枪瘾，就这样玩了一年多，父母一直不知道我有火柴枪。

　　突然有一天，母亲正要做饭时发现，只有两三岁的妹妹正拿着火柴盒，在挨个地啃吃火柴的红药头，火柴都成了一根根的小木棍儿，气得母亲一把夺过火柴盒，大声地呵斥着，妹妹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想，那时的小孩儿都是营养不良，可能是妹妹严重缺乏某种矿物质，本能地自己“补充”吧。此后，母亲每次做完饭都把火柴揣进衣兜里，妹妹是吃不到了，可我也就此“弹尽粮绝”。

　　电影里说，枪没有子弹还不如烧火棍。这枪是实在玩不下去了，不得已，我把心爱的火柴枪和同学换了五六本“小人书”，有《拔敌旗》、《半夜鸡叫》、《一只驳壳枪》………

　　野菜

　　“辽西往事”之五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辽西虽然多丘陵，但山上的树木很少，一到夏天，更多的是漫山的野草、野花郁郁葱葱。山坡上、耕地里的庄稼虽然长得无精打采，可是“野菜”却长得争先恐后、生机勃勃，老家的人们能吃着野菜，一直吃到秋天下来萝卜、白菜。

　　野菜从一开春就出来了，不用谁来耕种、也无须施肥浇水，只要日月精华、天地灵气就能长出翠绿鲜嫩、营养美味的各种各样的“菜”。对此，我一直觉得很神奇！

　　辽西的物产虽不富饶，但野菜的种类却很多，我童年时经常吃或吃过的就有几十种。

　　地上生的有小蒜、苦麻子、苣荬菜、婆婆丁、猪毛菜、灰灰菜、蚂蚁菜、扫帚菜、车轱辘菜、苦碟子、苋菜等等。树上长的有榆树钱、榆树叶、榆树皮、柳树狗、柳树叶、杨树狗、杨树叶、槐树花、山杏仁等等。还有红松蘑、黄粘菇、草菇、树蘑、甚至石耳等等菌类。

　　在那个“野菜野果当干粮”的年代里，野菜绝对不仅仅是“菜”，有时还是“粮”，甚至是“救命粮”。

　　野菜大多是需要“挖”的，挖野菜也需要专业工具。那年头，辽西农家的孩子们，挖野菜最常用的就是“弯头小镰刀”和“筐子”。小镰刀必须是短把的，还要把镰刀头折弯成直角，能深深地挖进土里。筐子一般都是大人们用河套里的红柳条自己编制的，根据孩子大小，筐子也有大有小。

　　辽西的春天风沙非常大，一出正月就常常刮的昏天昏地，很少有春风和煦的日子。也许世间凡事大都有利有弊，大风虽然刮的人们睁不开眼睛、刮的锅台炕上尽是沙土，但河套里的冰就是这样刮开的、树头上的枝条就是这样刮绿的、野菜也就是在这样的大风天里“拱”出来的。

　　虽然春分还没到，只要找向阳的地方，仔细扒开干枯的野草，草底下一定会看到纤纤、绿绿的嫩芽。顺着嫩芽向下就能找到一个圆溜溜的小蒜头，小的如黄豆粒、大的也就像拇指肚，这就是“小蒜”，辽西春天最早的“使者”，她是人们在一年里能够见到最早的野菜。紧跟小蒜的是苦麻子、苣荬菜、婆婆丁、车轱辘菜等，陆陆续续地，各种野菜就越长越多了。

　　小蒜的到来，也标志着农家孩子们将持续大半年的“挖野菜”工作，正式开始了。

　　大风呜呜的嚎着，太阳在灰蒙蒙的云中时隐时现，灰黄的天底下，同样是灰黄的山野。茫茫的原野里，一群还穿着冬天烂棉袄、破棉裤的农家孩子，一手挽着筐子、一手握着弯头镰刀，一会儿喊叫着、一会儿欢笑着、一会儿蹲下寻找着、一会儿撒欢奔跑着。他们身上、脸上、头发上粘着一层细细的沙尘，本该是嫩嫩的小脸儿，却被风刮得裂了一些小口子。年龄小的孩子，鼻涕和沙土竟混成一小块黑泥贴在上唇上，就像电影里日本鬼子的“仁丹胡”。

　　整个冬天都啃着咸菜疙瘩、嚼着酸菜帮子的孩子们，此时就像出笼的小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飞翔着。这就是那个年头，辽西春天的原野上，经常能看到的孩子们挖野菜的情景。这里面就有我、有我的同学们、还有我的哥哥、弟弟和我的小妹妹。

　　野菜挖回来后，母亲就高兴地为我们做好吃的。一开始小蒜很少，只能用来淹咸菜或者做汤，多了可以炒菜吃，最高级的是小蒜炒鸡蛋，那种特别的清香里，似乎能品尝出春天的气息。

　　大多数野菜是用来蘸着大酱生吃的，能蘸酱的野菜有苦麻子、苣荬菜、婆婆丁、蚂蚁菜、车轱辘菜等等很多。但苦麻子需要用水泡上一宿才能吃，否则太苦。蚂蚁菜要用水“焯”了吃，否则太涩。这些野菜，如果太老了就只能做汤吃或蒸野菜团子吃。

　　猪毛菜也可以蘸酱吃，还可以和着包米面贴菜饼子吃。灰灰菜只能做汤，有点像菠菜，而且只能吃叶背面是紫色的，其他的吃了容易浮肿。

　　榆树钱是可以直接从树上“撸”下来生吃的，还可以和着包米面贴饼子，特别好吃。榆树皮晒干后磨成粉，可以和着包米面或秫米面擀面条，吃起来又筋道又润滑。榆树叶、柳树狗、柳树叶、杨树狗、杨树叶这些也都可以吃，但必须是嫩时，还要用水浸泡两天。春天的槐树花有一种独特的清香，用油炒着吃味道美极了。

　　在蘑菇里红松蘑、黄粘菇、草蘑菇吃的比较多。那时的红松蘑特别多，只要在樟子松林里转一圈，就能采到一大筐。用针线穿成串，挂在房檐下晾干，可以随时炖着吃。标准的“小鸡炖蘑菇”就是炖的这种红松蘑，至今都是东北名菜。由于气候变化和人工不能种植，现在的红松蘑已经很少了。

　　在我童年吃过的所有野菜中，苣荬菜、猪毛菜和山杏仁吃的最多。

　　山杏是辽西丘陵上，为数不多的几种野生树木之一，树长的不高，叶子比家杏要小，结出的果实也很小，果肉很薄而且很酸，并不好吃，但它的种仁却是宝贝，就是山杏仁也叫苦杏仁。

　　现在的杏仁已经被开发成巨大的产业，所谓“露露”的主要原料一般就是杏仁，据说是高蛋白，还有多种保健功能。然而，谁能相信，我那“吃糠咽菜”的童年里，竟然能经常吃到“杏仁露”，而且不用花钱。

　　那年头的辽西农家，常年吃不到肉，油水也十分少。现代人已经严重过剩的蛋白质、脂肪什么的，那年头的人们却严重缺乏，孩子们个个营养不良。真是穷有穷办法，我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的，用山上野生的苦杏仁来煮汤熬菜，“歪打正着”地给人们找到了补充优质蛋白质和优质脂肪的来路。

　　母亲领着大哥要走很远的山路，才能找到有成片山杏树的地方。成熟的山杏采回来后，要先晾晒，干透的山杏果肉几乎只剩一层皮。我同样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了“砸杏仁”的方法，大大提高了效率。用一块小木方，在上面挖一个小坑，小坑正好放下一个山杏，还要露出一少半。用锥子只须轻轻一砸，干燥的杏肉和杏核就裂开了，但杏仁却没有伤着，捡出杏仁再放进山杏继续砸。母亲和大哥出去采山杏，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孩子就在家负责砸杏仁。

　　母亲把砸出来的山杏仁放到“蒜臼子”里，一点一点地捣碎，捣碎的杏仁挖出来放到锅里加水煮开。先撇出漂浮的褐色杏仁皮，再用水瓢舀起乳白色的“杏仁汤”向上扬起，扬起的汤再落到锅里，就这样一瓢又一瓢地扬着，听母亲说必须要扬够一百下，不然吃了会被“药着”。

　　我后来才知道，山杏仁里有一种有毒物质叫“苦杏仁苷”，人吃了会中毒，但加热后就能分解。原来杏仁汤煮开后要向上扬起一百下，其实是为了加快有毒的苦杏仁苷蒸发。我又是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的这种方法，却又是歪打正着地解决了苦杏仁的解毒问题。

　　用杏仁汤无论熬出什么菜都香极了，吃到嘴里真可以说是回味无穷。最关键的是，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我的先辈们用他们并不丰富的知识，竟然就地取材，仅仅用野菜、山杏仁和粗杂粮，就基本解决了孩子们身体成长所需的最基本营养。而且，没给国家增添一点麻烦，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奇迹。

　　无论是山杏仁还是其他野菜,大都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而且那年头还没有农药污染。人们就在吃野菜时，不知不觉地就治好了很多疾病。比如，猪毛菜可以治疗高血压、苣荬菜可以治疗细菌性痢疾、婆婆丁可以治疗尿路感染、车轱辘菜可以治疗咽喉肿痛等等。

　　大自然真的很伟大！她是一切生命最仁慈、最无私、最智慧的母亲。她为人类早就准备好了最营养、最合理的食物；建造好了最适宜、最安全的环境，并努力地维护着、修复着。只要人类不是过分地贪婪、过分地野蛮、过分地无耻，她就绝不发怒！

　　现在宣传的“保护大自然”，我觉得是把关系搞反了。大自然无时无刻都在“守卫”着人类，根本无须人类的所谓“保护”，只要人类懂得“尊重、敬畏、顺应”大自然就足够了………

　　冰车

　　“辽西往事”之六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辽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河，小河套也不多，但那年头再小的河套里，流淌的水也都是清清的、甜甜的。一到冬天，河套里的冰越积越多、越冻越厚，洁白洁白的冰面光滑、晶莹。孩子们上学的路上，可以用石头随手砸下一小块冰，一边走一边吮着、啃着，顿觉心旷神怡，比现在的“冰点”干净多了。

　　那满满一河套的冰，既能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冰点、还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滑冰场”、更是家里的天然“冰箱”。赶上年景好时，过年家里是要杀一头“年猪”的，父亲就到河套边，用“土篮子”担回大大小小的冰块。把猪肉剁成一块块的，在外屋地的大缸里，一层肉一层冰地码好，上面再压上一大块冰，最后用麻袋盖严实。要炖肉时就从冰块中间抠一块肉，这样，猪肉可以一直存放到来年清明都不坏。

　　冰天雪地、寒风凛冽，并不能阻挡农家孩子们爱玩的天性，实际上，冬天同样不缺少玩具和玩耍的内容。无论男孩女孩、也无论上学放学，或者出去“捡柴火”，都喜欢跑到河套里去打一阵“滑哧溜”。

　　男孩子们在冰上玩的最多的、也是最有乐趣的是抽“冰噶”和滑“冰车”。

　　当然，还有一种带有自虐性质的残酷游戏叫“站冰”。就是两个人或几个人，一起把“棉乌拉鞋”脱了，一起光脚踩在冰冷刺骨的冰面上，比一比，看谁能在冰面上站的时间最长，谁就算赢了。那年头农家孩子都穿不起袜子，脱了鞋就是光脚了。往往为了这个毫无意义的比赛，有时竟把脚底板粘下一块皮。

　　冰噶是类似陀螺一样的玩具，但要在冰面上玩。冰噶做起来并不复杂，但技术要求很高，必须做的特别地圆、特别地匀称，否则是转不起来的。

　　根据自己喜欢的冰噶大小，先找一块粗细合适的木头，用锯子截下一小段。用锋利的小刀，将木头的一端不停地削着转着、转着削着，一直削到又圆又尖。在冰噶的尖头顶端，钉上一枚图钉儿或嵌上一粒滚珠，就是自行车轴承里的小钢球。在冰噶的中间，略微刻出几圈凹槽，用砂纸把冰噶整个打磨光滑，再用蜡笔往顶上和腰上画出各种颜色的线条、花纹，一只漂亮的冰噶就算做好了。

　　冰噶是需要“抽”的，抽就需要鞭子。找一根木棍儿，头上栓一根细皮绳儿，鞭子就算做成了，若没有皮绳儿麻绳儿也行。

　　冰噶的玩法有三种，但都需要先找一片平坦、较大的冰面。

　　一种是用两只手拿着冰噶，使劲地一旋，“冰噶”落到冰面上就飞快地转起来，不时地用鞭子抽一下，冰噶就会不停地一直转下去。另一种是把鞭子紧紧地缠在冰嘎腰周围的凹槽里，另一只手将冰嘎竖立在冰面上，用力一拉鞭子，冰嘎便旋转起来，再用鞭子不时地抽打。其实，“高手”的玩法是不需要用手拿着冰噶使劲一旋，也不需要用鞭子先缠上的，只要将冰噶随便往冰面上一丢，只须轻轻抽一鞭子，躺着的冰噶立马就站起来转个不停，而且能随着鞭子的抽打，不断跳跃着旋转。

　　抽冰噶的游戏，主要是比谁做的冰噶漂亮、谁的冰噶转的时间长、转的花样多。我最难忘的游戏还是做冰车、滑冰车。

　　做冰车也比较简单，主要材料是木头，先找一块椅子面大小的木板，在木板下面钉上两根方木条。在两根木条中间各嵌进去一根铁条，这就算是冰车的“冰刀”了。铁条要用磨石磨得很光滑，铁条的其中一头要比木条长出一小截，而且要磨出倾斜的角度。如果没有铁条，用细的钢筋或粗的铁丝固定在两根木条上，也能起到冰刀的作用，但效果没有铁条好。

　　用两根一尺多长的木棍子，在一头各嵌进去一根大钉子，就做成了两个滑冰车的“冰扎子”。

　　冰车的玩法有两种，一是坐在冰车上，一手紧握一个冰扎子，同时往冰面上一扎一撑，冰车就走了，只是坐着有点使不上劲，速度很慢。二是跪在冰车上滑，速度较快，但跪得时间长了腿发酸。总的来说，这种两条冰刀的冰车速度都不快，主要是年龄小的男孩儿玩。

　　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男孩子是“不稀得”玩的，我们玩的是一种特别的冰车叫“单腿驴”，那“玩意儿”玩起来真是“贼”快、“贼”惊险。单腿驴的玩法与普通冰车有很大不同，既不是坐着也不是跪着，而是“实打实的”蹲着。

　　做单腿驴需要的木头很少，只需要半个板凳面大的一小块木板，这就是单腿驴的“脚踏板”了，由于是蹲着滑行，只要能容下两只脚就行。在脚踏板的后边竖着钉上一块6公分的高木方，前边竖着钉上一块2公分的矮木方。在脚踏板的下面正中间也钉上一块木方，木方的正中间嵌上一块又宽又短的铁板，这就是冰刀，铁板前头要提前截成船头形状的“倾斜”角度，前头露出木方3公分，后头露出木方2公分。要用磨石把铁板打磨的平齐、光滑。

　　用两根二尺多长的木棍子，在一头各嵌进去一根一尺多长、打磨得很尖的铁筋，就做成了滑单腿驴“专用”的两个大“冰钎子”。也可以直接用三尺长多长的钢筋做成两个大冰钎子，也是一头打磨得很尖，但另一头要弯成手柄状。

　　滑单腿驴是很有难度的，绝对不是滑冰车那样简单，需要练习一段时间才能滑的起来，但速度和灵活性不是冰车所能比的。

　　由于是双脚蹲在单脚驴上滑行，所以“上”单腿驴就很需要“窍门”的。先把单腿驴放倒在冰面上，两手紧紧“拄”着两个长长的冰钎子，左脚先轻轻踏上单腿驴，脚后跟落在竖着的高木方上，脚尖顶着矮木方，两手使劲地一拄大冰钎子，单腿驴就站起来了，右脚紧跟上去两脚并拢。两手紧紧握着冰钎子，往冰面上使劲一撑，单腿驴就滑出去“老远”了，冰钎子撑的越频越狠，单腿驴就滑的越快。

　　拐弯时，只用一手撑冰钎子，身体向拐弯方向略一倾斜，冰上会留出漂亮的弧线。到终点时，双脚微微向前抬起，身体后倾，用冰刀的后部直角刹车，技术好的不用冰钎子支撑就能停住。

　　因为单腿驴重量轻，只有一块短短的冰刀还距离冰面很高，人又是蹲着重心也高，所以滑起来速度非常快，在平整冰面上可以达到40公里/小时的速度，一般也在20公里/小时左右，但“平衡性”特别难掌握。

　　我读书的小学校就在河套上游的三队附近，冬天往往都是和几个同学滑着单腿驴上下学的，我们把单腿驴存放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里。

　　上学时由于是上坡，单腿驴滑起来很吃力、也不快。但等到一放学，大伙儿拿上单腿驴，争先恐后地跑到河套边，几个十几个同学一起滑上单腿驴，风驰电掣地呼啸而去，胳肢窝夹着两根大冰钎子，就像一群飞翔的小燕子，场面还是颇为“壮观”的。

　　单腿驴虽然很快、很好玩，但危险性也很大，“撞车”、“追尾”等“事故”经常发生。有一次，我和同学狠狠地撞到一起，我一下摔出去老远，头重重地“磕”在坚硬的冰面上，“轰”地眼前一黑，昏迷了好大一会儿才醒过来。还有一次，一个同学滑的太快“追尾”了，不仅摔的“够呛”，大腿还被冰钎子扎了深深的一个洞，鲜血把棉裤都染红了………

　　碾子

　　“辽西往事”之七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辽西的耕地贫瘠、雨水稀少，旱地作物产量又很低，除去上缴的公粮后，社员能从生产队分回来的口粮很少。那年头的吃饭问题，总是人们压在心里最重的石头。

　　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的人们一年到头要春耕夏锄、秋收打场、碾米碾面、洗衣做饭、打柴挑水、砌墙抹房、养猪喂鸡、缝衣纳鞋、还要养儿育女。农家院里好像有着永远也做不完的活、永远也受不完的累，吃的却永远是高粱、苞米这些粗粮。

　　古人说“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实，老家的人们有谁不知道，把饭吃到嘴里的不容易呢？就拿辽西农家几乎天天吃的秫米来说，从种下一粒高粱籽到把一口秫米饭吃到嘴里，农民们要忙碌十几个劳作环节、要辛苦将近一年的时间

　　刚过了正月十五，人们就开始往大地里运送头年就“沤”好的农家肥，紧接着就要准备开犁种地了。趟地、点种、上粪、压磙子，高粱一种到地里，就盼着老天爷快快下一场“贵如油”的春雨。小苗刚一出来就得忙着间苗，然后就开始一遍一遍地耪地、除草。

　　头戴一顶破草帽、握着锄、弓着腰，在炙热刺眼的阳光下，顺着垄沟子一锄一锄地向前挪着，汗水顺着脸颊和脊背滚落到干燥的沙土里。这就是那年头，辽西农民耪地的情景，那可是真正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啊！

　　秋雨绵绵在诗人眼是浪漫的，在农民眼里却是可怕的。因为到了秋天，高粱“灌浆”后就不需要雨水了，特别需要风和日丽的天气，这就是高粱的“晒红米”阶段，如果这时雨水多，不仅高粱成熟的不好，还有可能发霉，严重影响收成，一年就白干了。

　　中秋节还没到，人们就开始磨镰刀，准备割地了。用镰刀割高粱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要边割边捆扎，高粱茬子还不能留的太高，生手很容易把锋利的镰刀割在自己的小腿上。

　　割倒的“高粱捆”要穗儿朝上竖起来，十几捆竖在一起，形成一个上尖下圆的“金字塔”，翠绿的“塔身”、紫红的“塔尖”，在大地里每隔十来步就有一个，很整齐、很壮观。这就是秋天里，在辽西农村的原野上，总可以看到的景象。

　　在大地里晾晒一个多月后，就要把高粱捆拉到场院里，热火朝天的“打场”会战开始了。

　　先要把高粱穗儿用“掐刀”掐下来，集中到场院中间的硬土地上摊开，用大石头磙子反复碾压，高粱籽就从壳子中落到地上。用三股“木叉”把脱了籽的高粱穗儿挑出去，再用轻快的“木掀”把地上的高粱籽反复扬起，把其中混杂的高粱壳和碎叶子扬出去，这就是“扬场”。扬场以后，就可以装口袋了，但装的还不是高粱米，而是高粱籽。

　　要想把高粱籽变成秫米就要用到“碾子”了，安装碾子的地方叫“碾道”。那年头在辽西农村，碾道是常见的“公共设施”，基本都设在生产队的队部大院里，一般由生产队喂牲口或打更的“老贫农”兼管着。

　　碾道基本都有遮雨的房子，但门窗大都是敞开的，碾子由碾台、碾盘、碾滚、碾架和碾杠组成。碾台是石头搭砌的，上边是一个石头的大碾盘，碾盘中心有竖轴，连着碾架，架中安装碾滚子，碾架上斜插着碾杠，人可以抱着碾杠转圈儿地“推碾子”。碾盘和碾滚上都凿刻着很有规律的纹理，通过碾滚子在碾盘上的来回滚动，能增加碾压粮食时的摩擦力，达到把粮食碾掉皮或碾成面的目的。

　　在南方给粮食脱皮用舂臼，在北方都是用碾子，碾子的效率要高于舂臼，而且同时还能碾面。碾米时要用到“簸箕”、碾面时要用到“筛箩”，还有“小笤帚”同时都要用到。村民们无论谁来碾米、碾面都是很自觉的，人多了要排队、用完了要清扫，绝对不会有意损坏碾道里的任何物件，因为谁家也离不开碾子。

　　高粱籽每碾一遍就要用簸箕“簸”一遍，把高粱籽上的那层皮簸出来，这就是“高粱糠”，去掉糠皮以后就变成高粱米了，也叫秫米。要碾面时，中间还要用筛箩仔细地筛，筛出没有碾碎的米要重新放回到碾盘上继续碾，直至将米全部变成面为止，这碾面多数是针对苞米的。

　　一般的年景里，糠都是用来喂猪的，但灾荒年里人们就必须要连糠皮一起吃，也就省得碾米了，这还不够，还要掺上各种野菜吃。记得有一年，母亲贴的高粱面大饼子总是紫红紫红、梆硬梆硬的，吃到嘴里苦涩的很，这就是带着糠皮碾的高粱面。然而，如果用去掉糠皮以后的高粱米再碾成“秫米面”，却是很好吃的，一般是掺上包米面和小米面当细粮蒸馒头，或者再掺上一点榆树皮面擀面条。

　　每当家里需要碾米、碾面时，父亲都要扛上装满粮食的大口袋，母亲都要拿上簸箕、筛箩和小笤帚，在碾道里一直忙活到掌灯时候才能回家。如果是年跟底下，碾大黄米面准备蒸豆包时，常常是通宵地推碾子，累得腰酸腿疼、头晕眼花。但也不能停下，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呢。

　　碾米、碾面都是很劳累、很烦琐的活，不知道父母要抱着“碾杠”在碾道里推多少圈，才能把高粱籽碾成米、或者把米碾成面。父亲推碾子时，母亲就一下一下地簸簸箕或筛筛箩，父母都累得汗流满面，头发上、衣服上落满面尘。我们几个小孩子有时也跑来碾道玩，大哥那时已经能够推动碾子了，就跟着帮忙，替换一下已累得气喘吁吁的父亲，但我和弟妹却只知道玩，根本不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

　　碾子碾出来的高粱米和碾出来的包米面，做出来的“秫米饭”和“大饼子”，就是那年头辽西农家日常的两大主食。

　　父亲把米扛回家后，母亲在做饭前还要用水瓢先“沙米”，把打场时混进粮食里的沙子沙出来，要不然吃饭时就要咯牙了。沙好的秫米放到锅里，灶坑里架上柴火就可以做饭了。可以焖干饭、可以捞水饭、可以煮米粥。无论干饭、水饭还是粥，还要从锅里盛到盆里，从盆里再盛到碗里，到这时候端起碗，才能用筷子把饭划拉到嘴里。

　　就这样，那年头人们对于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饭、每一口菜，都有着切身的体会，无不是亲手种、亲手收、亲手打、亲手磨、亲手做，用今天的话说叫“控制着食品生产的每一道工序”。可实际上，现代都市的人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食品，完全不知道吃在嘴里五花八门的食品是用什么做的、更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

　　后来，碾道里多了一架高高的“风车”，碾好的粮食倒进风车上面的大漏斗，用手转动摇把，糠就很神奇地从旁边吹出来，米就很神奇地从前面流到大“笸箩”里，省下了人们簸簸箕的力气。

　　再后来，大约在我小学毕业前一年，大队部里安上了老百姓叫的“电碾子”。一时间，五个生产队的人们都扛着口袋来了，排成了长长的一大溜。那东西更神奇，电门轻轻一开，又能碾米又能碾面，一大口袋粮食只要一袋烟的功夫，又碾又簸又筛就全好了，还能直接装进口袋里。以前的碾子、簸箕、筛箩全不用了，一下子省了人们许多的力气。

　　父亲高兴得每次去碾米、碾面时，几乎都领上我们小孩子，让我们大开眼界………

　　放羊

　　“辽西往事”之八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辽西的山上虽然树木不多，但野草却非常多。无论坡坡岗岗，还是沟沟叉叉，到处都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草，真是郁郁青青、姹紫嫣红，有鸡爪子草、狗尾巴草、羊胡子草、牛筋草、鬼针草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草。

　　常言到：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还有一首歌唱：没有花儿香、没有树儿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这些都是说“草”是多么普遍、多么普通、甚至多么低贱。人类本来是离不开草的，以前烧火做饭需要草、现在绿化美化需要草、防治水土流失需要草、喂羊喂牛喂兔子也需要草，其实日常吃的蔬菜也是古人挑选出来的草，就连呼吸的氧气中也有一部分是野草产生的。

　　野草无人种、无人养、无人瞧得起。人类在随便利用草的同时，却又是铲、又是拔、又是“除草剂”，简直是恨之入骨，还有个成语“斩草除根”，真不知道草是怎样把人惹成这样的。可是，无论人类怎样折腾，只要有一点泥土、只要有一缕春风，野草就蓬蓬勃勃地长起来了，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永远也别想铲除没了！

　　我想，这既是因为野草的生命力实在太旺盛，也是因为大自然确实太需要野草。人类却总是不自量力，想把自己狭隘的意志强加给大自然。

　　辽西靠近内蒙，山多草盛的自然条件，使得养羊放牧的传统由来已久。当然，那年头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羊群都是公家的。

　　原来二队也有一百多只羊，由于羊倌嫌太累又嫌工分少，不愿把羊群赶到远处的深山里放牧，羊总是吃不饱就越来越少，后来剩下了六十多只。队长连续更换了几个人都不行，就跑到我家，试着动员父亲去放羊，还连说父亲忠厚、勤劳、积极，一定能把集体财产经管好。实在推脱不开，父亲也就答应了。

　　母亲埋怨父亲别人不愿干，为啥咱要答应。父亲说放羊也很好，每天在大山里转悠，心里清静敞亮，还能顺便打柴火、捡蘑菇，羊还不会像人一样生坏心眼儿，既然答应队长了，就一定要干好。

　　父亲放羊有三个特点：一是出去的早，夏天不到四点父亲就起来了，用凉水擦一把脸，带上干粮就赶着羊群进山了；二是中间不回家，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晌午就在野外随便对付一口吃的；三是晚上赶着羊群回来不空手，不是背着一大捆柴火，就是提着一筐蘑菇或野菜。

　　每到星期天或放暑假，父亲进山放羊时，还常常带上我。

　　清晨，太阳还没有爬出山坳，远处的大山还是黑黢黢的，父亲已经把羊群赶到村外的山路上。父亲在前面挥动着鞭子驱赶羊群，后背上还背着一个破布袋子，我跟在父亲的身后静静地走着。父亲身材高大，虽然背着鼓鼓囊囊的布袋子上山，但走起山路来依然很轻松。

　　山路崎岖，不仅坑坑洼洼、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路面的泥土被雨水冲刷出弯弯曲曲的小沟。路边满是茂盛的野草、野花，都顶着晶莹莹的露珠，起起伏伏地蔓延开来，一直到两侧的山坡上。远处的草坡，好像罩着一层薄薄的白纱，蒙蒙胧胧、缥缥缈缈。因为是雨后的早晨，风儿很小，空气清新得让人陶醉，仰头深深地一吸一呼，凉爽爽、甜丝丝、水润润的空气，似乎能把整个身心都洗涤透了。

　　父亲把羊群赶进南大山的山沟里，在一片大石头前，拿出布袋子里的大粒咸盐，一把一把地抛洒在石头面上。撒完咸盐后，父亲吹了一声口哨，羊群就呼啦一下都围拢上来，争抢着舔食石头上的咸盐。我好奇地问为什么给羊吃咸盐，父亲说，隔一段时间就得给羊吃一次咸盐，要不然羊不上膘还容易闹病。我后来才知道，给羊吃咸盐一是为了增加食欲，二是为了补充矿物质，三是为了杀胃肠里的寄生虫。

　　喂完了咸盐，父亲就选择一面野草特别茂密的大山坡，把羊群往山上一轰就不管了，拿出镰刀忙着砍起了柴火。我问父亲，羊群自己上山走丢了咋办？父亲乐呵呵地说，丢不了，有“头羊”领着呢。父亲接着说，每一个羊群无论大小，都有一只头羊，它是牧羊人精心发现和训练的，头羊不一定是羊群里最高大的，但一定是最聪明的。只要是到过的地方，怎么去、怎么回，头羊都记得很清楚，上一次走到哪儿往回返，下一次肯定错不了。而且，头羊还能领着羊群回家和躲避天敌呢。

　　父亲打柴，我就在山沟的小溪流里，趟着清凉凉的溪水，高兴得一会儿抓蝌蚪、一会儿逮泥鳅，很快就玩过了晌午头。父亲已经砍好了一大堆的“苦丁香”树棵子，并捆扎得结结实实，远远地问我是不是饿了，叫我去捡点干树枝子好做饭。

　　父亲擦擦脸上的汗，从破布袋子里拿出一个铝“饭盒子”和一个大搪瓷缸子，又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米放到饭盒子里，就到溪水边淘米。小米淘好了，又捡过来三块石头，在溪水边摆成三角形状，把饭盒子往石头上一放，再把我捡的干树枝子塞到石头中间，就开始点火煮饭。小米饭很快就好了，父亲就到小溪旁边的野草丛里捡回来几个“草蘑菇”，在溪水里洗一下放到搪瓷缸子里，又把我逮的几条像手指头长的小泥鳅儿也放到搪瓷缸子里，再扔进两颗大盐粒，加上水后开始煮，不大一会儿，一大缸子的蘑菇鱼汤也好了。

　　父亲从旁边的树上，撅下四根直溜的枝条，剥掉外皮，就成了两双又干净又漂亮又带着树枝清香的筷子。我吃着父亲做的金黄黄的小米饭和香喷喷的蘑菇鱼汤，听父亲讲着关于山里的和羊群的事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羊群已经从山坡上回来了，就在小溪边上的树阴里，都爬在草地上休息呢。但这时的羊们并没完全闲着，而是一个个昂着头，下巴一歪一歪地在“磨牙”。我好奇地问是咋回事，父亲说那是羊在“倒嚼”呢，羊有两个胃，在吃草时因为很快，没有嚼碎的草咽到一个胃里，等到休息时返上来，再“细嚼慢咽”到另一个胃里，这也叫“反刍”，是草食动物的特性。

　　吃完晌午饭，父亲又烧了一饭盒子开水凉着，就躺在树阴下的石头板上休息。我却蹲在羊群旁边，傻傻地看着羊们不停地磨牙。

　　现如今，把在野外做饭吃已经叫“野炊”了，据说还是一种很高雅也很复杂的“休闲”活动。虽然我那时根本不懂这些，但跟着父亲在大山里放羊的经历，却是我终生难忘的。

　　太阳压树梢的时候，我跟着父亲赶着羊群回家了。虽然回来走的基本都是下坡路，但父亲背着一大捆湿柴火走路是很沉重的。父亲高大的背影，也被巨大的柴火捆遮挡得只能看到两条忙碌的长腿。

　　自从父亲给生产队放羊以后，羊群里的羊就渐渐地越来越多，而家里的柴火垛也是越烧越高了。直到有一年的夏天，母亲在城里遭遇了车祸。

　　那年头生产队只记工分，几乎不发钱，而农家院里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书本学费却都要钱。实在逼得没办法，母亲就上山采摘一些山杏、山枣什么的，偷偷拿到城里去卖点钱，但干部们管这叫“投机倒把”，也是违反政策的。这天，母亲在城里饿着肚子跑了一整天，才卖完筐子里的山杏，骑着破自行车，昏昏沉沉地急着往家赶。快出城的时候，被一辆大拖挂汽车刮倒了，受了严重的创伤。

　　那天傍晚，父亲依然背这一大捆柴火放羊回来，刚进家门正看到来报信的生产队长。听到噩耗，父亲脸色一下变得灰白，扔下柴火，连身上的尘土都没掸一下就急急地走了。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父亲高大的身材，此时却显得那么清瘦和苍老。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又没有钱又没有车子，也不知道伤势怎样，家里还扔下几个孩子，要走几十里地的夜路，才能赶到城里的医院呀！想象着父亲当时的心情，该多么的心急如焚、多么的痛苦悲愤啊！

　　父母亲突然都不在家了，我们这些孩子好像一下子成了孤儿。大哥当时已经辍学，在生产队里当个“半拉子”社员，但也就只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妹妹当时只有三四岁。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孩子谁也没有吃饭，都做在炕上呆呆地盼着、想着，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就连小妹妹也很懂事地不哭不闹。

　　第二天，大哥到自留地里刨了一点还没长大的地瓜，给弟弟妹妹们做了一顿吃的。大哥还要每天去生产队挣工分，父亲的羊也没人放了。我就拿上鞭子，学着父亲的样子，从生产队的羊圈里赶上羊群，早早地上大南山放羊了。在母亲住院治疗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兄妹就吃了一个多月的烀地瓜，我还替父亲放了一个多月的羊，甚至还有几次是带上弟弟一同去放羊的。

　　中间父亲回来过一次，给我们带回来一些烤熟的嫩苞米。看到孩子们都很好就说，你们的妈妈没有事，就快回家了、就快回家了！终于有一天，父亲陪着母亲真的回家了，我们高兴的一下子都扑上去。

　　虽然母亲的脸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也不漂亮了，但我们终究还都是有妈的孩子，有妈的孩子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地道

　　“辽西往事”之九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有一部电影叫《地道战》，很多人都看过，我也看过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要说我童年时也参加过“挖地道”，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真真切切的。

　　那年头,有一条最高指示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曾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其实，称不称霸跟老百关系不大，粮食也没有真的广积起来，只剩下“深挖洞”成了干部们积极贯彻、农民们身体力行的大事。

　　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召开了全村人参加的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主任亲自传达最高指示，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为粉碎美帝、苏修的原子弹侵略，坚决打好“挖洞”战役，每家至少挖一个地道。人们看到那么大的领导都来讲话了，相信这事一定相当重要、相当严肃，于是大伙儿很快就掀起挖洞高潮。

　　有《地道战》做榜样，人们挖起来既有方向、又有干劲，真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有在自家院子里挖的、有在房后山跟底下挖的、甚至还有在屋子里挖的。挖出来的地道又多种多样，有直的、有弯的、有一个口的、有两个口的、甚至还有曲曲折折多个出入口的。

　　人们除了要挖自家的小地道，还要集体挖生产队的大地道，因为上级说了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各队必须挖个大地道，在关键时候要准备装下全队的人。

　　由于大人们都去生产队参加挖大地道的工作了，自家挖小地道的活其实都落在了孩子们的身上。我家的地道就主要是大哥带领我们几个弟弟妹妹们挖的，位置就在院子东边的“土捱子”底下，也是有两个出入口的。

　　地道的主出入口在土房的东面,这里原来是父亲在土捱子下挖的一个半圆形的柴火洞,有将近一人高,只有不到两米深,是专门用来装“高粱茬子”的。父亲领着大哥在这个大土洞里，斜着向里挖进去七八米深后开始往左挖，又挖进去一米多，但由于土质太硬就暂时搁下了。父亲去参加挖生产队的大地道后，大哥就带领我们开始向右挖。

　　那年头挖地道和《地道战》里的一样，完全都是靠人工，使用的工具也就是镐头、铁锹、土篮子之类的最原始工具，照明也只有煤油灯。一镐一镐地刨、一锹一锹地挖、一土篮子一土篮子地向外拽土，进度很慢。后来，不知道大哥从那里弄来四个碗口大的“轴承”，又找来木板、木棍等，钉了一个有箱斗的小车，用一根大绳子拉着车子向外运土，可比用土篮子运土省劲多了。

　　慢慢的，向右一直挖进出去有十多米深，这期间又挖了两个藏人的“猫耳洞”，还挖了两个放油灯的小耳洞。后来又开始向右拐，继续挖了六七米，有一天突然挖着挖着见到了光亮，终于从菜园子里的土捱子下面挖出了另一个出入口。

　　其实，地道挖的一点也不规范，设在大柴火洞里的主出入口有半人多高，可以“猫着腰”走进去，可是走着走着，等到了另一个出入口时，就只能爬着出来了，地道是挖的越来越小了，可能是后来实在挖不动了。

　　各家的地道挖成后，虽然一直没有派上“防”原子弹的用途，却意想不到地发挥了另一个非常实用、非常奇妙的作用，几乎都成了家家户户的“菜窖”。上冻以前，把大白菜运进地道里，先在地上铺些秫秸，然后一层白菜一层秫秸地码放好，可以存放一冬天不冻不热也不烂。而大萝卜运进地道后，要在地上挖一个大坑，把萝卜码放在坑里，用土厚厚地埋上，同样可以存放一冬天不冻不烂也不“糠”。

　　我记得，家里的地道除了当菜窖，还成了我和弟妹们玩“藏猫猫”的最好地方，经常在里面“摸黑”爬来爬去的。至于生产队挖的大地道，后来做了什么用途，我就不知道了。

　　那年头挖地道的可不止是各家各户，也不止是生产队，原来军队也在挖地道。有那么两年时间，南山后面经常传来隆隆的炮声，听父亲说那是解放军在挖“山洞子”。其实，跟军队挖的地道一比，农民们挖的地道根本算不上什么，别说原子弹，可能连一颗炮弹都抗不住。

　　后来我才知道，军队挖的不叫地道，也不叫山洞子，应该叫“战备工事”，从设计、选址、材料、施工、使用都是军事机密。这样的地道确实能够发挥防轰炸、防辐射、防化学武器的作用。

　　这样的战备工事，在大山深处究竟有多少、究竟有多神秘，我不知道，但我曾经进去过的一个山洞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挖地道两三年以后的事，在一个莺飞草长、山花烂漫的初夏。有一天我跟着父亲上南山里去放羊，父亲突然说要带我到山洞子里看看，我又惊讶又兴奋又向往。

　　我跟随父亲钻过茂密的灌木树丛，攀着岩石和野草，吃力地爬上半山坡，来到一处高耸巨石的侧面，眼前的情景让我立马目瞪口呆。只见一扇两人多高的绿色大铁门矗立着，不知道为什么，门没有完全关闭，敞着一条缝隙，刚好能侧身过去一个人，能看到大铁门足足有一尺多厚，门里面是黑漆漆的山洞。

　　父亲一手拿着一根棍子、一手拿着手电筒先走进去，我也战战兢兢地跟着进去，父亲叫我紧跟着别乱走也别说话，这里面说话的回声特别大。

　　随着父亲手里的手电光亮，我隐约看见山洞里也有两人多高，宽度能并排走四五个人，山洞顶上拉着很粗的电线，有亮晶晶的小“水流”顺着洞壁向地上淌，地面很湿滑。

　　走进大铁门只有十几步远，山洞就向左拐去。又走了几十步突然看到两束光亮，像两个贼亮的大眼睛，吓的我一下从后面抓紧父亲的衣服,父亲告诉我别害怕，那是两个枪眼。走近才发现这是一个圆形的空间，两个枪眼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是扁扁的长方形，顺着枪眼向外看却是不同的方向，左边的枪眼正斜对着山洞的大铁门，右边的枪眼却对着我们刚才爬上来的山坡。父亲说这叫暗堡，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我跟着父亲继续往里走，山洞弯弯曲曲、黑暗幽深、旁边还有几个不知道通向哪里的小洞。凉风飕飕地从山洞深处吹出来，冷得后背直发紧，嘴里上下牙得得地磕着。

　　在每个拐弯的地方都设有一个堡垒，枪眼正对着走来的方向。在山洞里还看到一个很大的蓄水池，里面竟然还真有大半池子水。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几件挖地道的工具和几个空木头箱子。

　　由于手电筒的光线特别弱，在山洞里走了好一会也没有发现其他什么特别的秘密。父亲说山洞越深手电光就越弱了，我们还是出去吧，另外的洞口可能在很远的山那边。

　　我出了山洞后，好大一会才暖和过来。我后来想，父亲真的很有胆量，他一定是提前自己先进去看过，是想带着我进去也练练胆子、长长见识吧………

　　游泳

　　“辽西往事”之十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现在城里人几乎天天洗澡，还经常到游泳馆游泳，但我童年时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洗澡、什么叫游泳。那年头辽西的农家孩子，一年四季只有等到伏天，才能到河套、水库里扑腾扑腾“狗刨”，或者到“电井”里去“扎猛子”。这既算不上真正的游泳，更算不上真正的洗澡，充其量叫“野泳”。

　　炎热的伏天里，孩子们成群结队来到河套边，找水流缓和、水面宽阔、河底沙子较多的地方，用石头和沙子“憋”起一条小水坝，再把里面的沙子多挖出来一些，中间的水也能有半米多深。这一般就是农家女孩儿或年龄小的男孩儿洗澡的好地方，只是这种洗法不能把人洗白，洗完经太阳一晒，只能变得黝黑黝黑的。

　　年龄大的男孩子们又要冒险了，结伴来到生产队的电井边，准备在这里大显身手。这井是生产队为了抗旱浇地，组织社员们专门挖的，距离河套边不远，井沿离着水面有四五米高，井身上安着铁筋做的梯子，因为井边有电水泵和大胶管子抽水，所以我们叫电井。由于井口很大，看上去倒像个圆圆深深的大水池子。

　　大家脱的赤条条的，纷纷跳到井水里，我迟疑了一下也跟着跳下去了，但我一直是靠着井身扑腾，没敢离开梯子太远。这井水足有三四米深，但清澈见底，比河套里的水凉快多了。有几个水性好的都是大头朝下，扎猛子下来的。有个叫学军的大哥水性特别好，他能一个猛子扎下去，从井底捞上来一分钱的硬币，他还曾在危急关头，从电井里、水库里分别救过两个小伙伴的性命。

　　由于生产队多次严厉禁止小孩子到电井里玩，为此孩子们大都挨过父母的打，等到村里修了水库以后，我们基本就不去电井了。

　　本来我的老家没有水库，只有一条河套从村子边上流过，村民们的土房子多数散落在河套的左侧。夏天河水清清，人们就在河套里洗衣、洗澡；冬天冰面莹莹，人们就在河套里滑冰、刨冰。可是，有一年“农业学大寨”正轰轰烈烈的时候，公社革委会突然决定动员全公社的人力、物力要在我们村修一座水库，说这样学大寨就更坚定了。

　　一时间，小村子里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全公社的民兵都来了。大喇叭里，不断广播公社主任的动员讲话和民兵突击队的决心书，以及雄壮的革命歌曲。修水库的会战指挥部，就选在我家前院的张大娘家，因为他们的三个大姑娘都出嫁了，老两口只带着小姑娘住在五间大房子里，而且这里距水库施工现场也比较近。

　　修水库的位置就在我家不远的河套上游，河套两边有山梁对应，山坡上是新修的层层“大寨梯田”。听队干部说，公社革委会选在这里修水库，不仅能实现全公社的耕地“旱涝保收”，而且中间有水库、两侧有梯田，再修上一条引水“渡槽”，能构成一幅“人定胜天”的壮丽景色，特别符合电影里的“大寨”形象。但是，我曾经听到父亲悄悄对母亲说，选在这里修水库很不合适，因为两侧山底下的石头都是糟石砬子，在那上面修大坝会渗水的。

　　我放学后，经常和同学们跑到水库工地上玩。有一次，我们看推土机推土，突然哗啦一声，推土机推破了两个埋在地下的大缸，缸里满是生了绿锈的铜钱，散落了一地。我们跑过去想捡铜钱，被赶来的干部制止，现场被民兵围了起来。但我临走时，却意外地发现脚边有一个半埋在土里的铜钱，我立马捡起来偷偷跑到水边擦洗。泥土洗掉后，看到了足有茶杯底大小、厚厚的大铜钱，我把铜钱往石头上一磕，当的一声变成了两个，原来是紧紧粘在一起了。

　　至今，这两个泛着绿锈的铜钱我已经收藏了40多年，但上面的字符还是没搞清楚，更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后来听说，挖出来的两大缸古代铜钱，都被熔化后做成了水库“泄洪闸”的什么部件，因为当时公社主任正为找不到足够的铜而发脾气，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正好可以“古为今用”。

　　修水库时，我们小学生也参加了。当时大坝坡上要修八个大字的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公社的八个小学校正好各负责一个字，我们学校负责那个“是”字。大字完全要用碎石子码起来，提前有人已经在坡上按照字的笔画挖出了沟槽，小孩子们只要从很远的采石场，把白色的碎石子用土篮子抬来，再一点一点抬到大坝的坡上，码满各个沟槽就行了。

　　水库整整修了一年多，这期间发生过一次大事故，有一个民兵突击队战士被滑坡的土石砸伤牺牲了。会战指挥部还专门开了大会，公社主任讲话说，牺牲的民兵比泰山还重。

　　水库修好以后，真的在大坝外面横跨河套，还修了一条高高的引水渡槽，但从来没有用它真的引水浇过耕地。因为涝天水太多，耕地不用浇，而水库却必须要泄洪，否则下游的村民就很危险。旱天耕地急需浇水时，水库的水又都从坝底慢慢渗走了，剩下的一点水最深处虽然也有五六米，但根本无法引到渡槽里，只能当做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大游泳池。

　　自从有了水库，我们夏天就有了最好的玩耍去处。水库不仅水面宽阔，而且由于水底是缓慢、整齐的斜坡，危险性减小，大人们也就不太在意小孩子洗澡、游泳了。最热的三伏天里，我和同学们几乎天天都到水库里扑腾，大家玩起来花样翻新、各显本领，但我一直就是狗刨，始终没有学会别的。

　　这样的美好时光却只持续了两个夏天，水库修起来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十分凄惨的事。一个打柴人说，上午在山上看见有个穿米黄色上衣、黑裤子的人慢慢走进水库里，却再也没见走出来。

　　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水库边去看，几个年轻人腰里系着长长的绳子，正按照打柴人指点的位置，钻到水里去打捞。大人们静静地看着、孩子们跑前跑后的嬉闹着。一直打捞到下午五点多种，随着一个老女人撕心裂肺的号叫，有人喊捞上来了。

　　水库边上，人们自动围成了一个圆圈儿，中间有个可怜的女孩儿静静地、直直地仰面躺着，只有一个老女人伏在她身边哀号，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乌黑的长发湿漉漉地盖在女孩儿的面庞上，米黄色旧衬衫、黑色裤子湿漉漉地裹着女孩儿的身子，一只脚穿着黑色拉带布鞋，另一只脚鞋没了，只穿着打了补丁的袜子。

　　人群外，有一个老头子远远地蹲在那里，低着头抽着长长的旱烟袋，听说他就是女孩儿的父亲。本来女孩儿已经有了喜欢的对象，他却坚持要把女孩儿嫁给大队一个什么干部，女孩儿不从他就又打又骂，还把女孩儿关在地道里不给饭吃。当绝望的女孩儿，奋力地推开堵着地道口的大石头时，就默默地走向了村边的水库。

　　从此以后，小孩子们再也不敢到水库里洗澡、游泳了………

　　知青

　　“辽西往事”之十一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知青”，不仅是“知识青年”的简称，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名词。知青，只属于中国那个特殊年代、只属于那个年代的那个特殊群体。因为，知识青年什么时候都有，但知青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

　　知青，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青年，但时代所赋予的意义，又远远超过知识青年。他们有的人，甚至连初中、高中还没读完，算不上真正有知识；他们有的人，甚至只有十四五岁，算不上真正是青年。

　　然而，知青所经历的劳动和生活、所背负的使命和责任、所承受的苦难和沧桑、所产生的影响和震撼，绝不仅仅是一般的知识青年就能担当的。

　　我最早见到知青时还没上小学，那其实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准”知青，是从城里到我们村搞“串联”的“红卫兵”。记得在我家就住了四个，都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儿，总共住了六七天。母亲叫大哥也挤到东屋去住，腾出西屋专门给这些“小将们”住。

　　这些小将们都戴着军帽、扎着皮带、戴着红袖标，手里还拿着“红宝书”。她们来到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在农民中间唱歌跳舞、宣讲“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我家的小院儿热闹起来了，这些女孩儿像快乐的小鸟，整天出出进进、歌声嘹亮，好像屋里屋外的颜色都一下子变得明亮了。

　　母亲要小孩子叫她们小姨，而小姨们好像也很喜欢我们，主动带着做游戏、讲故事，还让我们到她们住的西屋里玩。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小镜子、香胰子和雪花膏，第一次闻到屋里那种特别美妙的香味，而且这香味在她们走后很长时间还有。

　　其中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儿，特别活泼也特别淘气。有一天，她蹦蹦跳跳地把一盆洗脸水全泼在菜园子里，虽然那水的胰子味很香，但生菜叶却不好吃了，母亲很生气。她忙跑过来赔不是，还组织其他人，在院子里举着毛主席像，给我们全家跳“忠字舞”看，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很快，她就和母亲相处的最好了，红卫兵们走后很长时间，母亲还在念叨她，我也很想念那些小姨们。

　　终于有一天，“上山下乡”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真正的知青们来了，要在老家这个小山沟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了。

　　村里还专门盖了“青年点”，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经常跑到那里玩。知青们有男有女，和生产队的农民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但并不到农民家里吃饭，青年点有自己的食堂。

　　开饭的时候，知青们就三三两两地端着碗，到外面吃。见到小孩子，就逗着玩，还从碗里给我们夹好吃的，有粉条、有鸡蛋、甚至还有肉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能看到和尝到的就只有白菜、萝卜、土豆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青年点开饭的时候，却总是只有咸菜和红豆腐乳了。有的知青干脆把两个包米面大饼子用筷子一串，再把红豆腐乳串在顶上，举着到外面边走边吃。我吃过几次红豆腐乳后，就再也不要了，实在太咸，后来我们也就不去青年点玩了。

　　在青年点里，有一个和大哥要好的朋友，经常到我家玩。那是一个很斯文的小伙子，留着长长的头发，戴着大眼镜子，总是背着一个绿挎包，常常见他从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大书，一看就是很长时间。冬天里，他还总喜欢围着一条用绿军毯裁剪的大“围脖”。

　　有一次，我偷偷打开他的挎包，看见里面除了那本大书外，就只有一把小菜刀，其他什么也没有。我问大哥，为什么绿挎包里有菜刀？大哥说那是留着与其他村的知青“打群架”用的。

　　到了后来，青年点里知青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越来越困难。农民再穷还有点“自留地”，有自家的菜院子、有自家的鸡和猪，但知青们什么也没有，什么也吃不到。

　　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城里的家，窝在这样一个闭塞的穷山沟里，每天干着又脏又累的农活、啃着粗陋的大饼子和黑糊糊的咸菜疙瘩，没有任何娱乐、看不到任何希望，如果是换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早就抑郁或疯狂了。

　　知青们馋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开始偷村民树上的水果、菜园子里的青菜，还偷鸡偷狗，惹的村民常常跑到青年点和大队部告状。知青受到处分后就怨恨村民，知青和村民的关系就越来越坏，甚至双方打群架的事也偶有发生。

　　有一次，村里发生了一件很荒唐的事。

　　有两个知青特别想吃猪肉，实在馋得不行，就想偷村民的猪吃，但整头猪偷来肯定是不敢了，两人就商量了一个“好”办法。

　　猪喜欢晒太阳、还喜欢挠痒痒。他们就一个人给猪不停地挠痒痒，另一个人悄悄地掏出锋利的小刀子，轻轻捏着猪的一只耳朵提起来，再把刀子慢慢贴在猪耳朵跟上，猛地一旋，猪耳朵就被割下来了。猪嗷的一声窜起来，号叫着逃回家。他们两人拎着一只猪耳朵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村外的河套边，捡了一些干树枝子，开始准备烧烤猪耳朵吃。

　　猪耳朵刚烤熟，两人还没来得及吃，好几个村民就举着扁担追来了，两人扔下烤得黑糊糊的猪耳朵，就往山沟里狂奔。最后，还是大队书记亲自出面，才平息了这起风波。

　　还有一次，大约是在知青返城前的一两年，村里发生了一件更加荒唐的事。

　　每到秋天，生产队都要安排几个人“看青”，就是轮流看护快要成熟的庄稼，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农业生产，其实就是防备村民偷粮食。

　　村里有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子，平时吊儿郎当、流里流气，眼睛总像没睡醒，只有看见大姑娘小媳妇时，眼睛才突然变得贼亮贼亮的。因为生产队人手不够，他也被派去看青了。

　　这天下午，他拿着一把镰刀在庄稼地头溜达，突然看见小路上走过来青年点的一个女知青，这是一个身材不高、体格柔弱的姑娘。老光棍就凑上去嬉皮笑脸地调戏，姑娘躲闪不及，被他狠狠地摁倒在草棵子里。无论姑娘怎样挣扎、怎样呼救、怎样哀求都无济于事，还是被这个恶棍扒去了衣服。

　　眼看着在劫难逃，姑娘却突然不喊也不动了。她微微一笑说，大叔你别急呀，我的衣服也被你脱光了，我也不能跑了，你也脱了衣服才能行呀。这个恶棍一听乐得一下跳起来，几下把衣服脱的只剩一件背心。姑娘说，你得都脱了，穿着背心也不方便。当这个恶棍两手扯着背心向上脱，背心刚好遮盖住脸的一瞬间，姑娘飞快地抓起地上的镰刀，照着他那根早就竖起来的半截“臊肠子”猛地一砍。姑娘扔下镰刀，光着身子就跑到大队部自首了。

　　村里一下来了很多公安，也调查了很久。全公社的人们都知道了，那个老光棍是从根儿上被砍掉后，当场呜呼的。后来，听说女知青被按照防卫过当，判二缓二了。这件事对知青和村民的震动都很大，人们纷纷议论那个女知青。谁也没有想到，柔弱的小姑娘，竟然是那样的聪明、沉着和刚烈………

　　高考

　　“辽西往事”之十二

　　任丽秋

　　我的老家在辽西，我童年那些星星点点的记忆，就散落在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每年的六月七日，最能牵动人们神经的大事莫过于高考。十年寒窗、金榜题名，高考成为改变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为激活许多人灵感的关键点。学生们为高考疯狂复习、老师们为高考疯狂办班、父母们为高考疯狂忙碌、商家们为高考疯狂促销。现如今，高考已经成为一个疯狂的产业、一种疯狂的经济。

　　但是，我所经历的高考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十年动乱”结束那年我刚上初中，高中毕业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我对自己参加的那次高考，记忆得特别深。

　　那年头，没有什么高价辅导材料、更没有什么收费补习班。学生复习基本靠啃透书本、老师辅导完全是主动义务，有一点复习资料也都是老师们亲手刻印的。我那时候上学怎样学习、高考怎样准备、志愿怎样填报，根本没有告诉父母，因为父母都没文化，说了也不懂得，反而让他们着急上火。当然，我也根本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唯一的理想就是离开穷山沟、当个城里人。

　　参加高考的前一天，学校给考生放假。老师说回家要好好准备准备，叫父母给做点好吃的，晚上早点儿睡觉，早晨八点正式开考，要求提前半小时赶到考场。

　　我回到家一切照常，并没有对父母说第二天要高考了，我只是特意检修了一下每天骑着上学的破自行车。晚上我早早上炕睡觉，却迟迟睡不着，越着急越睡不着，一直折腾到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清晨五点，父亲照例喊我起来吃饭上学。我念高中那两年，由于母亲身体不好，一直都是父亲给我准备早饭。早饭也依旧是包米面大饼子、秫米稀粥、咸菜疙瘩。

　　五点半，我准时骑上自行车出发，每天我都要骑车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城里的“一高”，赶上七点钟的早自习。今天虽然没有早自习，但老师要求提前半小时到考场，而作为考场的那所学校比我上学的高中还要远一些，更要抓紧。

　　那年头的高考是在七月七日，正是天热的时候。好在头一天刚刚下过一场中雨，早晨空气很新鲜，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还不算很热，我把自行车骑的飞快。

　　我赶到那所学校时，一打听才七点刚过。不算平坦的沙土操场上有一些积水，围墙边上的柳树绿叶婆娑。考生们已经到了很多，都在低头看着书。我找到考场位置后，也赶紧拿出随身带的课本，蹲在柳树底下“临阵磨枪”。

　　八点钟准时进入考场，开始接受决定前途命运的严肃考验。

　　中午，我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国营饭店，狠狠心花了一毛钱，本打算买两个馒头，因为没有粮票没买成，就向柜台里的两个胖大姨买了一碗豆腐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豆腐脑，白白嫩嫩颤颤的豆腐脑上，浇着香香浓浓稠稠的褐色卤汁，里面还有鸡蛋花，我不知道这卤汁是用什么做的，只记得好吃极了。

　　两天的高考，我基本算是发挥正常，出现的两个问题也都在预料之中。一是英语考试，我只在试卷上写了姓名、考号、学校，完全是交的白卷；二是语文考试，基础知识部分的汉语拼音试题，我都没答好，但这两个问题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英语交白卷，是因为我压根儿没学过英语。我初中是在农场的中学读的，那是一所简陋的农村初级中学，从来没有开过英语课，也根本没有英语老师，我甚至不知道英语是什么。在我初中毕业的头一年，学校才准备开设英语课程，专门选派校长的女儿到省城进修英语，回来要当英语老师，但我那一届学生已经赶不上了。

　　我初中毕业时，两个毕业班七十多人，只有三个学生考上高中，一个女生考上重点，我和另外一个女生考上普高。来到城里的高中，一上英语课我就傻了，完全就像听天书。老师看我实在不行，就劝说别浪费时间了，拿着其他课本找僻静的地方自学吧。就这样，我高中学的课程比城里的同学们整整少了一科。

　　至于汉语拼音的问题，则更加历史悠久。我的小学就在老家的小山村里读的，那是一所只有五六间教室、六七个老师，更加简陋的农村小学校。

　　我上小学时，又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贫代表”刚刚进驻学校、老师也刚刚摘下“高帽”回到学校，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学校原来是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个班级一个老师。但是，我上小学的那一年学生特别多，一年级只好编了两个班，这一下老师又不够了。

　　校长跑去请示大队书记，大队书记一番搜肠刮肚，才从全村的社员里找到了一个姓杨的“文化人”，据说还会汉语拼音，就被紧急调到小学校担任老师。

　　那年头的小学老师既是班主任，也是语文、算术老师。杨老师被安排教我所在的一年二班，而一年一班是姓周的女老师。

　　语文课一开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杨老师有四十多岁，虽然胡子拉碴、声音沙哑含混，但教起课来还是很认真的，他领着学生们大声地朗读着，a、o、e、i、u、ü。很快的，26个拼音字母就学完了。接着，杨老师又教学生们学习复韵母。

　　半个学期很快过去，期中考试到来了。学校要求两个一年级的老师交叉监考，杨老师到一班，周老师到我们二班。

　　我是第一次这样近的看周老师，她穿着蓝色的小翻领制服，身材苗条、举止文雅、声音清润甜美。两条乌黑的大辫子，白净端庄的瓜子脸，一双毛莹莹的大眼睛。每当她读完一句书时，长长的眼睫毛就向上一扬，用柔柔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不知为什么，萌生了一种蒙蒙胧胧的亲近感和依恋感。

　　考试一开始就是听写26个拼音字母，周老师静静地读着a、o、e、i、u、ü，我低着头、仔细地听着、认真地写着。

　　接着是听写复韵母，周老师同样静静地读着ao、ou、iu。我吃惊地抬起头，同学们也都抬起头，一脸茫然地看着周老师。周老师又读了两遍，学生们还是呆呆地看着，谁也不会写。周老师一看大家都不会写，就拿起粉笔在黑板写上ao、ou、iu。我们一看纷纷说，周老师，那不念“凹”、“欧”、“悠”，我们杨老师说那念“啊窝”、“窝屋”、“衣屋”。周老师一听，连忙在黑板又写上ang，问这念什么？学生们大声地回答“啊呐哥”。周老师听到这，对学生们说，大家先在教室里安静地等一下，说着就走了出去。

　　很快校长就来了，对学生们说，今天的考试到此结束，大家可以放学了。第二天上学，再也没有看见杨老师，周老师兼任了一年二班的语文课，开始重新教我们学习汉语拼音，校长兼任算术课和班主任。

　　后来听别人说，那个杨老师其实是四队放羊的“羊倌”，只是在解放前读过满洲国的“高小”，他所会的拼音只是旧中国使用的“国音标注字符”，有点像汉字偏旁部首的一种符号，根本不是新中国推行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他教我们的26个拼音字母，还是偷偷跟另一个老师现学的，但他自作聪明，以为复韵母就是把单韵母合起来念就行了。

　　无论周老师怎样反复地纠正，我的汉语拼音总是记不准、总是受以前的荒唐读法影响，可见小时候初次学到的东西有多么牢固。周老师见我实在不行，就叫我星期天去她家，要再给我辅导辅导。

　　我找到她家时，周老师正在外屋地的水缸旁，带着两个三四岁、黑不溜秋、很丑很淘气的小男孩吃饭。水缸盖子上有半盆秫米饭，有一把清白的大葱、一碟大酱和一碟萝卜咸菜。她见我来了，朝我微微一笑，就说让我等一会儿。

　　我站在屋门口，看到里屋的炕上坐着一个又黑又胖而且更丑的男人，正在炕桌旁喝酒啃鸡爪子。见我来了，那男人就用发红的小眼睛瞪了一下，我心里一激灵，赶紧退到周老师身后。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对周老师说，老师您忙，我改天再来吧，说完就赶忙跑了，而且从此再也没去周老师家。

　　我曾经带着疑惑问母亲，周老师那么漂亮为什么有那么又丑又凶的男人。母亲说周老师是城里来的老“三届”知青，家里成分不好，下乡到我们村被老包家看上了，就强迫周老师嫁给包家老五，由于包家哥们多有势力，又和大队干部关系好，周老师实在惹不起，就违心地跟了那人，但那人粗野得狠，喝醉酒经常打周老师………

　　作者姓名：任丽秋

　　作者简介：我生长在辽西山村，工作在辽河油田。依据自己童年的生活，撰写散

　　文《辽西往事》12篇，努力呈现那个年代的民俗和童趣，字词虽然粗陋，确是亲

　　身经历和真情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