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益友（深切缅怀尹页镶先生）

　　2025年1月25日，农历龙年腊月二十六日傍晚，我和爱人从上海回到了永新。听说尹页镶先生病重，晚饭后我们就急匆匆的来到他家，走到他的床前。

　　当我看到斜躺在床上瘦骨嶙峋、容貌变形的页镶君时，喊了声“尹主任”后，嗓子眼就堵住了，泪水盈满了眼眶，硬邦邦地站立在他的床前，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就是英俊挺拔、风流倜傥的尹页镶主任？

　　我和他长时间地互望后，只见他有气无力的对我说：“没想到吧？”我赶紧扭过头去，极力控制住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这时正好他儿子女儿还有弟弟内弟都走进房来，我们都很熟悉，在同他们招呼后，心情逐渐平息下来，泪水才没有掉下来。

　　2025年2月6日，农历蛇年正月初九，我和爱人要返回上海，又一次来到尹主任的床前，正好他大女儿在帮他翻身擦洗，看到他的双足瘦得像两根细长的竹杆，心疼不已。他爱人欧阳老师告诉我说：“现在他瘦得只剩下70多斤了”。

　　我握住他的双手想安慰几句，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见他喃喃地说：“兄弟一场，生离死别”。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任它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和爱人离开尹主任家，驱车来到吉安的住所，第二天我俩心照不宣地决定：我留在吉安再住一段时间，她一个人返回上海。

　　农历正月十九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我耳边响起，只听到欧阳老师带着哭腔的声音说，页镶昨天晚上走了。顿时，一股电流般的悲痛袭遍我的全身！早餐后我把这个噩耗告诉了同在吉安居住的杜兴华同学。

　　我和杜兴华怀着沉重的心情驱车回到了永新，一起参加了尹主任的葬礼，第二天送他上山。

　　我和尹页镶先生的相识是在1980年暑假，那年我师范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县文教局工会组织全县部分老师上庐山旅游。那时我在才丰清塘小学任教，尹页镶在县教研室任小学数学教研员，我俩都参加了这次旅游。上庐山的第二天，也许是由于人多，领导让大家在庐山自由结伴游览。由于我刚参加工作，来旅游的绝大多数是老教师，没有一个熟人。

　　早餐后，随大家走出宾馆，到了庐山牯岭街上，大家就三三两两分散结伴而行了。我无意中跟在一群人（三女一男，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的后面，见我老是尾随他们，男的转过身来亲切的对我说：是永新来的老师吧，那我们一块儿走。我感激的点了点头。

　　我们从牯岭街游到如琴湖，从花径来到美庐别墅，又从美庐别墅游到庐山会议旧址，最后来到含鄱口脚下的一块大草坪上休息，沿途这个男人不断在关照着大家，帮她们背包，叮嘱大家要看清脚下的路，不要摔倒。

　　休息了二十分钟左右，那个男的提议上含鄱口游览，三个女的（其中最年轻的那个是他的爱人欧阳老师）都说累了，实在走不动了。最后协商我们两个男的上含鄱口去观景，她们在草坪上边休息边等我们。

　　我们两人边走边聊。开始我有些拘谨，也有些紧张，但不一会儿就打消了顾虑。因为他对我这个年轻老师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轻视和嫌弃，我们聊得十分投机，就像老朋友一样，交流没有半点隔阂。

　　他三十来岁，个子稍高，身材挺拔，相貌和善，衣着得体，言谈举止谦和热情，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好像都要经过思索后才开口，给人一种稳重踏实之感。

　　他告诉我他叫尹页镶，在县教研室工作，属狗。我万万没想到他是文教局的干部，还这么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这也许就是我们一见如故的根本原因。

　　我也属狗，估摸他比我大十二岁，就笑着对他说，那我叫您叔叔吧？他回过头来微笑的看着我，想了想说，还是叫哥哥好。

　　到了含鄱口景区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两人都饥肠辘辘，赶紧找了一家小饭店，点了三四盘菜还买了一瓶酒。当店主把菜端上来，望着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菜肴时，他说，“这么好的菜我应该去叫她们一起来吃，你在这里等一下”。当时我傻眼了，虽然饥饿难耐但又不好反对，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跑下山去。顿时，我心中不由生起一种敬佩之情，觉得他是个好人，是个时时想着别人的好人！

　　我和尹页镶先生的交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

　　1986年9月我被提拔为中心小学副校长，并担任乡镇中心辅导站站长。尹页镶任县教研室副主任兼小学数学教研员，主管小学部。由于业务关系，我们的来往逐渐多了起来。

　　由于自己教龄不长，对教学研究这块还很生疏，要做好中心辅导站站长这个职位，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接触尹页镶先生后，我发现他平易近人，很有耐心，每次都像兄长一样对我悉心的指导，加之我们学校离文教局比较近，所以我跑教研室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教学教研能力也有点滴进步！

　　我开始尝试写教学教研文章，每当在教学中有所收获就记录下来，累积到一定的时候我就动手写作，每写好一篇文章，我都会送给他帮我指正。他指点后总是鼓励我把文章投到教育杂志社去，有几篇文章竟然在《吉安教育》上发表了，我很高兴，也对他深深的感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学教研活动蓬勃发展，全国各地经常举行“语文、数学佳课赛”，每当有教学教研会议或听课评课活动，尹主任都会下通知到我学校点名要我参加，跟着他全县，全省甚至全国参加教研学术会议和听课评课活动，到处看世界、观风景、吃吃喝喝，十分惬意。

　　从此以后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心里永远清楚：尹页镶先生不但是我的益友，更是我敬重的良师。虽然他要求我俩以兄弟相称，可人前人后我都叫他“尹主任”。

　　1988年9月我被任命为中心小学校长。虽然工作职位变了，具体工作从之前以全乡的教学教研工作为主，辅助校长管理学校工作为辅转变成以学校管理工作为主，虽然业务上接触有所减少，但是我与尹主任的关系却越来越好，到了无话不说，亲密无间的程度。

　　后来，我去教育局的次数多了，无论是开会、办事、抑或向局长汇报工作，我都会去尹主任家（那时他家住在教育局的职工宿舍里）聊聊天，说说话。有时到了吃饭时间他和他爱人都会热情地挽留我在他家吃饭。在饭桌上每当我提及工作上遇到的难事时，他总是事无巨细的帮我分析并给出处理方法，更进一步的让我感受到他对我真正的“好”！跟着他我不但在教学业务上有所收获，在学校管理上也得心应手，多次荣获县“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全县十佳校长”光荣称号，学校也荣获吉安地区“星级学校”。

　　有一年，教研室缺少一名小学数学教研员，他问我愿不愿意来教研室工作，我当然愿意！后来他向教研室主任推荐，主任要求我去征得局长同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局长办公室，说出了想辞去校长职务请求调入教研室工作的想法，局长听完后说，我们培养你做校长，主要是看到你年轻，锻炼你独挡一面的能力，一个乡镇中心小学就像一个“小教育局”，管理好一个乡八九所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岗位很重要，为什么要调教研室？我知道局长不同意，就把局长的原话告诉了尹主任，他也没说什么。不久后，尹主任把一本红彤彤的证书送到我手上，教研室聘请我为小学数学“兼职教研员”。这份荣誉和信任是尹主任力争得来的，我心里非常感谢他！

　　接触越久越感觉尹主任是一个地道的好人，真正的仁者。他对家人，对朋友，甚至对教育界最草根的民办代课老师，他都好得让人如沐春风，帮助得令人心生敬佩。

　　东路山区学校的一个民办教师，也许是家境贫穷，九十年代我经常在尹主任家碰到他，每次吃完饭回去时，总要向尹主任借个几十元上百元。借完钱后尹主任总是问他够不够，他总是带着感激涕零的表情连连点头说：“够了，够了！”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作为夫妻都是教育界的老师，收入并不高，而且还有三个孩子在学校读书，日子应该是比较拮据，每次借完钱给别人，自己都要节衣缩食一段时间。但他总是那么大方，从无怨言，反而内心感觉非常踏实，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非常值得，爱人欧阳老师也很支持他。

　　西路片一个山区学校的民办教师陈雨仔，也是尹主任家的常客，我经常在尹主任家碰到他。他经常对我说，他这一生最为幸运的事情，便是遇见了尹页镶主任这样的好人。作为一个山区教学点的民办教师，能够评上全国“优秀教师”，成为乡镇中心小学校长，没有尹主任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我永远不可能实现。

　　尹主任他们夫妻二人，恰似并蒂莲花，在岁月长河中同沐风雨，相互依偎，相互支持，共同抚养着一男二女三个孩子。我同他们相识相交几十年，从未见过他们之间红过脸，吵过架。

　　尹主任退休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成为永新县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多次在全市乒乓球比赛中获奖。他还参加县关工委对中小学生宣讲团，每年不定期深入学校宣讲党史，英雄人物故事，受到学校师生的好评。

　　除了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外，他还练习书法，创作文章。前几年他写的《我是个幸福的人》在江西老年人杂志上发表，我认真拜读了好几遍。

　　是啊，由于他们夫妇品行高尚，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三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事业有成，生活富裕。儿子在深圳自己创办了一家公司，大女儿在厦门工作，次女儿在井冈山建设银行做行长。他不但自己一生事业有成，儿女也是行业精英。他在文章中写到：我和老伴冬天去深圳生活，夏季上井冈山，春秋两季或永新或厦门。每天打打乒乓球，练练毛笔字，读读书写点文字，生活既充实又丰富，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如今，尹页镶主任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坚强乐观，他的助人为乐精神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现在和将来的每个时刻，一旦回忆起与他相处的时光，那些温暖的瞬间便涌上心头。我明白，对尹主任的思念和彼此的情谊，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浓厚。

　　尹主任，祝愿您在天国一切安好！

　　龙光荣写于海南岛龙沫湾双隆酒店。