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园楼里的闹心事

　　《单园楼里的闹心事》

　　(散文)

　　张玉堂

　　城镇化的浪潮里，县城的高楼像雨后春笋般在平地上拔节，而一座座大杂院仍在东南西北的居民区里扎着深根。新旧楼宇交织错落，棚户区改造的锤声与县城边界的拓荒声，给了无数农民进城的契机，却也掏空了他们大半辈子攥出褶皱的积蓄。这些大杂院，给钢筋水泥的城市添了几分蒸腾的烟火气，也藏着新旧碰撞的磕绊——院里的是是非非，便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悄然滋长。

　　农民曾是中国人口的主力军，在乡下有自己的土地，那便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改革开放撕开了时代的口子：集体经济的版图里生出了私有制的枝芽，干部们闯商海，工人们在改制潮里浮沉，农民们也放下锄头，把脚印印进城市的街巷。从此“务工”替代了“务农”，他们在城镇的生计场里讨生活，农村的土地渐渐荒成了野草的地盘，而他们的背影，始终在城市的晨光与暮色里奔波。

　　别的院子我不熟悉，府东大院的光景却看得真切。这里住着几拨人：有棚户区改造后搬来的老住户，带着老关东那股子碾不碎的韧劲；有城镇职工，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像檐角滴落的雨；更多的是煤矿工人，还有像老刘这样，揣着半生积蓄进城买房的农民工。人一杂，经济状况、营生手段便千差万别，人心更是如院角的树叶，一片一个模样，风一吹就各有各的摆法。

　　我住府东院A5号1单元二楼，东户是从北底山搬来的老刘。修高铁占了他家的地，140万补偿款揣在怀里时，他大概以为握住了好日子的把柄。在城里买了套104平米的二手房，三居室却被三代九口人撑得满满当当——老两口、大儿子夫妇和一对扎羊角辫的双胞胎孙女，二儿子夫妇带着俩虎头虎脑的孙子。城里不比乡下，没了土地做靠山，大儿子和二儿子只好扛着行李外出打工，二儿媳守着孩子，每天在学校与家之间踩出固定的脚印。老刘的老伴除了照管大孙子辈的双胞胎，还得围着灶台转，张罗一大家人的饭食。老刘两口子便起早贪黑，在垃圾堆、垃圾桶里“淘金”。单元门口渐渐堆起了小山似的废品，夏日里酸馊味顺着风钻进每家窗户，院里人进出都得捂着鼻子绕着走。社区来劝过几次，终究是没辙——他要活着，要供一家人嚼谷，不捡这些，在城里咋立足呢？

　　院里的事，说大不大，说小却磨人。一单元四楼和五楼，原本是见了面能笑着递根烟的邻里，就因五楼俩半大的孙女在楼上跑跳打闹，咚咚的声响像砸在四楼的心上，一来二去，口角便成了楼道里常飘的声儿。

　　三单元五楼的农民工小王，年纪轻轻的，不知怎地就被车撞了。人没了，只留下孤儿寡母，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守着念想，窗台上的绿萝枯了又枯，像没人疼的孩子。

　　四单元有户人家，喝多了酒就红着眼闹事，被公安带走时，楼道里还飘着呛人的酒气，混着摔碎的酒瓶碴子。二号楼更热闹些：有人凑着打麻将赌钱，牌桌一拍能震落墙皮；有人沾了毒品，最后被铐走时，脸白得像张纸，都被抓了现行。

　　单园楼里的事，真真是五花八门。桩桩件件，都是日子里的褶皱，熨不平，展不开，藏着寻常人的苦与难，也裹着烟火人间的杂与乱。

　　二〇二五年八月七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